重走《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调研路-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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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02/23 16:07:50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重走《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调研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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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长沙橘子洲头,青年毛泽东艺术塑像目光坚毅望向远方,眉头微微皱起。

  97年前,33岁的毛泽东尽管“做了四个月的农民运动”,却发现自己对农民运动的了解“是异常肤浅的,一点不深刻”。

  于是,他冒着深冬的严寒回到家乡湖南,辗转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寻找答案。历时32天,行程700余公里,一万七千余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成为调查研究的经典。

  回望百年奋斗史,调查研究是共产党人的传家宝。刚刚过去的2023年,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

  对于成长在网络时代的当代青年,调查研究是陌生的。为什么要重视调研?去哪里调研?怎么做好调研?

  这个冬天,新华社湖南分社“90后记者调研行”的3名青年记者,踏上了青年毛泽东走过的调研之路。他们寻访旧址、叩开农家,走进历史又回到当下,在时光交错中找到了青春的答案——

  我们以一段特殊的行程,为2023年画上了句号。

  湘潭县、湘乡市、衡山县、醴陵市、长沙县……我们花了近一个月,走完了一段镌刻在历史深处的调研路。

  一路前行,一路思考,在田间地头,在农家屋场,不断寻找历史的印迹,试图解开心中关于“调查研究”的困惑。我们一次次“遇见”了97年前的那位“同龄人”——33岁的青年毛泽东,帮助我们找到了答案。

  2023年11月17日,记者在韶山市韶北村采访农户。杨雷 摄

  走到“树下” 遇见群众

  出发的第一天,我们遇见了一棵700多年的白果树。

  1927年1月5日,正是湖南最寒冷的时节,毛泽东在湘潭县城考察后步行来到韶山银田寺。

  在这棵白果树下,他向社会各界200多名代表做了形势分析和动员演讲,随后在银田寺白庙的正厅里主持召开了30多人参加的调查会。

  几天后,在衡山县福田铺乡,我们又遇到了一棵200多年的古樟树。

  这是位于衡山县福田铺乡的古樟树,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期间,毛泽东曾在樟树下召开群众大会,发表讲话。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谢奔 摄

  1927年1月17日,毛泽东在这棵樟树下召开群众大会,当地农协干部和农协会员共600余人到场参加,他站在树下发表了激情豪迈的讲话。

  相隔近百年,如今当地百姓已无法向我们清晰讲述当年的细节。不过,毛泽东在树下“开大会、斗地主”,几乎人人知道。

  为什么总是选择在树下开会?这是我们讨论的第一个话题。

  毛泽东曾说,一到下面去跟群众接触,就能感到有生命。过去,“村头一棵树”往往是老百姓闲时聚集聊天的第一去处,走到树下,便能遇见群众。

  根植沃土,其叶方茂。行程中,我们反复翻阅毛泽东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常常被其中鲜活生动的语言吸引,至今读来仍有力量——这是深扎土地迸发出的活力。

  “到群众中去”同样是新华社记者的职业信条,但与青年毛泽东相比,年轻的我们深感自身存在差距——

  如今的银田镇政府,与银田寺的白果树只相隔一条马路。我们不禁设想,如果是今天的我们来到这里做调研,就算要召开村民座谈会,大概率也会选择在镇政府的会议室里。

  这是2023年11月16日在韶山市银田镇银田寺拍摄的银杏树。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期间,毛泽东在寺内召开调查会,并在银杏树下发表演讲。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余春生 摄

  我们总说,到了乡镇、进了农村,就是打通了调查研究的“最后一公里”。殊不知,从会议室到树下的距离,就是“最后一公里”里的“最后一百米”。

  当然,也要避免调研的形式主义。行走中,我们也听到一些干部群众吐槽,一些部门热衷于形式上的调研——队伍轰轰烈烈,行程走马观花,报告他人代写,图漂亮、图热闹,最终却调而不研,对实际工作无益,引发基层反感。

  有基层干部反映,组织“屋场夜话”,出发点是拉近与群众的距离,倾听真实民意,但“只搞了两期就没有再办”,原因是内容枯燥呆板,老百姓提不起兴趣,而老百姓迫切希望解决的问题,又难以通过形式上的“夜话”解决。

  调查研究不是为了摆摆样子、拍拍照片,解决老百姓的急难愁盼,才是最终目的。

  急难愁盼在哪里呢?答案在群众中间。

  “重走调研路”的一开始,我们并没有把目光直接投向群众,而是转头寻找专家,获得的信息很多,但并不鲜活。还有一些调研中,为了解整体情况,我们有时习惯于先找政府部门“要材料”,有时却反而造成“报道跟着材料走”,落入窠臼,失去了新发现。

  回想过去的调研,有时我们会过于“依赖”专家的观点、官方的总结,追求报道“从权威出发”,解剖麻雀、以小见大的案例式分析研究能力却逐渐弱化。

  2023年,我们连续四个季度在《新华每日电讯》写下在三湘四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回想起来,最难忘的恰是与春耕备耕的勤劳农户、开办民宿的留守老人、普及科教的村小老师等长谈的那些片段……他们每个人都能结合自己的生活、工作谈出很多鲜活的内容。这些内容,不从会议室的座谈会里来,也不从政府部门的材料、专家的研究报告里来。

  到群众中去,倾听最基层的声音、记录最真实的诉求、直面火力最集中的“吐槽”,无论在当下还是过去,仍是深入、读懂基层的最佳方式。

  在一次次调研中,纵观每一片农田的四季变化,每一棵古树的繁盛生机,我们加深对湖南农村的认知了解,也更深刻感受到很多基层老百姓的所思所想、所愁所盼。

  在村口的大树下,我们仿佛触摸到了调查研究的一块基石。

  叩开农家 直抵现场

  醴陵市东富镇,东富寺。青砖红墙的庙宇矗立田间,墙面被时光篆刻下斑驳印记,见证着这片热土的激荡变化。

  这是当时的醴陵南一区第一乡农民协会所在地。1927年2月1日,农历除夕,毛泽东从醴陵县城出发,迎风冒雪徒步十余公里,来到东富寺,继续农民运动考察。

  在这里,他召集农协干部座谈直到深夜,在群众大会上向700多名农民群众慷慨演讲,广泛访谈各阶层人士……通过直接深入老百姓生活中间的实地考察,他获得许多在省城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第一手资料。直击全国农民运动第一线,用大量具有“现场感”的细节生动还原了这场农村变革。

  沿着青年毛泽东的调研足迹,探寻他在调研过程中的细节故事,我们更深刻地领会到:到现场去,去掌握最核心的新闻事实,应该作为年轻记者开展调查研究、做好新闻报道的“第一等要事”。

  现场在哪里?在人民群众火热的生活中。

  这次“重走调研路”,我们在出行前就计划关注“三农”领域的重点话题。受到青年毛泽东的启发,我们直接去到田野中,寻找农民聊当前粮食生产的喜与忧;去到村党支部与村干部聊基层减负的实施情况;走进村卫生所向村医了解基层医疗保障状况;叩开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房的家门,看脱贫群众的生活……

  不仅要听,更要看,要实地深入到生活中去看——这让我们对当前“三农”的热点、痛点问题有了更直观的了解,回想起我们此前做过的新闻报道,一些稿件得益于“现场直击”“记者亲历”才打动人,也有不少时候犯了“材料依赖症”,嚼了“别人吃过的馍”,导致所写索然无味,所思片面粗浅。

  人民群众火热的生活,是调查研究的“活样本”——

  行程中,我们听到了青年毛泽东与佃农张连初促膝长谈的故事。

  1926年,毛泽东回到家乡湖南,通过与张连初的交流,深度了解佃农的生产与生活情况,获得了宝贵的第一手调查材料。如今,翻开这本12页的报告,我们清晰看到张连初一家三口全年生产生活的全部收支、结余状况。

  这份报告带给我们很大启发。从走近群众到走进群众,再到走进群众真实的生活,是一步步靠近真理的过程。

  在衡山县福田铺乡,我们来到48岁的村民李大姐家中,坐在灶台旁,与她聊了一整个下午,只为了算一笔细账。

  她与丈夫经营一家米粉作坊,每天凌晨4点就要起床,整理货物,流动赶集,一斤米粉只能挣上8毛左右的利润。我们详细询问了她一家的收入、开销,了解她衣服的价格、燃气的费用、小货车的油耗……对部分农民来说,医疗保险、猪肉价格、车辆油费等细碎的生活成本也是影响获得感的重要因素。

  从李大姐家出来后,我们感到,双脚终于“踩”实了,真正站稳在农村大地上!

  97年前,青年毛泽东通过这种方式,叩开一户户农家的门,记录农民群众最真实的生活。现在,我们效仿他的办法,也为“再挖一锹”深入报道做了认知积累。

  沿着农民运动考察的历史现场,观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第一现场”,我们在“90后记者基层行”的行走过程中,逐渐建构起对农村的认知,更向基层的干部群众学习到扎实开展调查研究的宝贵方法。

  这一切的前提都是“到现场去”,去扎根到最真实最生动最热气腾腾的大地。

  善用巧劲 找到关键

  遇见李大姐前,路途中的我们经历过一段纠结。

  在衡山县福田铺乡,毛泽东当年的调研旧址只剩下那一棵香樟树。

  “怎么办?刚来十分钟,难道现在就打道回府?”我们三人一脸茫然。经过商量,我们决定“既然来了,那就去村里找农户聊聊吧!”

  在这趟调研路上,“这个选题要怎么做?”“我们要采访谁?”“稿子怎么写?”的迷茫感不时向我们扑面而来。

  但我们一次次发现,只要找人聊起来,很多焦虑就消解了大半。关键是——找谁聊?

  随机入户,与不同群众交流,可能在许多人看来是一种广撒网的“笨办法”。但对于不太熟悉农村的我们而言,这是帮助我们构建基本认知的重要手段。

  这也是青年毛泽东做调研时常用的方法。在福田铺的两天一夜,毛泽东既和干部群众了解了福田铺农运斗争及农民禁赌、禁鸦片、开展诸禁活动的情况,也走访了当地几家南货、绸布店,详细调查了商店的营业额捐税、供销行情等经营及开支情况,收获了丰富的一手材料。

  不可否认,这种办法是比较费力的。我们在有些调研中常常采了“一箩筐”的素材,结果被素材所困,找不到报道的方向。

  毛泽东也认为,在调研过程中,如果我们观察问题是走马观花的,各样都弄一点,这只是空费了时间,一事无成,“调查的结果就像挂了一篇狗肉账”。

  沿着他的足迹前行,我们发现,青年毛泽东在“广撒网”的同时,也讲究技巧。他不仅是到群众中去、到现场去广泛地收集材料,更善于找典型样本,抓住关键对象。

  1926年,青年毛泽东选择佃农张连初并非偶然。当时张连初正值壮年,家庭生活条件尚可,但他在全年无休、风调雨顺、家中无人生病的情况下每年仍入不敷出,可以想见中国大部分佃农的生活实际是更苦的,“牛每年尚有休息,人则全无”。

  正是通过对张连初这个典型样本分析,毛泽东才了解到中国大部分佃农的实际生活状况。

  我们寻访发现,青年毛泽东的足迹常常停留在祠堂、庙宇等地,他在这些场所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开调查会。

  在他看来,“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调查会上,毛泽东并不用“广撒网”的方式搞座谈,他认为,“到会的人,应是真正有经验的中级和下级的干部,或老百姓”。

  在醴陵市沈潭镇沈潭社区卫生室里,一张薄薄的表格,系统地展示了村里困难群体的健康状况。与村医刘新武的对话中,我们快速摸清了村里的基本情况和村民收入水平,讨论出许多潜在题目。

  如何才能找到关键?答案就藏在毛泽东出发之初。

  在一个个历史陈列展馆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始终保持着对“如何看待与如何对待农民运动”的思索与追问,要回答清楚农民运动到底是“糟得很”还是“好得很”。这种问题意识,让他在调研中始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回想起以往某一次“90后记者调研行”,我们出发前的问题意识少了些,调研聚焦的能力就弱了些,导致调研更多停留在“调”的层面,“研”的力度则不足,导致与具有典型性的情况“擦肩而过”。

  深入群众、抵达现场是找到关键对象、关键现场的前提,而带着问题去“抓关键”便于我们更高效地从特殊性中发现普遍性的规律,更好地认识事物的核心。

  行程结束,写下这篇文章时,我们尚不敢说已然领悟到青年毛泽东做调查研究的精髓。

  我们深知,调查研究博大精深,常学常新,常练常深,我们大概只窥见了冰山一角。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力量穿越时空,焕发光彩。调查研究的力量,在新时代依然直抵人心。这条路,我们将一直走下去。(记者余春生 阮周围 谢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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