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睛一闭，却在黑暗里看见更大的光明。是书给予的光明。这种光明有通透感，能照见骨头。人经不起照，一照，就照见了自己的浅陋和渺小，就希望涌进更多的源头活水。
时至今日，我也没有书房。我有个用于工作的房间，但那称不上书房。这房间本是饭厅，家里人多，腾不出多余的屋子给我，就把饭厅辟出来。饭厅紧挨客厅，装了玻璃门，挂上门帘，也就独立了。任何独立都只是相对，何况我。客厅人来人往，单层玻璃又不隔音，家人商量买什么菜，做什么饭，谈论正看的电视节目，都叽叽喳喳地挤进来。久而久之，我习惯了这种状态。我的读书和写作，是可以随时被中断的，不仅有那些声音，妻儿和岳父母，觉得有什么事情要对我说，都是门一推，进来说就是；说完刚出去，又想起一件事，转身再次进来。本就挤得慌，却又不断地添丁进口，是些无家可归的流浪猫，有从小区收来的，也有自己跑来的，来了住哪里呢？想想，只有住饭厅，或者说，我的书房。有段时间，同时来了五只，吃饱喝足，追逐打闹，步如疾雨，且动不动就攀到我腿上，稍不顺心，还跳上书桌，在键盘上一阵乱踩，等回过神，伸了手捉住，见我小说的某个段落，已增减了许多。我盯住多出来的部分，看是否帮我写出了某个意想不到的句子。意想不到是自然的，只是不管用，但我承认它也是这篇小说的作者，领了稿费，首先做的事，是买一袋好猫粮。
猫来之前的几年，多数时候我是睡在书房里。房间小，两壁站着书架，再加上书桌和茶几，空间捉襟见肘，不能搭床铺，只能睡地铺。那时我不像现在这样上班，写作多在白天进行，夜里看书。晚饭后一会儿，便躺到地铺上去，捧了书读。我完全是根据心情，从书架上取我要读的作品。称书为精神食粮，是有生理依据的，读书和吃饭一样，多是差哪样补哪样；这个勿须特别经心，胃口本身会告诉你。我在不同场合说过，那些年，我的写作也可称勤奋，但与读书比，就算不上。从晚上七八点，往往要读到凌晨一点左右，才两手酸痛地关了灯睡。可眼睛一闭，却在黑暗里看见更大的光明。
我书架上的许多书，告诉我怎样聪明，它们教了我修辞和技巧。我书架上极少的书，告诉我怎样慢，怎样钝，怎样把聪明避开。两种书都重要，我也都喜欢。但后者还让我尊敬。《瓦尔登湖》《月亮与六便士》《悲惨世界》《罪与罚》《凡·高自传》《呼兰河传》，鲁迅的小说和散文，托尔斯泰的全部著作，等等等等，属我尊敬的范畴。我也由此发现，自己对十九世纪的著作家，更能感知，也更钟爱。尤其是托尔斯泰。但最初震撼我的，是毛姆，是他的《月亮与六便士》。这书是从地摊上买来的，淡红封面，满目尘埃。读这书的感觉，正如伍尔芙描述的那样，让自己灵魂中的孱弱和陈腐，土崩瓦解。这感觉并不愉快，甚至很难受。优秀的书会给人快乐，伟大的书一般不会，伟大的书往内里走，走到幽暗的深处，让你触摸到自己，并把自己扒出来，修剪或洗涤。这过程即便不是脱胎换骨，也要经历一番疼痛。生长的疼痛。疼痛过后，你明白自己变得不一样了——变得更好了。
读完《月亮与六便士》，我又去那地摊，不为别的，就看还有没有这部书。果然有一本。我赶紧掏钱买下，捂在怀里，带回家，细心擦拭后，放进书架。哪怕还有十本、二十本，我也会全部买下的。是不忍于它的处境：灰头土脸，与不入流者为伍。大约半年后，我把这第二本，送给了妻子的一个朋友，她爱读书，也能鉴别书，接手时她非让我签上字，表明是我送的，我也没客气，在扉页郑重写下：“×××跪读。罗伟章赠。”
由这件事看出，与一本好书的相遇，许多时候是要靠运气的。碰上了，它就成为你命运的一部分。这种经验还来源于《瓦尔登湖》。梭罗的这部经典，现在是比较红火了，但我读它时，它还很凉，是武汉一个编辑来成都组稿，某天到我家，站在我的书架前，这边看了，又看那边，然后问我：“你没有苇岸的书？”苇岸是谁，我不知道。他没言声。十余天后，我收到从武汉寄来的《上帝之子》，小开本，淡黄装帧，版心很窄，也就十多万字，却几乎是苇岸的全部文字。这部书让我知晓了一颗朴实的灵魂可能抵达的美好和丰盈。书里数次提到《瓦尔登湖》，徐迟译本。苇岸已被我充分信任，他举荐的，自然要读，于是买来。我读《瓦尔登湖》，是边读，边往笔记本上抄。爬在地铺上抄，很别扭，很费劲，可我能清晰地听见润泽的声音。春夜喜雨的声音。书和我的抄本，都并排放在书架上，重读时，要么读书，要么读抄本，意味各不相同，读抄本的时候，我读到的还有我自己。
后来，岳父母和姨妹都搬走了，儿子也上外面读书去了，家里空旷起来，我完全可以辟出一间屋来做我的书房，但我没有。我的书房还是在那饭厅里。包括妻子，她的书架和书桌，开始蜷在卧室的阳台上，现在依然蜷在那里。许许多多个日日夜夜，我们是那样度过的，我们和我们各自喜爱的书，包括那特定处所的气场，已彼此渗透。就我而言，只有在老地方才能心无旁骛。更深人静时分，我常常从地铺上爬起来，打开书柜门，闻书的气息。后来读《过于喧嚣的孤独》，很能理解里面写到的书报的气息。书的气息是木质的气息。在这样的氛围中，看书的名字、作者的名字，契诃夫、福克纳、叔本华、麦尔维尔、马尔克斯、曹雪芹、司马迁……他们就在这里，与我为邻。非但如此，还和我同居一室。
我因此变得宁静，并在宁静中充实，我望着窗外的夜色，想着近旁和远方，许多鲜活的生命，便带着忧愁和欢笑，奔涌而来。
当猫们占据了我的空间，我睡觉便只能让位，去真资格的床上睡。如此，好些书也随我去了卧室，卧室里也便立起来一个书架，然后是两个，再然后，能放书的一切东西，凳子、箱子、茶桌、立柜，都往里面塞。书是越来越多了，横放竖放，都排摆不开，只能堆床上。床上堆了半边，甚至大半边，还是不行，就往客厅里堆，往过道上堆。书房由此突破了通常理解的意义：凡可放书和读书之处，都成了书房。
可究竟说来，书还是不要过多为好。我是说私人藏书。像博尔赫斯那样，以图书馆为书房，是很多读书人的梦想，但那又不是人人能够享有的奢侈，多数人只能把书房设在家里。若是藏书家，另当别论，否则，就最好精简些。我曾见过很大的私人书房，有取书的专用楼梯，还编了检索目录；那是在北京，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学者的宅子里。我还听说，有一位作家朋友的经纪人，热爱书，为了他的书，他不得不拼命挣钱，在某一线城市的繁华地段，连买了三套房子，最小的一套自己住，另两套住他的书。但我怀疑那与阅读无关。如果书是用于阅读，就用不着那样。我的书不多，也常觉书满为患，有时还会生出压抑感。书过多，是要挤占人的。挤占人的空间，也挤占人的脑子。当我们的脑子里众声喧哗，能驰骋的余地就有限了。
不过我这样讲，大概是基于网络时代的背景。以前的书，很大一部分功能是提供知识，做学问，写文章，要查阅某个知识点，需从书上去找，因此多一本书也就多了一种方便。现在不一样了，大抵说来，只要人类有过的知识，都能在网上查到，再要那么多知识性书籍，似乎没那个必要了。顺便一说的是，这为当今著作家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当今的著作家只有两条路可走，不能贡献新的知识，就得贡献新的思想，否则，写作的意义就消解了许多。
很长时间来，我的书架上没怎么添置新书了，是因为我已多用kindle阅读的缘故。我订购了近千部电子书，装在那薄薄的机子里，随身带着，上下班的途中，要坐12站地铁，地铁拥挤，捧纸质书读几不可能，读电子书是可以的，再挤，也能拼出一点空间，一手举着，拇指翻页。以前上下班，总觉路途漫长，现在毫无那种感觉了，地铁变成了我的移动书房，即便呆上一两个钟头，也不会浪费时间。几个月下来，我发现已读过了十余部大书。不过，电子书读得久了，我还是怀念纸质书。纸质书更有阅读的质感，也可以随意勾画批注，而且如上所述，纸质书是有气息的，这气息有种贯穿感，能与古人相通。
当然，再往大处说，世间万象，皆可阅读，书和书房，也就在天地之间了。（罗伟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