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中左）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在美国华盛顿展示共同签署的经济救助计划

    新一轮刺激计划将再为美国经济注入一剂“强心针”，但也将带来诸多副作用，加剧美国经济面临的风险，而且，政策的“溢出效应”将对全球经济复苏构成新挑战。

孙立鹏

　　历经半个多月的府会博弈和两党争吵，总额1.9万亿美元的《2021年美国救援计划法案》终于在美国国会“闯关”成功，并由总统拜登签署成为法律。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美国政府已于2020年3月6日、3月13日、3月27日、4月24日、12月29日分别推出了价值83亿、500亿、2.2万亿、4840亿、9000亿美元的救助措施，苦苦“托底”陷入衰退的美国经济。加上当前的第6轮刺激计划，美国两届政府累计动用了史无前例的5.54万亿美元财政资金，应对这场由疫情引发的前所未有的经济衰退。

　　分析认为，新一轮刺激计划将再为美国经济注入一剂“强心针”，但也将带来诸多“副作用”，加剧美国经济面临的风险，而且，政策的“溢出效应”将对全球经济复苏构成新挑战。

利好美经济短期复苏

　　从积极角度看，拜登经济团队以“大踏步前进”为主要理念，推进新一轮援助计划，可与之前的数轮刺激措施形成“叠加效应”，助力美国经济短期复苏。与特朗普时期相比，拜登政府经济刺激计划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一是理念不同。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无论是税改还是后续的系列救助措施，虽然口口声声喊着“蓝领获益”，但主要获益者却是富人和大公司，疫情期间维护股市等资本市场繁荣的措施也更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分化。拜登的新刺激措施秉持“自下而上”的理念，更加注重加大对中低收入者、失业工人、有孩子抚养负担的家庭、中小企业等的救援力度，把钱投向需求更紧迫的地方，使刺激措施更具效率。

　　二是抓手不同。特朗普的措施缺乏对疫情的系统应对，投入直接抗疫的资金相对有限，反而在形势最严峻的2020年4月发布行政令，强行重启处于“大封锁”的美国经济，导致疫情加剧，经济恶化。拜登的1.9万亿美元刺激计划中，有超过4000亿美元投向病毒测试、疫苗分发、接触者追踪等领域，将控制疫情作为挽救危机的根本“抓手”，“对症下药”的做法有助美国从经济“大封锁”中逐步复苏。

　　三是环境不同。由于特朗普政府控制疫情不力，美经济活动始终无法恢复常态，导致数轮刺激措施效果大打折扣。美国会预算办公室（CBO）报告显示，2020年二季度特朗普推出的价值2.2万亿美元“英雄法案”，在失业保险、个人现金救助、州和地方政府援助等领域，因疫情导致的经济封锁影响，刺激措施的“财政乘数”仅为0.38?0.54，远低于正常水平。相反，拜登较为有条不紊地应对疫情，伴随美疫苗接种率不断提升，经济活动正在回归正常，消费者边际消费倾向上升，“财政乘数”将会更高，刺激措施会带来较好效果。

　　由此，在极度宽松货币政策支撑、疫情控制逐步向好的情况下，新一轮财政强刺激，有助于美经济短期加速复苏。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称，新一轮刺激措施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将使总需求增加约2.19万亿美元。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预测，1.9万亿美元的刺激措施将拉动美国经济额外增长0.6%，2021年二季度美国GDP将恢复至危机前水平。

代价高昂

　　也要看到，美国凭借美元霸权地位放松财政约束，毫无顾忌地进行奢侈“救助”，从更长远看，必然导致诸多副作用，且代价高昂。

　　第一，透支推进后续经济政策的政治资源。

　　虽然本轮刺激措施在国会涉险过关，但拜登及民主党在紧急救助计划中夹带有关“儿童的税收抵免”“蓝州援助”等“私货”，已引发共和党强烈不满。

　　此外，为确保救助计划在参议院以简单多数获批，执政的民主党动用了在预算和债务问题上每年使用一次的“快速调节程序”。这意味着，拜登若要在不久的将来推出下一轮刺激经济长期增长的绿色基建计划，将会遇到国会巨大的政治和程序阻力。政治纷争或导致拜登后续长期经济布局计划被迫推迟或“难产”，危机之后美国或再次面临潜在经济增长率走低，陷入新一轮“平庸增长”。

　　第二，加重美国联邦债务负担。

　　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3月8日，美国联邦债务规模已高达27.96万亿美元，占GDP的130.1%。虽然拜登经济团队主张当前经济刺激可以加快经济复苏与增长，进而增加财政收入，并最终弥补前期刺激性的支出，但事实将会是债务负担一路走高。

　　根据CBO模型，美国经济每增长0.1%，年度赤字仅减少300亿美元。这意味着，未来10年或更长时间内，美国经济增长都无法抵消刺激计划的成本。宾夕法尼亚大学预测，1.9万亿美元的刺激措施会导致美国政府存在长期的额外债务。2022年公共债务上涨会导致经济增长损失0.2%，直到2040年还损失GDP的0.3%。

　　CBO预测，2030年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将达33.33万亿美元，其中仅利息支付一项就超过6950亿美元。财政“挤出效应”，将会影响联邦政府重要项目支出，大幅压缩应对下一轮危机的财政政策空间。

　　第三，增加美国经济出现“二次危机”的风险。

　　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埃金表示，当前美国产出缺口略高于6500亿美元，拜登政府以2倍于产出缺口来设计经济刺激规模，需要投入1.3万亿美元左右的财政资源。

　　但现实中，2020年12月特朗普政府已通过9000亿美元刺激措施，再加上当前的1.9万亿美元计划，实际规模远高于刺激经济所需的资金。这将使美国经济实际增长率远高于潜在增长率，导致未来经济过热。

　　伴随疫情向好，美国总需求较短时期内将大幅释放，会导致需求推动性通胀。一旦美联储被动应对，不得不提升利率，可能刺破美国资本市场前期累积的金融泡沫，从而加重债务负担，加剧经济二次探底的风险。

　　第四，引发劳动力市场的“疤痕效应”。

　　疫情导致企业积极自救，即使最困难时期也在加大对自动化设备的大幅投资，以增加自身经济免疫性。但这会导致离开工作岗位一段时间的工人因很难适应而被解雇，由此带来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将增加永久性失业人数。

　　拜登的刺激计划与特朗普以往的措施类似，注重对失业者生存的“托底”，但缺乏对劳动者技能培训和知识更新的及时、大量投资，如果不能解决类似上述结构性失业问题，难以避免在复苏阶段给劳动力市场造成“永久疤痕”。

须防三重“溢出效应”

　　需清醒看到，拜登政府的新一轮刺激措施，是美国无视国际责任和财政约束的自私性经济复苏政策的延续，目的只是想将经济刺激效果留在国内，同时让其他国家分摊美国挽救危机的成本。由此产生三重“溢出效应”，将加剧全球经济金融风险。

　　一是引发流动性泛滥的风险。

　　为应对本次危机，美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大幅刺激措施导致美联储资产负债表飙升。2020年1月至2021年3月4日，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从4.2万亿美元飙升至7.6万亿美元，其中，基础货币从3.44万亿美元膨胀至5.24万亿美元。美国超发货币十分严重。

　　一旦经济形势向好，基础货币通过货币乘数效应放大数倍进入经济循环，将引发世界流动性过剩，催生全球资产价格泡沫，加大新兴市场热钱流入和输入性通胀压力，推高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作为全球“锚币”的美元更易波动，加剧全球主要货币间的汇率风险。

　　二是债务货币化损害全球投资者利益。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美联储推出首轮量化宽松，目标是为了压低中长期利率，挽救美国抵押贷款和房地产市场，火速“救市”、应对危机，当时美联储持有的美国国债仅占其全部资产的1/3。

　　但此次疫情期间，美联储再次开启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主要目的不再是针对抵押贷款市场，而是大量持有美国国债，压低国债中长期利率，减缓债务利息成本，进行实质性的债务货币化操作，已逐步背离了货币政策的初衷。

　　据美联储统计，截至2021年3月4日，美联储已持有美国国债4.87万亿美元，占其全部资产规模的65%。目前，外国政府和私人投资者仍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者，美国债务货币化、变相“印钞”的做法，损害了全球投资者的债权，同时也在动摇各国对美元的信心。

　　三是加剧全球贸易保护风险。

　　美国此轮救助措施难以在短期内改善劳动力市场近1000万人失业的窘境，也难以根本性调和“主街”和“华尔街”之间的矛盾，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拜登出台后续结构性经济改革政策的时效性和效力。

　　这意味着，拜登要推行“以中产阶级为中心”的经济政策，必将更多地转向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与多边自由贸易主义渐行渐远，以确保美国竞争性和自私性经济获益。此举若引发他国纷纷效仿，“破窗效应”或在危机之后催生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粹主义再次抬头，国际经济关系和地区经贸格局也将再次经历深刻调整。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副研究员）

来源：2021年3月24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6期

《环球》杂志授权使用，其他媒体如需转载，请与本刊联系

本期更多文章敬请关注《环球》杂志微博、微信客户端：“环球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