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期，当老师和学生都重新坐回到教室里，临危受命的教育信息化又该何去何从？

《环球》杂志记者/张海鑫

　　以虞陆平的年纪，坐在中学课堂里十分“违和”，但这却是他近些年最喜欢做的事情。

　　“教育科技企业只有不断追踪和了解师生们在课堂中对于信息化的需求和他们的痛点，并及时调整产品开发，才能推动信息化在学校真正落地。”作为施强集团的董事长，虞陆平不仅自己这么做，也要求公司的市场团队和技术团队长期扎根在学校。

　　虞陆平向《环球》杂志记者表示，“教育信息化不是一次性的改造工程，也不是疫情期间的应急之举。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走向深度融合的教育信息化2.0时代，企业首先要完成从产品供应商到服务商的角色转变。”这或许也是疫情之后教育信息化能否实现常态化应用的关键一环。

信息化2.0时代加速到来

　　《环球》杂志：新冠肺炎疫情暴发造成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全球教育中断，请介绍此次疫情中，公司为国内的“停课不停学”做了哪些努力。

　　虞陆平：面对疫情下巨大的教育挑战，施强也希望能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公司从除夕前一天就开始提前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公益性地保障学校“停课不停学”，为湖北省等近30个省级行政区、上百个教育部门、数千所学校、几百万师生提供远程教学平台服务。

　　实际上，在疫情前，国内的教育信息化已经发展了多年。如何通过技术“让教育简单又有效”一直是我们的初衷。当今教育最大的痛点就是校内课堂学习效率低，家长花费大量时间、金钱让孩子在校外补课，最终形成教育中的“剧场效应”。我们希望能够通过信息技术提高课堂效率，让家长、学生和老师都能得到解放，在“剧场中”可以坐下来看“戏”。为了这个目标，我们在教育信息化领域已经摸索了12年。目前公司已为全国30个省级行政区、3400余所学校、350余万师生提供服务。

　　《环球》杂志：疫情给教育信息化带来了哪些改变？

　　虞陆平：疫情打断了传统的教育教学方式，却也给了社会一个重新设想未来教育的机会，教育信息化2.0时代正加速到来。

　　首先，在疫情期间教育信息化硬件设施和软件资源都得到了极速扩充。各类新建的网络云平台大大丰富了常态化教学之外的线上教学场景，而且电子教材、课程资源在各类网络云平台上快速积累，为教育信息化与各类学科深度融合打下了基础。

　　其次，很多教育机构、教师和学生在疫情中体验线上教学手段后，对教育信息化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不再拒绝尝试和深入应用，返校复课后，许多学校开始意识到将信息化作为学校基础战略储备的重要性。

从精准教学到精准关爱

　　《环球》杂志：随着疫情稳定，线上线下的混合式学习将成为常态。你觉得后疫情时代如何实现线上线下教育的更好融合？

　　虞陆平：在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师生回到正常的线下课堂之后，如何帮助他们把疫情期间遗留的线上思维与线下课堂的实操融合到一起，还需要教育科技企业根据学校教育的需求进行持续的技术创新来做支撑。

　　此前在“三通两平台”等工程的推动下，以硬件采购为主的智慧教育1.0时代，已经初步完成学校网络接入和智能设备等终端部署目标。疫情之后的教育信息化2.0时代的工作重点，更强调软件、教学资源及技术对传统教学模式的重构，这涉及教育理念、方式和体制的全方位转变。

　　《环球》杂志：具体如何实现这种转变？

　　虞陆平：以课堂为例，我们可以通过技术完成“课前—课中—课后”的全流程改造，让“先学后教”的教学模式切实落地。

　　课前预习阶段，老师可以结合乐课网名师资源库、校本资源库等资源，录制微课、制作PPT以及预习检测习题，形成备课包资源，推送给学生，根据学生反馈上来的预习、测试报告，确定课堂重点难点，实现二次备课，精准教学；而学生们则通过微课的预习、章节习题的练习完成对整个课程的理解，在课前掌握80%的知识点，带着问题进入课堂，将每一堂课都当作复习课。

　　课堂中，不同于以往老师满堂灌，仅部分学生得到关注的情况，老师可以根据课前学习情况的数据开展教学。课堂用来解决重点难点及扩展学习，配合快速问答、授权展示等实时互动统计功能，学生充分讨论问题、相互帮助、展示观点，从而实现人人参与、人人被关注、人人学有所获。在课程尾声，老师可通过平板发起随堂测试，经过系统的智能统计，快速了解学生对本节课掌握的程度，找出学生普遍存在的疑难问题，增强课后复习的针对性。

　　课后，老师结合课堂情况给学生推送个性化的练习，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课程，同时也为接下来的课程计划做准备；学生完成课后习题后，智能错题本将会把学生在课前、课中、课后所有的错题自动归整，学生可反复练习错题。

　　通过这样的信息化改革，我们希望能让学生真正成为教育主体，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培养自学能力。

　　此外，必须强调的是，实现精准教学只是教育信息化的一部分，现在行业内大多数企业都在这一方面做了很多尝试，但是信息化在学生心理关爱和德育方面的应用，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我们希望通过信息化真正地将教师从重复的日常教学工作中解放出来，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品德培育。从“精准教学到精准关爱”是我们接下来要实践的重点。

技术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环球》杂志：疫情大考下，国内教育信息化表现亮眼，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师生信息化素养弱、信息化产品与教学需求存在偏差等，你如何看待这些问题？

　　虞陆平：实际上，这都是过往教育信息化推动中的旧疾，教育信息化落地过程中，培育师生的信息化素养是关键，但市场过去在这一方面是缺位的。

　　在线教育的风吹了这么多年，市场上鱼龙混杂。很多企业只注重硬件系统铺设，信息化改造项目结束后就撤出了。后期服务运营的缺失，导致很多教育机构采买信息化产品后根本用不起来。而且一些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自然消亡了，教育机构想找它们都找不到。教育是个慢行业，信息化不能跑马圈地，做一个学校的信息化改造要长期跟踪服务。因此，在使用施强的产品实现常态化教学的学校，公司都会配备一两名人员长期驻扎，我们的技术团队也会跟学校的老师一起开展教育信息化的教研工作，共同开拓和研发产品的新功能。

　　此外，教育科技企业在产品研发中要警惕陷入技术至上的陷阱。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摩尔定律总是在不断地督促着教育科技的迭代。但我们要认清的是，技术只是教育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教育科技企业开发的产品要想让师生真正用起来，必须贴合他们的教学需求，不能一味追求“炫技”。

　　《环球》杂志：你觉得在向教育信息化2.0转段升级中，还面临哪些现实困难？

　　虞陆平：首先，教育信息化初衷之一就是实现教育公平，但受各地财政制约及资源缺乏统一部署等因素的影响，教育信息化中的教育均衡问题仍有较大的改善空间。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18年全国各省区市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平均约977亿元，而江苏、广东等区域教育经费超过2000亿元，宁夏、青海等经济落后地区教育经费不到200亿元，教育经费差距巨大直接影响教育信息化的投入水平，因而目前与当地财政挂钩的教育信息化经费投入制度，较难缩短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教育水平的差距。

　　其次，教育信息化经过多年推进，已卓有成效，但还存在着一个极大的瓶颈，即“信息孤岛”问题。一方面是智慧教育以单个学校或者区县教育局为主导，缺乏整体规划和部署，导致资源缺乏统筹，学校在信息系统建设中缺乏资源共享意识，存在“各自为政”的情况；另一方面，行业内部的方案提供商水平不一，大家对于教育信息化的理念和实现方式不同，彼此之间的系统不开放、不兼容，造成了信息割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