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8日在美国华盛顿拍摄的美联储大楼

　　一般认为，美国是所谓“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典型甚至象征，但事实上，美国经济活动中的操纵、控制是惊人的。是政府干预在一次又一次地拯救泡沫破裂后的金融体系，同时一次又一次地积聚更大的泡沫。

刘明

　　拜登政府向国会提交6万亿美元的2022财年预算，为其应对气候变化、重建美国基础设施和投资新技术等计划提供资金，相应地，这意味着将增加债务和税收。尽管该提案还将经过数月的谈判，而且两党议员也不太可能全盘接受，但美国经济中那只“看得见的手”的确正在强势回归。

　　相信市场还是相信政府？自由市场经济信条与凯恩斯经济学，在后危机时代的美国，谁能再次焕发更大生机？拜登实验正在重新诠释传统西方经济学。

从货币政策到财政政策，“看得见的手”延伸向“无尽前沿”

　　长期经济增长率明显下降，已经成为学术界和决策层普遍关注的问题。早在2013年，美国经济学家萨默斯即称“长期停滞”可能是我们当前时代的核心问题。2015年，他在普林斯顿大学演讲时进一步提出，长期停滞是“未来20年工业社会面临的巨大的宏观经济挑战”。

　　“长期停滞”概念的首次提出者被认为是美国经济学家阿尔文·汉森。他在1938年出版了《全面复苏还是停滞》一书，指出资本主义并不经常处于快速增长与充分就业状态，也有可能长期甚至无止境地处于一个缓慢增长、就业不足和产能过剩的状态。

　　二战结束后，全球经济，特别是西方经济经历了相当长时期的繁荣，以致人们逐渐淡忘了汉森的“预言”。如今，萨默斯“旧瓶装新酒”，使之再度成为热词。

　　萨默斯的基本观点是，自2000年代中期起，全球经济的均衡真实利率（指达到充分就业所需的实际利率）就已经处于较大的负值区域（-3%～-2%），尽管全球央行竭力降低实际的真实利率，但（至少债券所反映的）实际利率一直远高于这一水平。

　　实际真实利率高于均衡值的后果是，发达国家处于长期投资不足的境地，真实GDP进一步下滑，距离潜在的长期增长率差距更大。各国央行试图竭力弥合这一差距，但基本上都不太成功，反而创造出资产泡沫，屡次导致泡沫经济之“膨胀-破裂”模型“治乱循环”。然而，“饮鸩止渴”之外也似乎别无选择，因为可以用来刺激需求的方式的确不多。

　　如此，低于潜在增长率的GDP增长就将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无法通过通货膨胀和利率的变动来解决。鉴于未来需求仍将出现缺口，因此就需要更大规模的货币刺激来防止进一步的经济衰退。遗憾的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货币政策的作用并不明显，对财政政策配合的呼声相应地不断高涨。人们最后的指望是，公共部门投资总可以终结长期停滞的状态。

　　政府收入和支出的变动，可以影响就业、国民收入以及总体经济活动。所以，财政政策是国家干预经济的主要手段之一。其中，税收是政府收入中最主要的部分，同时税收的变动也直接影响人们的收入，此外还间接影响物品和生产要素价格，再加上税收变动所具有的乘数效应，使得税收的调整能够对经济活动的方向和方式产生重要影响。

　　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简政轻税、预算平衡的财政政策盛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政府的经济职能逐渐增强，财政政策成为政府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工具。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经济学的出现，使包括财政政策在内的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

　　近年来的经济学热词“逆周期运作”，在本质上遵循的仍然是扩张性政策和紧缩性政策交替使用的教条，只不过把运用的时间提前到发生的“预期”出现。也即：面对经济衰退的预期，实行扩张性政策，以刺激总需求、总供给，稳定增长；面对经济过热的预期，实行紧缩性政策，以减少社会总需求、总供给，降低泡沫风险。总体而言，这似乎至少在理论上有可能“熨平”周期。

　　其中，尽管看似矛盾，实行扩张型财政政策，其实既可以是减税，也可以是扩大政府直接支出，因为二者在本质上都是“扩大支出”，都可能造成预算赤字，只不过支出的主体有所区别。减税具有双重乃至多重效应。它完全可以是典型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或称积极的财政政策，即通过财政分配活动来增加和刺激社会总需求。

　　历史地看，美国主流经济学家和决策者一般来说更倾向于维护“自由市场经济”的传统，似乎更相信个人花钱的效率和效益会高于政府，所以扩大政府直接支出的动力较小、政策风险更大。那么就减税，让国民去支出吧。所以，面对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持续减税曾经是美国政府长期奉行的政策。

　　不过，在拜登经济学中，这一取向似乎已经发生根本性逆转。不断扩大政府直接支出以及相应地加税，正逐步成为拜登经济学的新趋势。

　　《华尔街见闻》文章《经济陷入长期停滞意味着什么？》有一句很好的结语：“萨缪尔森曾说，‘好问题比简单的答案更重要’。现在，他的侄子萨默斯确实提出了一个好问题。”不过，美国也不能永远停留在提出问题，他们还得尝试给出答案，哪怕是民主党政府和共和党政府，甚至同一政党不同时期的政府，给出大相径庭甚至相互矛盾的答案。

政府：泡沫经济的终结者还是制造者?

　　“膨胀-破裂”的循环是泡沫经济演进的基本模型。政府或其他外部力量的干预曾经在这个意义上被引入，他们被寄望能打破这一循环，推动经济趋于均衡。

　　人们寄望于政府干预的基本假定是：无论市场信息如何充分，也无论市场参与者如何“理性”，市场都有形成泡沫的内在动力和倾向。市场参与者认识到泡沫的形成，既可能促使他因为避险而远离泡沫，也可能促使他因为逐利而进入泡沫并助推泡沫的进一步形成。所以市场难以做到自行趋于均衡，即使最终趋于均衡，也是以制造经济危机的爆炸性方式实现的。

　　由此，市场监管被引入，我们需要市场监管者进行逆向操作，以避免泡沫的进一步扩大，直至形成危机。当仁不让地，政府应当承担这样的监管责任。

　　但是，从这个基本假定出发，政府干预的困境也恰恰在这里：如果其他市场参与者不能准确判断市场何时形成了泡沫，或者何时泡沫将会破裂，政府是否一定具有足够的信息和判断能力以做出正确的决策？

　　市场化程度越高，市场监管者就越难以具有绝对的充分信息，他们在与市场参与者的不断互动中作出决策，而市场参与者的初始决策以及对于其他市场参与者的决策的反应，包括对于市场监管者决策的再反应，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预测的，至少不可准确预测。市场参与者作出决策的背景也是复杂和不确定的。理性预期理论常常在市场参与者的“非理性”行为面前目瞪口呆。

　　这就说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只能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互动过程。市场监管者获取市场信息存在一个“决策-等待-反馈-评估”的过程。在危机情势之中，就算市场能够提供充分的信息，市场监管者甚至也无法等待这一过程的完成，即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就被迫迅速地作出决策。监管者在一定意义上也只是市场参与者之一，甚至在特定情形下被其他市场参与者强行逼迫为“被动反应者”，只不过“权重”过于特殊。

　　问题在于，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在美国的经济实践中，困境并没有在这里结束。

　　市场监管者的决策既可能引导市场趋于均衡，也可能进一步扭曲市场。如果市场监管者远非“独立的第三方”，则情形将更为复杂。

　　例如，政府可能有目的地制造泡沫，或者别无选择，形成泡沫是其不得不接受的代价。这样的假定在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也包括美国政府至今持续推进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得到了验证。事实上，美国政府的操纵、控制在不断推动积聚一个更甚一个的经济泡沫。

　　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的埃里克·马斯金教授曾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主要责任在政府的监管失误。”其实，这样的判断只是看到了美国泡沫经济形成与发展的表象，甚至可以说是本末倒置。

　　传统的观念认为，市场的局限性推动泡沫的形成，政府干预阻止泡沫的形成。事实上，这是一个典型的“似是而非”式的理论假说。“市场机制可能有缺陷，但政治程序更是如此”。市场和政府有着各自不同的优势和局限，市场和政府均可推动形成泡沫经济，也都可能是泡沫经济的出口和解决手段。美国政府及其支持的“两房”（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两大巨头“房利美”和“房地美”）在次贷泡沫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远不是监管者缺乏监管的问题，而是有意识地制造泡沫。

　　所谓的“有意识”，最根本的是指美国在“新经济”泡沫破裂后急需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继续刺激美国经济增长，避免陷入衰退。其结果是，美国的政府干预阻断市场机制，助推形成新的更大的泡沫。

　　一定意义上说，“两房”也是美国“看得见的手”的代表，其主要业务是购买抵押贷款并证券化，然后在市场上出售，从而获取资金并提供给购房者作为新的贷款。更广泛意义上，美国对银行业的补贴，长期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都使得美国房地产泡沫愈演愈烈。

　　随着“两房”担保的住房抵押贷款违约增加，相应的金融机构遭受巨额亏损，次贷危机终于爆发，并演化为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2008年9月7日，美国政府被迫接管“两房”。2010年6月16日，美国政府勒令“两房”退市。

　　从更极端的层面看，在资本主义政治现实中，连美联储和白宫都可能为国际资本所操控，市场则更可能被恶意扭曲。一般认为，美国是所谓“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典型甚至象征，但事实上，美国经济活动中的操纵、控制是惊人的。这一点常常被人忽视。是政府干预在一次又一次地拯救泡沫破裂后的金融体系，同时一次又一次地积聚更大的泡沫。

　　毫无疑问，政府是最具影响力的市场行为主体。政府的决策直接影响，甚至决定市场形势的演进。市场规则本身也是由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制订的。在“看不见的手”后面始终存在着“看得见的手”。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发展也表明，它有着各种存在的形态，并不简单地等同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

美国经济的危机与反危机政策，促使人们重新全面审视国家发展模式、经济体制模式和全球治理模式

　　政府干预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这种核心作用使它处于辩论的风口浪尖。比如，今天不少学者仍在反思美国政府在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时的干预是否及时、是否“给力”，反过来，拜登政府的反危机政策是否“用力过猛”。

　　有人说，美国政府在次贷危机中的救助措施不可谓不力：一系列放松流动性的措施，大规模的直接注资，果断接管“两房”和美国国际集团（AIG）等，总算维持住了“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控制住了系统性风险。但是，美国政府对雷曼兄弟公司“坐视不理”，至今都有争议，使人怀疑美国政府在金融危机中的应对及其利益关联，甚至牵扯出雷曼兄弟公司与高盛公司的“爱恨情仇”。他们辩论说，如果当时的美国政府采取更为及时、大胆、进取性的救市措施，美国或许不会出现如此大规模和深程度的衰退。还有一些人的观点与此相反并更为激进。他们认为，美国政府持续至今的刺激政策属“干预过度”，正在制造更大的“超级泡沫”，甚至连带地对上世纪30年代罗斯福的“新政”也提出质疑，并对大萧条前后经济形势的演进提出了另类解读。但是马上又有人反驳：非均衡才是经济发展的常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跳跃性发展恰恰需要打破经济的均衡，推动经济出现结构性变革。

　　相信市场还是相信政府？这在美国成为了一个问题。

　　对应于政府干预与泡沫经济关系在经验世界中的演进，政府干预与自由市场的理论互动也在延伸。在传统资本主义阶段，或者自由资本主义阶段，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成为广受追捧的教条，被认为实际操纵着一切经济活动。

　　大萧条之后，以凯恩斯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又将政府等同于社会正义和明智，将政府干预视为摆脱危机的法宝。三四十年后，美国的里根经济学、英国撒切尔夫人的治国方略重新将市场奉为效率和理性的化身，以致获得了“市场原教旨主义”这样的“美誉”。

　　在美国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主导国际经济的国家或机构的推动下，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甚至被作为“普世价值”，不仅在转型经济体中广为实验，而且试图向全球推广，并形成了若干具有代表性的教条即所谓的“华盛顿共识”。

　　按照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概括，“华盛顿共识”是“主张政府的角色最小化、快速私有化和自由化”。但是，也正是这位美国学者批判说，“如果说当前关于促进世界上穷国的发展还有什么共识的话，那就是共识根本不存在，华盛顿共识没有给出答案，它既不是成功增长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尽管其政策建议在特定国家的特定时期曾是有意义的。”

　　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促使人们开始反思这一思潮，特别是本轮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爆发，更促使人们全面地重新审视国家发展模式、经济体制模式和全球治理模式。自由市场资本主义遭遇普遍质疑。

　　不过，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尽管冲击了所谓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教条，但没有从根本上动摇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在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的影响力。

　　奥巴马政府决定对银行进行重组，注入资本，但并不试图让政府获取绝对控制权，更没有对银行实施国有化。市场基本稳定、经济稳步复苏的态势出现后，“退出政策”迅速回到政策辩论和学术辩论的中心。

　　在美国和西方学术界，对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信奉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这与长期以来为美国大学和智库等提供财政支持的基金会以及主流利益集团所持有的主张也存在关联。拜登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的扩张也正遭遇越来越大的阻力。

政府的角色，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模式难以简单回到某个原点，或者某个从前时代

　　总的来说，经济学面对一个悖论，因而需要把握一个平衡：经济活力需要市场开放，政策目标需要政府引导。这种平衡对于市场的动态把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事实上，市场与政府都是不可或缺的、极其重要的，但可能都是存在缺陷和局限的，更遑论“万能”和“绝对正确”。今天，很少有人再度相信单一的充分市场或者单一的全能政府就是“灵丹妙药”。市场与政府将进行日益频繁、强度日益加大的互动，并在这种互动中认识外部经济环境，建立假定，对假定进行证实或证伪，并随着经济形势的演进建立新的假定，重新证实或证伪。

　　与此同时，包括政府在内的市场行为主体，对于自身的行为也在不断地进一步自我反省、自我认知、自我评估、自我校正，并构成整个经济形势持续演进的要素。各国在危机应对中的大规模救助、庞大的经济刺激措施以及随后相继采取的退出政策，勾勒出一个政府、市场以及各市场行为主体互动演进的新型模式。

　　更广泛意义上的市场行为主体也日益发挥重要影响力，它们“都超出了政府管治的范畴，因而有了比‘government’（政府）的内涵更为宽泛的‘governance’（管理、治理）的概念，用以包含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更不用说经济和市场活动。

　　这种意义已经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却仍然仅是刚刚开始。例如有影响力的环保组织在某一产品标准制定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气候变化领域有影响力的非政府组织常常推动应对气候变化议程的设置，并将直接影响日益成型的气候经济或者在其直接影响下的更广泛意义上的绿色经济。

　　所以，无论“左转”还是“右转”，“过程论”都是认识外部经济环境的核心理念。

　　如果要问近年来的危机与反危机给予市场行为主体最大的教训是什么，恐怕就是对于自己的形势判断尽可能多地再给一次怀疑、再进行一次检验。不断假设、不断怀疑、不断检验，在经济环境的不断演变中动态把握，可能是所有市场行为主体获取目标收益的最佳方法。这包括最重要的，也是最具影响力的市场行为主体——政府，只不过政府的目标收益在理论上被设定为公共政策目标。

　　当今世界正在加速进入多元化时代。这样的时代需要，也的确正在发生系统性、全局性的大变革，它为想象能力、变革能力、创新能力、领导能力的充分发挥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

　　(作者系瞭望周刊社副总编辑；有关内容曾载《国际金融危机与可持续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来源：2021年6月16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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