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拍摄的克里姆林宫塔楼上的红星，后边是克里姆林宫大礼堂

    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莫斯科——这个充满号召力的红色革命摇篮，吸引着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前赴后继，在血与火中锤炼意志，在争鸣中探寻真谛。邓小平、刘少奇、刘伯承、瞿秋白等人，都有着这样的经历和感悟。

《环球》杂志记者/温馨 张继业 谢荣 魏良磊

　　《喀秋莎》《三套车》《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些在中国家喻户晓的旋律，串起了中国老中青几代人的集体记忆。

　　近百年前，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莫斯科——这个充满号召力的红色革命摇篮，吸引着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前赴后继，在血与火中锤炼意志，在争鸣中探寻真谛。邓小平、刘少奇、刘伯承、瞿秋白等人，都有着这样的经历和感悟。

　　如今，旧时代的炮火早已远去，天翻地覆慨而慷。但在先驱们曾经驻留的地方，那些印刻在时光深处的足迹，历久弥新，熠熠生辉，光照过去，也指引着未来。

冠以孙中山之名的异国学校

　　在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影响最大的“洋学府”恐怕要数莫斯科中山大学了。这所冠以孙中山之名的异国学校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聚集了一大批中国青年精英，从这里走出的骄子包括邓小平、董必武、林伯渠等，他们日后成为中共早期领导人，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山大学成立于1925年10月。孙中山先生去世后，苏联政府为继续其援助中国革命的政策，决定在莫斯科兴办以孙中山命名的大学，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莫斯科距克里姆林宫西南方向步行10多分钟的地方，就是当年中山大学的旧址——沃尔洪卡街16号。

　　1926年1月7日，邓小平和傅钟、李卓然、邓绍圣等十几人乘火车离开法国，途经德国、波兰，于1月中旬到达莫斯科。

　　短暂调整之后，以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多佐罗夫为俄文名的邓小平马上投入到丰富紧张的学习中。在风景秀美的中山大学，他开始学习俄语、马克思主义史学、东西方革命运动史、军事事务等课程，学期设置为2年，每周上6天课，每天8个小时。

　　邓小平在入学伊始便对接受共产主义教育抱有坚定的信念。他在入学履历中写道：“我过去在西欧工作时，每每感觉到能力的不足。因此我便早有来俄学习的决心。”“能留俄一天，我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必使自己对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我来莫斯科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地受党训练，听党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而奋斗。”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习过程中，理论学习占大部分，而学员之间的相互交流对于理论学习起到重要作用。邓小平在和不同派别、不同思想、不同国家的学员交流时，自身的理论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同时对未来中国革命的发展充满信心。

明星闪耀普希金广场

　　在莫斯科市中心的普希金广场上，曾经闪耀过一颗明星——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它与中国共产党同年创建，虽在历史长河中仅存在17年，却对中国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东方大学师资力量雄厚，集中了当时苏联一批经验丰富的革命理论家和实践家。1921年春，包括刘少奇在内的20多名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从上海出发远赴东方大学学习。

　　曾和刘少奇两度同窗的肖劲光在回忆录中写道：刘少奇的好学令人印象深刻。到了东方大学后，少奇同志一心扑在学习和工作上。上午他们一起学俄文，下午又一起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有时在一起刻钢板，印传单；有时到工厂联络，做些宣传工作；有时做工；遇有纪念日，就参加游行。

　　据吕春的《刘少奇在莫斯科的留学生活》描述，刘少奇留学时正是苏联经济严重困难的时期，生活环境非常艰苦。同学们与苏联红军战士一样过着紧张的军事化生活。每天清晨，他们跑步来到广场列队操练，然后用冷水洗漱，吃一点黑面包后，就去上课。晚上则轮流到街上站岗放哨，星期天还要做工。每人每星期只能供给1斤质量很差的黑面包，有的上面长了绿霉，有的里面还有碎布、绳头等杂物，剔除这些杂物，面包就空了一个大洞。

　　在艰苦生活的考验面前，刘少奇始终表现得很坚定，从不叫苦，只感到时间不够用，总希望尽量多学一些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和俄国革命的新经验。

　　1921年冬天，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延伸到东方大学。已经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的刘少奇首先转为党员，加入东方大学总支部。尔后，刘少奇等几个党员一起组织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的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旅莫支部，刘少奇担任支部委员和第一任干事长（即支部书记）。

　　后来，刘少奇在回顾自己“考虑入不入党的问题”时说：“当时我把《共产党宣言》看了又看，看了好几遍……从这本书中，我了解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怎样的一个党，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最后决定参加共产党，同时也准备献身党的事业。”

　　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刘少奇一生中的重要转折和崭新起点。他把自己的一生和党的事业水乳交融般地融为一体，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全部智慧和精力献给了党的事业。

苏联军校的读书声

　　1927年末，莫斯科市区东部的列弗尔托沃区，苏联高等步兵学校。外面天寒地冻，房间却温暖如春。这里是苏联红军培养陆军营、团、旅、师等中上级军官的著名军事学府。为了欢迎参加南昌起义的中国学员，该校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这批中国学员，包括刘伯承等10人。这10人，又是同期赴莫斯科学习的30余名中共干部队伍中的一部分。南昌起义失败后，中共中央决定派他们到苏联学习。在刘伯承等10人踏进苏联高等步兵学校门槛时，叶剑英、吴玉章等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还有人被安排到炮兵学校。

　　在苏联高等步兵学校，为了便于交流，每个中国学员都取了俄文名字。大家称呼刘伯承为“阿法纳西耶夫”，他被编在了第16班，这个班的30多人都是中国学员。刘伯承生于1892年，当时已经35岁的他为了能够尽快听懂苏联教官的授课、看懂俄文书籍，必须要尽快掌握俄文的33个字母。

　　在俄语中，颤音“P”的发音很难拿捏，中国学生将其戏称为“打嘟噜”。在刚开始学字母发音时，刘伯承有好几天，从早到晚，一有时间就练习“打嘟噜”。那个时代的莫斯科，冬季的早晨气温大都在零下15摄氏度左右，但当时，刘伯承每天早上都冒着严寒，到操场上朗读俄语。课余时间他也不浪费，即使在上厕所的时候，也要抓紧时间背单词。

　　1916年3月20日，刘伯承曾在与北洋军的战斗中失去右眼，随后手术换了假眼球。留苏学习过程中，由于看书时间很长，右眼中的假眼球难免会把眼眶磨疼。每当这时，刘伯承并没有闭上眼睛休息，而是把假眼球摘下，用左眼继续学习。

　　在苏联高等步兵学校，刘伯承还学习了一系列军事课程，如战略学、战术学、地形学、射击学等。1928年暑期，刘伯承以各科优异成绩完成了在苏联高等步兵学校的全部学业，旋即被选送到伏龙芝军事学院继续深造。

　　伏龙芝军事学院创建于“十月革命”后的1918年，其前身为有80多年历史的沙皇俄国军队总参谋部军事学院。这里是苏联系统培养高级军事指战员和军事理论人才的重要高等军事学府。

　　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前期，伏龙芝军事学院坐落于莫斯科市中心距离红场不远处。来到这里，刘伯承首先被一条大标语所吸引：“一切战术要适合一定的历史时代，如果新的武器出现了，则军队的组织形式与指挥也要随之改变。”据中共早期留学教育史研究学者张泽宇介绍，在此，刘伯承除了学习战略学、战术学、军事学术、军制学、社会经济学等5门主课，还自学了《战争哲学》《现代战术》等军事名著。

　　回国后，在革命斗争中，无论是在红军根据地时期，还是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时期，虽然长期负责军队指挥工作，条件艰苦、任务繁重，但刘伯承一直努力翻译介绍苏军军事理论方面的著作，为中国军队的军事理论建设和军队正规化作出巨大贡献。

莫斯科郊外的红色记忆

　　在莫斯科红场西南方约40公里的五一村，有一座中共六大常设展览馆。展览馆是一座漂亮的三层楼房，外墙黄白相间。设计施工精细考究的楼房穹顶、不同房间内色彩各异的墙面、天花板上精雕细琢的石膏雕饰以及俄式吊灯、带有俄语按键的旧打字机——这些具有浓郁俄罗斯特色的装饰元素让展览馆充满历史韵味，将参观者带回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召开。当时，国内白色恐怖严重，中国革命到了最艰难的关头。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来自中国各地的140多名中共代表冒着生命危险，冲破重重险阻，会聚在莫斯科。这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境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国革命发展具有特殊历史意义。

　　走进展览馆，一楼展厅陈列着周恩来年轻时期英姿勃发的照片。周恩来在中共六大上先后作了组织报告、军事问题报告。瞿秋白等代表的照片也陈列在侧。展厅里，中共六大的珍贵资料，包括通过的政治决议以及关于军事、组织、苏维埃政权、农民等问题的决议等，第一次在其召开地点被集中展示。此外，展厅还展示了中共前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址资料。三楼的阁楼层则恢复了中共六大代表曾居住的两间卧室。

　　展览馆里，一份份手写或打印的材料，包括重要的决议、报告记录、代表资料以及美国、法国等国家共产党发来的贺辞，见证了当年一个个历史瞬间。一幅幅珍贵的历史照片，一件件当年家具摆设的仿制品，仿佛让人们又看到，在那20多个日日夜夜里，一群优秀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里纵论国家命运，思考革命前途……

来源：2021年6月16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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