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国立博物馆鉴真展的海报

    “日本今日之发展，即仰仗中国伟大先哲长期以来的言传身教。”

《环球》杂志记者/王子江 杨汀 姜俏梅（发自东京）

　　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不久前推出了“佛教戒律与鉴真和尚”展览，展出大量与鉴真东渡日本、在日本弘扬佛教文化和创立唐招提寺相关的珍贵文物，其中包括鉴真当年带到日本的佛经和法具。

　　“他将中国最先进的文化与技术一起带到了日本……也正是鉴真将正统的戒律传到日本，直到今天都让日本人思考何为佛教与佛教徒应有之形态。”京都国博对鉴真东渡如此高度评价。

鉴真与圣德太子的“对望”

　　京都国博的本次展览中，很少与公众见面的唐招提寺珍藏鉴真塑像也一同展出。这尊塑像由鉴真弟子在其去世后打造，塑像的照片即是本次展览的海报，张贴在京都市内各广告栏里。

　　利用展览的机会，博物馆还推出了日本学者关于鉴真的十余种著作，既有关于佛教的研究专著，也有供儿童阅读的绘本。可见1300多年后，鉴真在日本依然有很大影响力。

　　无独有偶，临近京都的奈良国立博物馆也同时进行着一个名为“圣德太子与法隆寺”的展览，以纪念圣德太子去世1400周年。展览展出的174件文物中，最珍贵的两件都是日本皇宫藏品，排在第一位的是《圣德太子及二王子像》，它被称为日本现存最古老的肖像画，画法模仿了唐朝大画家阎立本的《帝王图卷》；其次是圣德太子手书的《法华义疏》，是一部汉字佛经注释，被称为日本现存最早的书法作品。展品同样不乏来自大唐的珍品。

　　圣德太子称得上是日本历史上划时代的人物，他于公元593年统摄朝政，大力引进中国佛法，建法隆寺、四天王寺等寺院，著佛教经典义疏，被尊为日本佛教的始祖。

　　在他摄政期间，佛教在日本开始从“巫术”逐渐发展成为一项影响全民的宗教。他还派遣隋使和遣唐使以及大批留学生、僧侣赴隋唐学习，使更多日本人有机会学习汉文。他主持制定的《冠位十二阶》及《十七条宪法》都完全用汉文写成，不少条文直接援引《论语》《礼记》《易经》《老子》《庄子》等中国典籍，语言朴实，文章优美，代表了当时日本汉文的最高水准。圣德太子去世131年后，鉴真抵达日本，让佛教在日本发扬光大。

“大唐是‘日本文化恩师’”

　　日本史学家家永三郎称大唐为“日本文化恩师”，这从京都和奈良这两个日本顶级博物馆本次的展览中便可见一斑。这两个古都中，与唐代有关的文物、寺庙等遗迹还有很多。鉴真当年在奈良主持修建的唐招提寺金殿依然完好无损。奈良市还在1400年前的平城宫旧址上复原了“朱雀门”——平城宫是日本于710年迁都奈良后建设于平城京大内中的宫室。平城宫遗迹公园的说明清楚地表明，平城宫模仿唐长安皇城修建，朱雀门是隋唐长安皇城的正南门。

　　奈良国立博物馆研究部长吉泽悟经常到中国陕西、河南的博物馆参观交流，对中国传统文化赞叹有加：“那些东西太好了，会再次感到我们的很多文化起源于唐文化。”

　　对于本次展览，吉泽悟对《环球》杂志记者说：“日本文化中有很多是从中国和朝鲜半岛传来的，我们呈现这些，就是在呈现东亚的联系，也可以说是当时的国际性。”

　　吉泽悟特别提到，展品中的大镜子是利用从中国传来的技术在日本制造的；还有些文物来自中国和朝鲜半岛，因为战事多等原因虽在当地已经失传，却机缘巧合在日本寺庙里保留了下来。

　　不过，现代日本人对中国更古老的历史和文化似乎兴趣索然。日本民俗学者、《日经新闻》前资深记者山形健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对于日本这样历史很短的国家，人们很难去关心几千年前发生在外国的事情。三星堆文明据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我们无法想象这么古老的时代。即使在学校的历史教学中，我们也根本接触不到这样的时代。日本人心目中的‘古代’可能与中国人认为的不一样，中国人认为的古代是公元前几百上千年，而日本人的第一部史书直到公元8世纪才出现。”

　　山形健介上世纪70年代末就访问过中国，他认为，当今日本人对中国文化和考古发掘兴趣的多寡，多多少少与中日交流及游客有关。“40年前，日本掀起了丝绸之路热，电视台做了很多这方面的节目；几年前的兵马俑展也令人兴奋。现在到日本的中国游客多了起来，这与京都、奈良有很多受中国文化影响并保存至今的古迹也有很大关系。”

　　吉泽悟表示，“奈良国博经常做介绍中国的展览，现在正计划做一个丝绸之路展。我们也关注中国的考古发掘新动态，希望两国增加交流机会，这是增加相互了解和理解的基础，非常重要。”

强调本土文化的独特

　　日本“岩波新书”主编永沼浩一曾说：“日本今日之发展，即仰仗中国伟大先哲长期以来的言传身教。”日本本土文明成长较晚，但在学习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最终形成了有自己特点的文化。

　　京都国博的展览，在回顾鉴真东渡给日本带来的影响的同时，更是为了展示凝然法师去世700年来佛教在日本的发展，只不过鉴真的名气更大，是历史转折处绕不开的人物，于是打上了鉴真的旗号。这次展览的副标题即是“凝然国师去世700年纪念特别展”，因此，京都和奈良的两个展览根本上都是为纪念两位日本人。凝然法师1321年去世，是日本佛教华严宗高僧，为奈良东大寺戒坛院长老，后来宇多天皇拜他为师，赐“凝然国师”称号。

　　其实，这次展出的部分文物，都难以识别年代和真伪。有人就认为《三经义疏》非圣德太子所书，而有些所谓的日本文物，本身就来自中国。日本有些史学家甚至认为，圣德太子本人的事迹也是后人伪造的。家永三郎在《日本文化史》一书中说，圣德太子的事迹充满了“神话般的渲染”，不容易分辨出哪些是确切的史料，哪些是太子的业绩，哪些是与他共同执政的苏我马子的业绩。包括《宪法十七条》，也可能是伪作。

　　但是，日本历史本来就较短，似乎少有人计较这些。吉泽悟说，这次奈良国博展览，并非想要证明圣德太子的存在。“我们展出的这部分内容，是以认为他存在为基础的历史、文化和艺术的展示。他并不存在的说法当然很有冲击力，也容易被人记住，但我觉得应该允许各种研究存在。”

　　在日本各地作为旅游景点的城堡，也有人认为是明治维新之后所修建——因为日本并没有修建城墙的传统和历史。中国《隋书》《旧唐书》就特别记载：“倭国居无城郭。”作为日本千年首都的京都的确一直没有城墙。有研究者认为，明治维新后，为了迎合欧洲人的口味，日本人将骑士、盔甲、长枪、剑与城堡，整合成为本土的武士、日本刀与城堡。日式城堡，包括洁白的墙壁、优美而巨大的楼阁式天守阁，遂成了日本传统古典东方文化的典型代表。

　　吉泽悟认为，中日需要加强文化交流，了解各国文化的来源、经历，这是互相了解、尊重的基础，也是反观自身的途径，并不是比较哪个文化更优秀。“日本受到中国的影响，但也生成了有别于中国的文化。产生区别的过程是怎样的？奈良国博正是一个向人们提供这些史料的地方，一个向人们提供理解自己和他人机会的地方。”

　　日本历史学家宫埼市定在《日出之国与日没之处》一书中写道：“试想，如果日本因使用汉字而在中国人面前抬不起头来，那么所有使用阿拉伯数字的人岂不都在阿拉伯人面前抬不起头来？将世界各地的文明聚集一堂，把它们安置到日本式体制中最需要、最适合的地方，这是日本值得骄傲的地方，绝不是什么耻辱。”这本书写成于日本战败前的1943年，对于外界了解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人如何看待自己的文化，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来源：2021年7月28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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