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从空中俯瞰位于东阳市六石街道夏溪潭村附近的50兆瓦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提高对碳排放规则制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营造更加有利的地缘政治形态，关键在于优化自身的能源结构，提高新能源利用率和技术实力。

卞永祖

　　碳中和行动对地缘政治的影响多元、复杂且仍处于不断演变过程中，它既能创造新的合作机遇，也能成为竞争与冲突的诱因。各国和各地区在碳中和的利益预期、实施路径、进度控制等方面存在的错位或分歧，将导致地缘政治走向存在多种可能性。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在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同时，将全球气候治理纳入地缘政策，需从多方面统筹与规划。

积极参与，统筹安排

　　能源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尤其近代以来，拥有和控制能源成为大国崛起的重要前提，也是地缘政治形态重构的重要力量。比如，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英国依靠储量丰富的煤和蒸汽机的发明迅速崛起为“日不落帝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国打造的石油美元体系不仅巩固了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也极大巩固了其全球霸主地位。可以看出，现在的地缘政治形态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对全球石油资源的控制和争夺有紧密联系。

　　新能源的快速发展，正在成为重构全球地缘政治形态的重要力量。一方面，化石能源不可避免地要走向枯竭，人类必须寻找可以替代的能源供应；另一方面，大规模使用煤炭、石油等能源，使全球变暖和极端气候现象越来越明显，加快新能源发展从而减少碳排放正在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当前，世界大国都在加大对碳排放规则制定权的争夺，以期在未来经济竞争中处于先机。

　　减少碳排放、实现碳中和的关键，在于对太阳能、风能等可持续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这实际上对高新技术提出更高的要求。相关规则一旦形成，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前景和国际地位都会有巨大影响。对于欧美等发达国家来说，新能源的使用已经占据相当大比例，欧洲部分国家甚至已经完成能源转型，利用掌握的科技优势扩大碳排放规则话语权，是进一步巩固自己经济优势的良机。对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产油国来说，能源转型面临技术和资金投入门槛，目前具有的资源优势也会被弱化，未来全球经济竞争中恐会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是拥有门类最齐全工业体系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决定了中国在这次新能源发展浪潮中既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发展空间，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一方面，从长远看，中国作为一个石油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大力发展新能源不仅对于自身的能源安全具有战略性作用，也会加快经济转型和提高竞争力；另一方面，中国已建立起庞大的传统能源体系，火力发电占比大，在新能源领域还存在技术短板，从短期看，新能源还不足以满足中国经济发展对能源的巨大需求，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可能有限，因此，过快强调能源替代可能会对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总之，加快新能源发展以提高碳排放规则话语权的同时，中国也要统筹好新能源与经济转型、经济增长的关系。

　　正是站在对全人类长远发展利益负责的角度，中国虽然面临很大能源转型压力，但仍然积极参与联合国气候谈判，并且在《巴黎协定》签署过程中起到示范带头作用。

　　在2020年9月举行的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国家主席习近平郑重承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同时，在同年的气候雄心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又进一步对碳减排和新能源发展提出了更详细的规划，“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

　　“双碳目标”的提出，体现了中国勇于面对当今国际最重大的问题，树立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也体现了中国对经济转型和未来发展潜力的信心。

优化能源结构，发展绿色金融

　　提高对碳排放规则制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营造更加有利的地缘政治形态，关键在于优化自身的能源结构，提高新能源利用率和技术实力。一个国家的碳排放量，跟这个国家的能源结构、经济总量以及人口都直接相关。毫无疑问，改善能源结构是减少碳排放的关键。

　　首先，大力促进以风电、太阳能发电为主的再生能源发展，尽快弥补在该领域存在的技术短板。中国已经具备发展风电、太阳能的良好基础。比如，中国不仅具有全球最大的光伏产业市场，占据全球70%以上的市场份额，同时还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光伏发电装机量，占比超过50%；全球10大光伏公司中，有7家是中国企业，部分技术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同时，中国具备发展新能源的良好条件，尤其是在西部广大、平坦的荒漠地区，可以快速、低成本地建设风能和太阳能发电站。据统计，仅仅在内蒙古自治区，太阳能丰富地区和较丰富地区面积就达到72万平方公里，占全区总面积的61%，尤以鄂尔多斯市西部、巴彦淖尔市和阿拉善盟最为突出，部分地区的太阳光照可以达到3300小时/年，发展新能源条件可谓得天独厚。

　　利用好发展新能源的机遇不仅可以加快推动西部发展，改变当前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还可以改善生态环境，实现经济、生态和社会的综合发展。当前西部地区已经成为新能源厂家的必争之地，规模效应初步形成。同时，部分厂家利用西部的资源优势加快科技研发，比如，把太阳能发电与制氢技术、中草药种植甚至畜牧业相结合，研发光热发电储能新科技等，不仅创造了更大的社会效益，甚至进一步把西部地区从资源高地转变为科技高地，为中国经济发展打开了更广阔空间。

　　加快发展绿色金融，为经济低碳绿色转型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也至关重要。新行业、新业态和新技术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中国的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以及人的生活方式必然会发生巨大的改变，这需要金融机构提供更多的金融产品，引导社会资金为新能源的发展以及在该领域的技术投资提供充足支持。

　　当前，中国绿色金融市场发展迅速，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截至2020年末，中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约为12万亿元，存量规模居世界第一，绿色债券存量约8000亿元，居世界第二，为支持绿色低碳转型发挥了积极作用。据估算，21家主要银行绿色信贷每年可支持节约标准煤超过3亿吨，减排二氧化碳的当量超过7亿吨。为更好地支持经济低碳转型，规范市场主体绿色投资行为，中国同时要积极参与绿色金融国际标准的制定。

加强国际合作，发挥引领作用

　　碳减排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呼吁，有可能为世界和平与稳定提供新的途径。中国加大与各国共同商讨碳排放规则、加大科技合作和交流，有利于提高自身负责任的国际形象。同时，发达国家在清洁能源技术研发、管理经验等方面有一定优势，中国在规模和产业链方面占优，双方合作空间很大。

　　中国还可以通过发挥高层对话的引领作用，管控“碳干涉”、碳关税等业已突出的矛盾点和风险点，减少各方的单边主义行动与猜忌，避免将气候治理简化为单纯的“低级政治”议题。

　　此外，加大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帮助，比如，为蒙古国提供清洁电能，这有利于两国经济合作，构建更加友好的睦邻关系。

　　能源转型涉及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在参与国际碳排放规则制定的过程中，应以是否有利于经济更高质量、更快速度发展为前提。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宣布重返《巴黎协定》，意欲重新夺回全球气候治理主导权，甚至对中国等国家进行压制，这显然不利于全球合作。中国在坚持多边合作、符合各国利益的前提下，在推动新能源发展过程中，应充分认识到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具有间歇性、波动性的特点，避免超出中国经济实际承受能力的运动式碳减排。先立后破，加快技术研发和储备，尊重经济发展规律，才能在这场能源变革引领下的地缘政治形态重构中立于有利地位。

　　（作者系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2021年8月11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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