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犹他州的一所学校，老师正在指导学生们学习

    也许，在教育界，真正的创新都是一种回归：以学习者为中心，关注学生和家庭的全人需求，助力学习者的自我认知和自我实现。

马鸣燕

　　不迎合竞争思潮，花更多精力打造正式课程外的隐性课程，重视学生的体验、玩耍、冒险和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因材施教，激发孩子潜能……这是近年来国内外许多创新学校追求的目标，也符合许多家长的教育期待。

　　然而创新学校的探索和发展仍在经历百转千回，而新冠肺炎疫情也让创新者有了更多反思。

一个创新学校的存在和消亡

　　2013年，AltSchool横空出世。创始人马克斯·温蒂拉是谷歌前高管，他大胆宣称：个性化学习将让所有孩子充分发挥潜能，因材施教的模式将让孩子学得更快，掌握得更好。他要把硅谷的先进模式引进教育，运用大数据和算法，把这样的学习方式变成可能，走向教育的未来。

　　AltSchool吸引了超过1.7亿美元的资本注入，包括脸书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的1亿美元投资，并在纽约、旧金山和帕罗奥图开办了6所微型实验学校。当时的AltSchool志存高远：虽然初始阶段它的学校还只能服务富裕家庭的孩子，但随着技术平台开发的推进，它将在美国各地开办更多的微型学校。

　　不仅如此，AltSchool还要把这种先进的教育模式推广到全美的公立和私立学校，在更好地教书育人的同时，给公司带来不菲的利润。这番宏图愿景吸引了《纽约时报》、福布斯、《连线》杂志等的竞相报道，甚至连大洋彼岸的中国都有若干篇微信阅读量10万+的文章描述着AltSchool的创新模式。一时间，这种“硅谷+”教育模式成为了美国教育创新的象征。

　　走进AltSchool的校园，你会看到不同年龄的孩子在同一个房间里分散地坐着，人手一个iPad或Chromebook，各自独立地完成动态课表中的学习活动。有些活动在网络上进行，有的在现实中展开，都根据学生的兴趣和专长量身定制。学校自行开发的学习管理系统实时收集学生的学习数据，既为了帮助老师更好地支持学生学习，也供技术开发人员改进软件设计。

　　2019年6月，AltSchool宣布关闭实验校，并更名为Altitude Learning，专注开发学习管理系统。公司解释说，其从未打算长期经营学校，重组后将在平台层面和更多学校合作，产生更大的影响。然后，2021年2月，Altitude Learning低调地将技术平台出售给High Ground，进一步缩小业务范围，变成了一家教育咨询服务公司。至此，AltSchool这一备受资本追捧、雄心勃勃想要用科技颠覆教育的创新教育机构，悄无声息地退出了公众视线。

教育创新走过半个世纪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各种教育创新尝试在美国层出不穷。这种对教育创新的追逐，离不开美国人对本国教育质量的担忧。早在冷战时期，美国就企图用教育创新来缓解人们对国家整体发展的不安。

　　1957年苏联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伴侣号”，美国人视其为本国的耻辱。于是，美国政府在1958年迅速出台了《国防教育法案（NDEA）》，提供经费支持科学、地理、地区研究、图书馆等教育工作，教育担负起了国防工作的重任。1983年《危机中的国家》报告首次提出国家共同核心课程的概念，以期提高公办教育质量。1985年，非营利机构经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投资我们的孩子：商业和公共教育》强调，“教育对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有直接的影响。”半个世纪以来，美国教育领域对创新和改革的讨论，大多围绕这样的逻辑：教育需要让个体、让整个国家和民族，为参与全球经济竞争作好准备。

　　这种竞争和比较在21世纪更是变本加厉：自2000年起，每3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都会组织成员国14岁的青少年参加PISA测试，来评估他们的学术能力，进行世界各地教育程度的比较。美国学生的阅读和科学水平在全球范围内处于中等偏上，数学则接近垫底，因而每次结果发布，都会引发美国教育界新一轮的反省，以及对排名最高的成功国家——芬兰、新加坡、韩国、中国——的学习和模仿。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的教育创新在各领域百花齐放。有的创新发生在教育理论层面，例如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卡罗尔·德韦克提出的“成长性思维”。她指出，具有成长性思维的人相信，无论自己现在能力如何，只要努力就可以成长进步。这种相信能力和智商是通过培养锻炼来获得的人，更喜欢应对挑战，积极思考解决问题，而成年人和孩子的互动可以强化成长性思维，避免固定性思维。

　　有的创新在制度层面，例如2002年开始的《不要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通过每年政府集中组织的标准化考试来检验学校的教学质量，不达标的学校被要求整改，甚至闭校。在这项法案之前，美国教育由地方政府主导，很少有全国范围内统筹的政策。

　　有的发生在社会文化层面，例如对母语非英语的学生，教育领域从要求家长（通常是新移民）严格在家维持全英文环境来支持学生的英语学习，转变到开设双语项目，帮助学生把母语中已经具备的读写能力转化为英语能力，鼓励学生熟练掌握两种或更多语言。

　　还有的发生在教学模式层面，例如随着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概念的时兴，越来越多的学校开设了额外课程和项目来培养学生的数理工程能力。美国政府和商界也投入巨资，设立实验室、创客空间，升级学校软硬件，让学生有更多机会在实验、制作和实践中锻炼STEM能力。

不断试错的教育创新

　　教育创新需要经受实践的验证，那些符合教育本质的创新，会自然有机地传播开来，久而久之就不再是创新，而成为教育的常态。最好的例子之一便是通用学习设计——UDL框架。

　　这个框架最早提出时是模仿建筑设计行业的无障碍设计，而在教育的其他产品和服务设计中，考虑到残疾学生或有学习障碍的学生的需求，例如在普通电子设备中设计朗读文本功能来辅助视障者学习。实践中人们很快发现，技术是为教学服务的，而教学中若能在设计层面提供足够灵活的学习环境，给学习者丰富而多元的选择，所有的学生都可从中获益。从神经科学的最新研究落地成为普适的设计框架，成功促进了教育公平——作为教育创新成果，UDL可谓影响力深远。

　　而炒作创新的教育项目，为了颠覆而颠覆的“教育创新”，甚至更糟糕的为了赚快钱、“割韭菜”而发起的“教育创新”，最好的结果是自己销声匿迹，最坏的结果则是破而不立。哪怕实现了既定目标，那些大张旗鼓的“教育创新”也往往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

　　《不要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实行后，小部分不负责任的学校被查验清退，家长得到了更公开透明的教育信息，高要求的国家课标之下，整体教育质量也确实有所提升，但是高压力的标准化考试让学校、老师、学生不堪重负，社会对“教育质量”的理解也变得越发狭隘，几乎与“考试成绩”等同，美国公办教育陷入了“应试指挥棒”的困境。此外，美国社会对STEM教育的追捧，也给很多学校和地区带来麻烦：教育总经费不变的情况下，学校只能缩减音乐、美术项目，美育和个性发展少了施展的空间。

疫情“试金石”

　　教育创新的本质目的是什么？这个创新在执行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什么后果？也许可以把目光看向近年来教育最大的颠覆者：新冠肺炎疫情。自从2020年3月疫情在美国暴发以来，美国所有地区、所有学段、所有类型的教育机构都被迫围绕疫情的现实去开展教育工作。对许多教育者和家庭来说，这一年半令人精疲力竭。扰乱之余，疫情的洗礼也逼迫全社会重新审视教育的本质，而疫情催生的教育创新也许在时过境迁之后仍会在教育界留下痕迹。

　　2020年3月转网课后，老师们很快发现7岁的孩子少了在校吃的那顿午饭无法专心上课；15岁的少年作业交不上来，因为家里拥挤嘈杂没有地方学习；20岁的大学生每次登录网课都在车里，因为离开了校园很多大学生只能到麦当劳的停车场蹭网。

　　学校为此想出了各种创新的点子：北卡罗来纳州吉尔福德郡教育局在75辆校车上装了移动Wi-Fi，开到有需要的社区停留；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教育工作者每周给学生打电话，帮助有需要的家庭申请社会补助或追踪新冠病毒救助支票的去向。其实早在疫情前，学校为家庭提供的就不仅是教育，更是信息渠道、社会服务和人际关系网络，而疫情让人们清楚地看到了这个事实。

　　一年半的远程学习告诉人们，技术不能取代教学，但技术可以为教学服务。疫情期间，教育科技公司纷纷开放免费版的产品，哪怕对技术无感的老师们也赶鸭子上架，利用各种产品救急。许多科技公司因此找到了产品设计的缺陷：比如发现对于有读写障碍的孩子来说，很难使用语言教育产品；学习编程的产品，孩子必须在有知识基础的家长手把手的辅导下，才能发挥好的效果。

　　通过这些实践、反思和改良，许多科技公司越发尊重教育者的视角和建议。而老师也看到了好的产品不仅能为自己减负，更让一些原本无法开展的教学活动成为可能。教育和技术之间难以言说的竞争关系弱化了，合力正在形成。

　　社交隔离期间的孤独感让人们明白，没有心理健康，就不可能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很多老师这一年都遇见过学生的家庭成员或是感染新冠住院，或是失去工作，学生们因此忧虑不安，无心学习。

　　有老师在反思这一学年的时候表示，“这一年教我记住，学生在教室之外的生活对他们的状态有很大影响。”疫情让生活闯进了教室，也让教育者看到，社会情感健康是教育的第一要务，不是可有可无。

　　归根结底，无论在美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教育创新都无法脱离对教育目的和教育对象的深刻思考。也许，在教育界，真正的创新都是一种回归：以学习者为中心，关注学生和家庭的全人需求，助力学习者的自我认知和自我实现。回归教育本质的创新，自然能在危机的扰乱中、在时代的洪流中找到方向，站稳脚跟。

　　（作者系哈佛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现任教于美国旧金山创新学校）

来源：2021年8月11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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