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2日，警察在南非约翰内斯堡骚乱现场执勤

    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尤其应注重独立自主地探索发展道路，根据自己的情况和需要借鉴他国经验，而不是盲信盲从西方一些国家的发展和治理理论。

王磊

　　海地总统遇刺、南非大规模骚乱、埃塞俄比亚族群冲突……一些国家脆弱性问题一再凸显，令人忧心。所谓国家的“脆弱性”，一般是指国家暴露于各种风险之中且应对风险的能力不足，从而引发政经失调甚至混乱。

　　从某种意义上讲，任何国家都具有“脆弱性”，在当今时代，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挑战相互交织、层出不穷，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高枕无忧。一场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各国和全球治理体系的“脆弱性”更是暴露无遗，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相对而言，那些情况更为严重的国家，更需多方加大探索力度，改善其面临的脆弱困境，并防止其进一步演变为地区乃至全球性威胁。

西方国家干涉的借口

　　按照西方一些政治机构的划分，脆弱性较严重的国家，其普遍特征是内政治理不善，抵抗各种风险挑战的能力较差，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危机和动荡多发。

　　其实，对于“脆弱国家”的认定，国际社会并无一定之规，许多第三方机构依据各自的需求和目的，对外发布有关国家脆弱性的数据和指标，诸如美国智库和平基金会发布的“脆弱国家指数”、英国智库列格坦研究所制定的繁荣指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的“脆弱国家”年度报告等，或正或反，评价的指标五花八门，评估结果自然也有所不同。

　　必须指出的是，西方智库、机构评定的“脆弱国家”指数或标准，常常包含着主观意愿的考量，并不代表客观公正，有时反而带有明显的傲慢和偏见。同时，“脆弱国家”也往往成为西方国家进行干涉的一种“借口”——美国便将改造“脆弱国家”视为一种“安全责任”，其2017年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称，“美国将努力使‘脆弱国家’变强，这些国家的软弱或失败将扩大对美国国土的威胁。”

　　美国于2019年底推出《全球脆弱性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制定统一的战略，在未来10年利用外交、经济援助和政治介入等全方位手段，增强“脆弱国家”的“韧性”。其实质，则是美国为护持其霸权统治下的全球秩序，将“脆弱国家”纳入其自以为是的治理“一环”，按照其主观好恶和利益需求予以改造。

　　按照经合组织的年度报告，2020年全球有57个国家和地区被评估为“脆弱国家”，其中13个国家和地区“极度脆弱”，44个国家和地区属于“一般脆弱”。从地理分布上看，绝大多数“脆弱国家”分布在非洲和中东两大板块，其中近40个位于非洲大陆，全球23%的人口以及76%的极端贫困人口生活在“脆弱国家”。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公共卫生危机很快演变为延展至世界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系统性危机，全球的脆弱性进一步加剧，多国多地出现大规模失业、贫困恶化、社会不平等激化及政治动荡等各种问题，全球因疫变贫、因疫生乱的案例比比皆是。面对疫情大考，一些国家雪上加霜，发展目标严重迟滞，社会弱势群体生计更加困难。到2020年底，新冠肺炎疫情导致有关国家新增2600万人口陷入极端贫困，新增3600多万儿童面临饥荒的威胁。

一国的也是地区和全球的

　　国家“脆弱性”的问题不只是自身的发展、安全和治理问题，其内部的“发脓溃烂”，往往滋生传染，演变为地区性乃至全球性的问题，从而威胁国际共同安全。

　　一是侵蚀国际和平。一些国家内部或国家之间的武力冲突、大规模暴力等安全问题，往往外溢至周边地区，难民迁徙、武器流失等行为一旦失控，其影响广泛而深远，既威胁国家和地区的稳定，又加剧全球人道主义压力。例如，利比亚危机爆发后，内部军阀混战，正常的政治秩序久未恢复，难民殃及欧洲，武器外流又助长了北非恐怖主义，成为地区的安全“痈疽”。

　　二是有碍全球经济繁荣。一些国家本来有潜力成为庞大的市场和贸易伙伴，但现实是，多发的暴力和腐败等脆弱性问题阻碍了国际投资和贸易开展。研究显示，2017年各种暴力冲突造成的经济损失估计为14.76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12.4%。

　　三是易成“藏污纳垢”之所。一些国家的政府管控力低下、社会抵御力有限、民众思想空虚，这些薄弱环节容易被暴力极端分子和犯罪组织利用，成为其栖身乃至其发展壮大的“基地”，中东和非洲地区一些国家便是如此。

治标更要治本

　　“脆弱国家”的概念有争议，评价标准也并不固定，但脆弱性指向的真问题——国家治理能力低下——是客观存在的。世界上的各种政治衰败、经济混乱、社会撕裂、暴力冲突等问题都是表象，实质还是一国一地的治理水平低下。

　　就“治标”而言，国际社会增强合作，加大对暴力冲突等问题的外交斡旋，达成和平协议或重建协议等是“第一步”，加大提供各类发展援助，为相关国家提供资金、人力等支持，以增强其抵抗力、复原力都是可行之法。

　　就“治本”而言，最根本的一条，还是有关国家要找到适合自己国情民情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的核心包含两方面要义：一是能够实现发展，二是能够改善治理。

　　广大发展中国家只有真正发展起来，具体而言就是实现工业化、在现代国际经济分工中拥有一定竞争力，才能提供解决国家脆弱性的充足物质支撑和力量源泉。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想增强各种抗风险能力，筑牢安全“堤坝”，必须从国家治理内部着手，构建适宜的政府制度框架，理顺政府、市场、社会三者核心要素的关系，实现政治的长治久安、经济的稳健发展、社会的长期稳定。

适合的是最好的

　　适宜的发展模式、发展道路没有标准答案，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尤其应注重独立自主地探索发展道路，根据自己的情况和需要借鉴他国经验，而不是盲信盲从西方一些国家的发展和治理理论。

　　实际上，很多西方发达国家都是发展起来之后“用了梯子又踢掉梯子”，为后发国家开出不切实际的“药方”，甚至妄图永远占据全球“食物链”的顶端，一面享受高阶的经济分工带来的生活福利，一面用发展援助维系着伪善面目。

　　纵观人类历史，自从西方率先实现工业化、领先世界以来，全球只有为数不多的国家实现赶超、跻身发达行列，诸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这些国家的发展经验能够为后来者提供有益借鉴，但它们的规模体量有限，且大多依靠与美国结盟的特殊关系。

　　二战以后，真正从国际经济体系的“边缘”一步步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实现独立自主、大规模发展的只有中国。中国的发展经验、治理路径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特殊的参考价值，近年来广大后发国家也越来越认识到中国道路的成功所在，“向东看、向中学”蔚然成风。

　　毫无疑问，摆脱中低收入陷阱，实现发展地位的跃升，才是克服国家脆弱性的根本。中国秉持和平发展、共同发展的理念，为发展、安全和治理更新都提供了新的历史性机遇。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

来源：2021年8月11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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