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8日，人们在喀布尔的一座清真寺前喂鸽子

    塔利班重新上台，既可能是阿富汗40余年国内冲突的终点，也可能是再次爆发冲突的起点。具体走向如何，与新政府执政方略密切相关。

闫伟

　　美国走了，塔利班回来了。

　　自美国宣布撤军日程以来，阿富汗局势急转直下，阿富汗塔利班攻城拔寨势如破竹。战况在全球范围内“刷屏”的一刻，发生在8月15日。这一天，塔利班进入阿首都喀布尔、塔利班代表与阿政府商讨“和平移交权力”、阿总统加尼“出走”他国……塔利班政治办公室发言人对媒体表示，战争在阿富汗已经结束，统治和政权形式很快就会明朗化。

　　时隔20年，塔利班再次成为阿富汗权力中心，阿富汗进入新的历史起点。塔利班重新上台，既可能是阿富汗40余年国内冲突的终点，也可能是再次爆发冲突的起点。具体走向如何，与新政府执政方略密切相关。

塔利班东山再起之路

　　2001年阿富汗战争后，塔利班政权迅速溃败，并伴有与阿富汗政权和解的诉求。但是，当时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并未将之纳入阿富汗政治重建进程。这种情形下，塔利班在巴基斯坦逐渐进行重组，并利用阿富汗南部和东部的普什图人对美国等西方驻军和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北方联盟的不满，逐渐在阿农村和部落地区站稳脚跟。

　　阿富汗农村和部落长期处于自治状态，历届政府一直没有能力对部落地区进行直接统治。延续这种“传统”，彼时的阿富汗新政权无法为这些社会组织提供必要的经济、安全、秩序和教育等公共产品，而塔利班则通过为农村提供公共产品，逐渐在农村地区发展起来，并建立了影子政府。其基本架构是，农村的毛拉成为塔利班伸向农村地区的触角，负责拉拢部落地区首领、招募成员和收集情报等事项。

　　塔利班也逐渐适应了新形势下与西方驻军和阿富汗政府的“相处之道”，以扁平化和伞形的组织结构为主，各分支（称为舒拉，目前主要有6大地方性舒拉）具有高度自治性，其中处于政治主导地位的是“奎达舒拉”。借此相对灵活的机制，塔利班将阿富汗主要的反美和反政府力量几乎都纳入麾下，其中一些甚至是塔利班执政期间的反对者。

　　由此，塔利班逐渐扩大了在阿富汗东部和南部普什图部落地区的影响力，并事实上以普什图人的代表自居，反对以北方联盟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在政治尤其是安全领域的主导地位。一位普什图人曾直言，少数民族得到的是美元，而我们却得到了子弹。2014年，美国奥巴马政府宣布从阿富汗撤军，由此，阿富汗安全部队逐步从农村和部落地区向城市收缩，塔利班则进一步填补了农村的权力真空，进而形成了塔利班控制农村、阿富汗安全部队收缩于城市这种分庭抗礼的局面。

　　塔利班崛起的另一大影响因素，是阿富汗政府的安全力量不升反降。2001年，阿富汗战争之后，北方联盟是打击塔利班武装的重要力量。但北方联盟大都为上世纪90年代内战中的各派军阀。阿富汗新政府成立之初，主要军官大都由北方联盟出身的少数民族担任。此后，美国等西方国家投入大量资源重建阿富汗安全部队，组建了规模达到30余万的安全部队。

　　但与此同时，它们也开始着力裁撤少数民族的军阀和军官。特别是加尼政府时期，安排许多少数民族军官退休，空缺由普什图人填补。这使长期以来抵抗塔利班的少数民族军事力量受到打击，客观上增强了塔利班的力量。这可能也是杜斯塔姆、伊斯梅尔汗等前军阀对塔利班的攻势无法组织有效抵抗的重要原因。随着阿富汗政治平衡的打破，同属普什图人的安全部队成员战斗意志并不强，甚至临阵倒戈。

政治过渡路线多棱镜

　　当下，塔利班夺取政权之后，组建新政府。同时其声称建立包容性的阿富汗政府，让所有阿富汗人都能参与。具体将如何落实行动路线？如何体现所谓的包容性？挑战如影随形。

　　塔利班内部的整合与权力分配，是其首先要面对的难题。如今，阿富汗塔利班的组织结构与上世纪90年代已有很大不同。上世纪90年代的塔利班更多属于多中心和松散的组织，而如今的塔利班组织则相对统一。目前，塔利班6大分支各自都有自己的地盘和武装，它们之间也存在明确的派系和部落分歧，之前还多次爆发冲突。甚至在作为政治领导中心的奎达舒拉内部，也存在杜兰尼系和吉尔查伊系的矛盾。夺取政权之后，塔利班需要从反政府运动向执政的政治力量转型，塔利班领导层必将面对如何整合组织内部分歧，整合不同军事力量，将之纳入到国家层面以实现统一的问题。

　　能否将少数民族真正纳入政治进程是另一大挑战。从人口构成看，阿富汗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人口最多的是普什图族，但也仅占40%左右。另外还有塔吉克族、哈扎拉族和乌兹别克族等少数民族。

　　普什图族人口众多，在阿富汗的影响力较大，而其他民族的被剥夺感强，相对弱势，民族隔阂严重。此前阿富汗国内曾出现严重的族际冲突，甚至爆发内战。

　　尽管塔利班并未明确声称代表普什图人的利益，其内部也有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但其以普什图人为主体。在未来的政治过渡中，普什图人有可能获得主导权。如此一来，少数民族能否真正具有代表性，如何保护少数民族尤其是哈扎拉等什叶派群体的权益，同时逐步缓和不同族群之间的矛盾甚至敌对等，对塔利班而言显然是棘手难题。

　　转型中选择何种政治道路，当前仍存在很大问题。阿富汗的多元社会不仅体现在族群和教派结构层面，也体现在文化层面。过去的20年，造就了一批接受了西方现代教育的群体，他们具有世俗化的倾向。但是，阿富汗仍然是一个以农牧民为主体的传统社会，传统的部落观念、保守的宗教观念等与城市精英并不相容，至少很难和谐共生。

　　塔利班崛起于农村和部落地区。塔利班官员日前还称，（塔利班）很快就会在喀布尔总统府宣布建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这意味着，其在未来的政治制度建构中，势必将体现宗教性。从总体上看，当前的塔利班在意识形态上与20年前已有所不同，完全复制之前的酋长国也不现实。如此，在多元社会中，如何将宗教与世俗相结合，建构政治制度，对塔利班来说也存在挑战。

　　尽管塔利班的意识形态已发生变化，开始接受穆兄会、土耳其正发党等现代政治伊斯兰（一种宗教性的政治思潮和运动），并对妇女权益和社会文化持相对开放的态度，比如塔利班宣称，将允许妇女独自上街和外出工作，但是，受到迪奥班德派和瓦哈比主义的影响，在塔利班政权之下，阿富汗社会文化势必向传统的宗教回摆，有可能对世俗文化和妇女地位等问题产生重大影响。

经济命脉问题何解？

　　总体而言，阿富汗过去20年并未改变其在经济与社会等方面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阿富汗政权垮台之后，塔利班仍需面对这些问题。其中一大关键点是，阿富汗经济发展能否摆脱“地租型”国家的宿命。

　　20世纪以来，阿富汗因国力虚弱、资源贫瘠、税收有限，一直依赖外部援助发展经济。在20世纪50、60年代，阿富汗政府收入的近一半来自于外援。2001年阿富汗重建以来，其巨额重建资金主要来自西方国家，经济无法自给。阿富汗政权垮台之后，西方国家显然不再可能承担其重建费用，阿外部经济援助和支持恐将显著降低。

　　塔利班的收入来源呢？其在崛起过程中主要依赖周边一些国家的经济支持、毒品生产与走私、商品走私、矿产的收入和税收等维持自身运转。近日，塔利班宣布禁止毒品生产和贸易。其夺取政权后，靠这些收入维持国家运转和基本的民生，以及推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显然是杯水车薪。

　　虽然阿富汗20余年的重建也开启了中亚与南亚的经贸和能源合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有助于其经济自给，但随着塔利班的上台，中亚、南亚乃至更广泛的区域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原有经贸和能源合作显然面临巨大挑战。

　　（作者系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来源：2021年8月25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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