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徳国纽伦堡，纽伦堡审判新博物馆里收藏的所用的被告席

　　由于德国至今仍在追诉纳粹战犯，今日法庭上的主审法官仍须像当年一样，去面对类似的质疑，比如，“作为上级军官命令的执行者，作为国家法律的执行者，我有罪吗？”

《环球》杂志记者/胡艳芬

　　二战结束后的纽伦堡审判带来了持续至今的质疑和讨论。围绕法庭合法性、程序正义性、恶法是否为法等关键问题的争论，从纽伦堡延伸到世界各地，持续70余年。对战争的态度、对罪与罚的认定，在争论中越辩越明。

　　上映于1961年的电影《纽伦堡的审判》堪称经典力作，它用激烈的法庭抗辩引发着人们进一步的思考。由于德国至今仍在追诉纳粹战犯，今日法庭上的主审法官仍须像当年一样，去面对类似的质疑，比如，“作为上级军官命令的执行者，作为国家法律的执行者，我有罪吗？”

为何选择审判而不是直接处死？

　　“单纯的暴力有可能带来武力的征服，却无法带来秩序的扩展，只有法律才能带来秩序的扩展。”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施展的这句话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战胜国为何不直接将纳粹战犯处死，而是把他们送上国际法庭。

　　二战后，人们从一战如何为二战埋下隐患这一问题中，得到了某种关于法律重构国际秩序的启示。

　　对一战的战败国而言，它们认为自己没能在巴黎和会上获得平等待遇，“民族自决”等原则也不适用于战败国的人民，巴黎和会成为战胜国掠夺战败国的盛宴。战败国总想挑战一战后的新秩序。凡尔赛体系带来的和平只是暂时的，二战的爆发几乎无可避免。

　　“直接把纳粹战犯杀掉，确实会满足报复的快感，但这只是把德国残暴地踩在脚下，却无法将其纳入新的国际规则体系，会为未来继续埋藏隐患。只有通过审判，把德国的罪责在法律规则上厘清，才有可能说清楚德国在什么意义上需要被惩罚，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被重构，从而把德国纳入新的国际秩序，让德国真正获得新生，也让世界发展出新秩序。”施展说。

审判方式是当时最好的选择吗？

　　回到电影中的场景：审判即将开始，在德国纽伦堡的国际军事法庭上，来自战胜国的3名法官组成的审判小组端坐在审判席，首席审判法官是来自美国的丹·海伍德；接着4名被告依次入席，他们是德国纳粹政权下的法官和检察官，涉嫌参与纳粹暴行。

　　一些法律爱好者至今仍在追问，该影片接近尾声时，4名被告均被判无期徒刑，却未明确说明具体罪名。他们认为，如果4人涉嫌谋杀罪，由战胜国进行审判就不合理，因为这4人在德国国内主持审判工作，即使涉嫌协助谋杀，针对的也是本国国民，所以由外国人组成的法庭没有管辖权。这种观点进一步认为，应该等德国重组政府后，由新政府设立的法院审判这4名被告，且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审判是一种强者对弱者的审判，难以确保公平。

　　对这类观点，可作如下分析：

　　首先，排除电影艺术处理上的瑕疵，结合史实里的纽伦堡审判，可知对这些人真实的定罪应为“反人类罪”而不是“谋杀罪”。事实上，审判程序所需的国际法基础，在审判前一年就已在伦敦准备就绪。1945年8月8日，在经过6周的谈判后，美苏英法这4个战胜国在一张方桌上共同签署了《伦敦宪章》，从而为日后的纽伦堡审判奠定了法律基础。其中“反人类罪”首次列入法条。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建立和对战犯的审判，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对国际战争罪犯进行的审判，对国际法发展和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朱文奇如此评价。

　　其次，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等待德国成立新政府是个漫长的过程；且很难找到独立于战胜国和战败国的第三方来对纳粹战犯进行审判；另外，全世界都需要一个正式的审判以从心理上结束二战，清算罪行，重构战后秩序。所以，以4大战胜国法官组成联合审判庭，面向全世界公开进行审判，是当时最好的选择。

执行恶法有罪吗？

　　影片中的审判主要围绕“智障者强制绝育案”和“绯闻死刑案”这两个具体案件展开，而这两起案件都发生在纳粹德国实施《种族净化法》的背景下。

　　在法庭上，同盟国的检察官劳森上校作为公诉方，指控被告席上以恩斯特·詹宁为主的4名纳粹德国前法官、检察官依照《种族净化法》，判决对一个智力低下者施行绝育手术，还将曾与少女产生绯闻的犹太男子费尔登斯坦判处死刑。检方指控4人是纳粹迫害无辜者的帮凶，要对纳粹犯下的罪行负责。

　　而这4人面对检控的态度如何呢？以詹宁为首的被告辩称自己无罪或以沉默来抵抗法庭审判，试图以自己被迫服从国家指令的理由来减轻责任。

　　然而，沉默的詹宁也开始动摇了。当庭上开始放映拍摄于某集中营的纪录片时，他被那一桩桩有组织的、残忍的杀戮所震撼。当詹宁的辩护律师再次以维护“国家利益”为由，大声地反复质问“绯闻死刑案”中被冤屈的女性艾琳·霍夫曼“是否与犹太男子发生关系”，而对方痛哭流涕无力辩白时，詹宁终于承认在“绯闻死刑案”中，自己在审判前就已经决定判处费尔登斯坦死刑，且承认并无证据证明费尔登斯坦有罪。詹宁也终于不得不面对曾经的自己以“国家利益”之名伤害个人权利的合法性问题。

　　在纳粹统治期间，因种族相关法令受迫害，被侮辱和被判死刑的，当然不止这两起案件。一个重要的质疑是：邪恶的法律是法律吗？执行恶法应获罪吗？

　　最终，盟国的法官找到了一个共识：法律本应保障人的权利与尊严，但纳粹的法律却邪恶地践踏人的权利与尊严。因此即便纳粹官员是在执行命令，也同样是犯下了反人类罪。

　　在纽伦堡法庭上，其实是两种观念在激烈对抗，表现在法律上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法律范式。

　　“第一种范式认为，法律本身是好是坏，不是那些遵照法律执行命令的人所要考虑的，在法律上被称作实证法范式，纳粹官员就是用这种范式来自我辩护的；另一种范式认为，法律本身要服从一种超越于法律之上的善恶标准，违背标准的就是恶法，对它就不应该遵守，而应该遵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去勇敢地反抗恶法，在法律上被称作自然法范式。”施展表示。

　　当然，这种对比并非意味着实证法范式为纳粹提供了保护伞，因此是糟糕的。在法律体系的早期阶段，人们普遍采取的就是自然法范式，因为它比较符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人类朴素情感。但实证法范式的出现也有其必然性，因为自然法范式遭遇了困境。

　　困境在哪儿呢？施展解释说，“所谓自然法范式，就是人们承认有一种超越于一切具体法律之上的正义标准。自然法的根基在人们的道德观念乃至宗教信仰里。这下麻烦就来了，不同人群的道德观念和宗教信仰很可能不一样，他们在自然法的标准上就没办法达成共识。因此，才出现了实证法范式。在实证法看来，既然人们对于自然法的标准无法达成共识，那索性就不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了。具体到某一部法律以及具体条文是否正当，只看它和其他的法律以及条文之间是否可以相互解释，构成一个完整的逻辑自洽的系统。只要符合这个标准，那就是如假包换的法律。”

　　实证法范式的好处是，法律的逻辑不会被法律以外的考虑所干扰，但当实证法范式被推进到极致后，会让人感到，严格遵循法律反倒有可能伤害正义，纳粹战犯的那种狡辩就会冒出来，此时就需要自然法范式来对抗它。

　　二战时正是实证法学派兴盛、自然法学派式微的时期。但恰恰是纽伦堡审判，重新肯定了良心的重要性，推动了自然法学派的复兴。

　　可以预见，围绕纽伦堡审判的法律争议还将继续下去，仍需要历史去评判。

来源：2021年9月22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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