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6日，德国明斯特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94岁的前纳粹党卫军警卫

涉嫌谋杀案。图为被告人在法庭上手握拐杖

　　德国对于战争罪责的反思从未停止，近年来，一些曾在纳粹时期协助谋杀的普通共犯被带入法庭，他们已是耄耋银发。

《环球》杂志记者/张远（发自柏林）

　　第二次世界大战硝烟早已散去，距离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也已过去了70多年，德国纳粹政府的显赫人物亦早已伏法。

　　但德国对于战争罪责的反思却从未停止。近年来，一些曾在纳粹时期协助谋杀的普通共犯被带入法庭，他们已是耄耋银发。

衰老罪人

　　10月，德国法院将开审一名百岁的纳粹集中营前警卫。他被指控曾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协助杀害3518人。

　　这名百岁男子于1942~1945年间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担任警卫。萨克森豪森集中营靠近德国北部城市奥拉宁堡，距离首都柏林不远，曾关押政治犯、战俘、宗教人士、犹太人等总计约20万人，其中约10万人遇害。

　　勃兰登堡州新鲁平镇公共检察官办公室认为这名男子虽已是高龄，但身体健康，可以接受审讯。按照德国法律，检方没有公布他的姓名。

　　这名男子的案件并非孤例。近年来，此类新闻屡屡成为德国当地热点。今年7月，德国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一家地方法院起诉一名96岁的女子，指控她曾在施图特霍夫集中营担任秘书。这一案件由青年法庭审理，因为她在集中营工作时只有18岁。2020年7月，一名93岁的男子被指控曾担任纳粹集中营警卫，被判两年监禁，缓期执行。

　　二战结束后，德国司法系统对待纳粹高官与参与纳粹犯罪一般人员的态度有一定区别。1949年12月，联邦德国通过了赦免纳粹分子一般犯罪行为的法案。那时德国人对待纳粹历史更多的是沉默与回避。20世纪60年代后，一批知识分子开始提出反思民族历史，而青年人也在反思父辈所作所为，提出德国人应承担纳粹罪责的“共同责任”。承认、反省、铭记纳粹黑暗统治和大屠杀的历史，逐渐成为社会的共识。

　　实际上，在德国司法领域，起诉一些纳粹时期普通共犯一直较为困难，因为法官通常需要足够确凿的证据证明嫌疑人参与了特定的谋杀案件。不过，2011年，德国一家法院在审理集中营前警卫约翰·德米扬鲁克的案件时，首次认定，只要在集中营工作，即使没有具体犯罪证据亦有罪，这使得审判更多的纳粹普通共犯成为可能。

　　眼下，有类似经历的纳粹普通共犯均年事已高、身体衰弱，也因此有媒体评价，“追责纳粹‘共犯’只能与时间赛跑。”

“老鼠”逃亡

　　一些纳粹普通共犯并不只隐匿于德国，在纳粹德国显露颓势或彻底战败之后，不少人选择逃亡到国外销声匿迹。

　　今年2月，在美国田纳西州橡树岭，94岁的弗雷德里希·卡尔·贝尔格被告知，他将被遣返至德国，并且因曾在纳粹集中营担任警卫而面临审判。

　　与不少案例相似，邻居印象中的贝尔格待人友好，是个贴心的父亲，一直照顾衰老的妻子直至去世。他们得知贝尔格的身世后很吃惊。贝尔格当时也不敢相信，二战过去70余年，自己将被迫返回德国。

　　美国司法部1979年曾表态，纳粹战争罪行的参与合作者将被遣返回原籍。

　　长久以来存在一种说法，纳粹德国露出败相之时，不少党卫军成员组织了“敖德萨”行动，将纳粹成员从欧洲秘密转移至美洲，其中大部分人前往阿根廷，因为彼时阿根廷胡安·庇隆政府对纳粹政权较为同情。

　　不过经历史学家考证，“敖德萨”行动更多的是一种后人的杜撰，没有确凿史料证明这一行动的存在。纳粹官员或是为纳粹政府做事的普通人多是各寻门路，独自踏上逃亡之旅。

　　逃亡也有几条主要路线，一是经丹麦、瑞典的“北欧路线”，二是经西班牙、葡萄牙的“伊比利亚路线”，三是经意大利罗马、热那亚的“梵蒂冈路线”。纳粹仓皇出逃的这些线路也被统称为“老鼠路线”。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纳粹高官出逃，除了动用自己当地的关系外，竟然得到了盟军的协助。例如纳粹德国党卫军、盖世太保成员，有着“里昂屠夫”之称的克劳斯·巴比，在盟军反谍报部门（CIC）的帮助下，从意大利逃到了阿根廷。盟军将巴比作为线人，在得知其曾经屠杀法国犹太人和抵抗运动者后，也并未将其转交给法国司法机构。

纳粹猎手

　　德国纳粹政府执政期间，大约屠杀了600万名犹太人，犯下滔天罪行。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中，一直有人在寻找纳粹前官员及普通共犯，这些人被媒体称为“纳粹猎手”。

　　不难理解，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是最顽强的“纳粹猎手”。以色列以犹太人为主体，对待躲过审判的纳粹政权相关人员态度坚定。

　　最知名的案例是，1960年，摩萨德在阿根廷锁定纳粹德国奥地利党卫军前少校阿道夫·艾希曼的行踪，将其绑架至以色列受审，最终判处其死刑。艾希曼曾深度参与组织和执行“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二战后逃至阿根廷隐居。

　　另外，有着“里加屠夫”之称的纳粹党卫军将军赫伯特·库克斯于1965年被摩萨德设计引诱至乌拉圭，将其暗杀。

　　欧洲本土最知名的纳粹猎手要数弗里茨·鲍尔。他是犹太人，1935年逃离德国，1949年回到德国，之后担任黑森州总检察长，一直致力于追责纳粹罪犯。据信，在追捕艾希曼的过程中，鲍尔给摩萨德提供了信息，帮助摩萨德发现了艾希曼在阿根廷的藏身地点。

　　鲍尔过世后，德国于1995年成立“弗里茨·鲍尔研究所”。这一研究所除了追踪纳粹前官员及合作者之外，还对这些人所犯罪行的动机和原因进行研究。现在，研究所还聘有教育学家，向学校教师及其他相关人士提供培训。

　　另一较为知名的纳粹猎手西蒙·维森塔尔是位奥地利犹太工程师，从1941年开始，他先后被关押在12个不同的纳粹集中营，与妻子一共失去了89名亲人，1945年被美军救出。在恢复健康后，维森塔尔开始为纽伦堡审判搜集纳粹政府罪证，后在奥地利林茨成立犹太人档案中心，从事搜证工作。

　　1977年，美国成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西蒙·维森塔尔中心，通过社区参与、教育拓展等活动促使人们正视种族歧视、反犹太主义、恐怖主义和种族灭绝等问题。

　　尽管纳粹前官员及合作者至今已所剩不多，德国现阶段仍有活跃的纳粹猎手。比如首席检察官安德烈斯·布伦德，他同时也是德国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处理纳粹大规模犯罪事件中心”的主任。

　　布伦德2020年在接受《南德意志报》采访时说，尽管调查发现许多嫌疑人都已去世，或因健康原因无法受审，他仍将继续工作，“为了给纳粹受害者一个交代”。

来源：2021年9月22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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