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2日，在阿富汗喀布尔国际机场，一名塔利班成员站在阿富汗阿里亚纳航空公司的飞机前

　　阿富汗族裔芥蒂长期存在，使得任何族体都难以独立承担起结束社会动荡的责任，国家重建说易行难。

刘泓

　　“阿富汗是普什图人的地盘，过去一直是，将来也永远是。我们是真正的阿富汗人、纯种的阿富汗人，这个塌鼻子（的哈扎拉人）不是。他们这种人污染了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国家，他们弄脏了我们的血脉。”这是畅销小说《追风筝的人》中反面角色阿塞夫侮蔑主角哈桑的几句话，其背后的阿富汗族裔矛盾，是小说悲剧元素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实中阿富汗复杂局势的一个重要切面。

　　自17世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国际社会族际冲突不绝如缕。不幸的是，作为列强博弈屠刀下的“羔羊”，阿富汗一直饱受战火肆虐。美国领导的联军20年前将阿富汗塔利班赶下台，后者如今卷土重来，再次控制阿富汗全境。看似势如破竹夺得政权的塔利班，面对阿富汗的重建之路，恐难延续雷霆之势，甚至将举步维艰。其中，族裔芥蒂问题，成为观察阿富汗难局下一步走向的一个窗口。

族际关系纷繁复杂

　　阿富汗是族裔众多、构成复杂的国家。有学者认为，其境内的居民分属于50个族体。其中人口最多的是普什图人，其后是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和俾路支人等。

　　但阿富汗境内至今没有形成人口占绝对多数的族体。雅利安人、波斯人、土耳其人等都曾征服过阿富汗，他们的后代遍布阿富汗境内，北欧人、南亚人、东亚人和南欧人的后裔也在此汇聚。

　　阿富汗人的族源，往往与一些猜测和传说联系在一起。其族裔结构不时被西方学者界定为部落、准部落和部落联盟等。有人甚至将阿富汗人的种族（race）归属视作国族（nation）归属。

　　20世纪中期前，对阿富汗人的族裔识别，通常基于西方学者的主观想象，而非实地调查研究。比如，“塔吉克”一词被用于社会交往时，可指称不属于普什图人、哈扎拉人的群体或个人，体现着一种“反对族裔歧视的观念”。同时，“塔吉克族”适用于指称所有讲波斯语的逊尼派村民，或者没有部落背景的城市居民。因此，塔吉克族建构的共有历史信念基础难以得到巩固和加强，其内部帮派分立、相互倾轧的现象时有发生。

　　阿富汗人至今尚未建构起“国族”，也未能形成具有“共同特质”的国族文化。从20世纪后期开始，普什图人、塔吉克人、哈扎拉人和乌兹别克人等因语言、宗教等方面存在的差异逐渐得到识别。但基于诸如“阿富汗北半部长期被视作波斯的组成部分”这样的观点和现象的存在，“国族”对阿富汗各族而言仍是一个比较陌生的术语。

　　由于地处亚洲大陆的中心地带，阿富汗人口较多的族体都属于跨境族裔。其跨境人口比例之高、族裔成分之多、分布范围之广以及面貌（在边界地理性质、被分离程度和政治地位等方面体现出的特征）之多彩，在当今世界实为罕见。

　　比如，普什图人分布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两国；塔吉克人主要分布在阿富汗东北部、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伊朗、巴基斯坦和中国；俾路支人的分布范围东起巴基斯坦的俾路支斯坦和信德省，西至伊朗，北抵阿富汗的赫尔曼德河以南，南到阿拉伯海，还有部分居住在阿拉伯半岛……

族裔芥蒂难以消弭

　　18世纪之前，阿富汗人除了信仰伊斯兰教外，在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共性比较有限。国家长期呈分裂状态，族际关系基本未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要义。今天，阿富汗诸族通常是根据地理边界划分的文化单位，多年来一直处于冲突之中。

　　从社会地位上讲，一种观点认为，普什图人享有最高统治地位，阿富汗历史上所有国王都来自该族，在其“民族国家”概念中一直倾力彰显普什图元素。“阿富汗”一词在阿富汗官方语言普什图语与达利语（接近波斯语）中同义，即“普什图人的地方”。阿富汗历史也大都是从普什图人的角度编撰的。

　　普什图人在国家治理过程中长期采用“排他性”部落统治模式，在国家所有领域和地区都享有特权，获取了占有公职等大批公共产品的机会。他们共有400多个部落，分属5大支系，社会差距十分显著。自1919年独立后，阿富汗境内所发生的一系列争夺国家统治权的斗争，主要是普什图人之间的较量。

　　塔吉克人往往被允许在经济和教育部门任职，而哈扎拉人一般被边缘化。一些对各族裔以偏概全的刻板印象随之产生：普什图人被视为“好战的人”，塔吉克人被视为“吝啬的人”，乌兹别克人被称作“野蛮人”，哈扎拉人被称作“文盲”或“穷人”。

　　值得注意的是，跨境族裔问题大都关乎领土主权，并且具有较强的国际化倾向。阿富汗与巴基斯坦间的“普什图斯坦问题”就是一例。多年来，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等习惯于把边界另一边的“同胞”当作后盾，不时利用这一“优势”昭示本族与众不同的力量，比如以“被分裂者”姿态出现，高举争取本族统一的旗帜，以期与“同胞”一起建立自己的国家。

　　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尽管阿富汗的政治结构呈现出一定的族际等级现象，但是族际冲突尚未频繁化。主要原因是，阿富汗城乡之间贫富差距巨大，农村人口通常不会关注喀布尔政局。对于大多数阿富汗人来说，“族群”（ethnic group）始终是模糊不清的说辞，不足以将之作为集体行动的依托，也基本没有摆脱族际等级制度的政治意愿。在他们看来，民族国家是以武力干预其社会生活的一个负面存在，而不是他们获得土地等资源的关键依靠。

　　当1979年阿富汗战争爆发时，各族群成为重要力量。交战各方均试图通过增强各自掌控的族裔色彩来提升战斗力。曾经的苏联领导人希望通过把某些族群提升到民族（nationality）的定位，将其绑定到自己的战车上，组织起乌兹别克武装等具有族裔归属感的民兵部队。伊朗和巴基斯坦也利用了族际冲突的潜在因素，在哈扎拉人中建立了“伊斯兰解放党”。

　　在过去的10多年中，阿富汗冲突各方或多或少都得到了境外“同胞”的支持。各派领导人使支持者们不断意识到，其过去和现在都因其族裔归属问题而受到政治与经济上的压迫，“本族”生存受到了“他族”侵略行为的威胁，并通过开展一系列宣传活动，在交战各派民众中激起集体仇恨等情绪。此外，他们还以本族的名义要求国家和社会提供战争物资，将军事行动诉诸族裔概念。

　　阿富汗族裔芥蒂不断推动着各族坚守“将对本族的忠诚置于对国族的忠诚之上”的理念，并在不同的族群利益诉求中释放出难以估量的动员力。对于“非我族类”采取暴力政策，始终未能销声匿迹。

　　需要说明的是，族裔芥蒂并非引发冲突的唯一原因。一方面，族裔因素远不及军事、经济和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力。比如，阿富汗政府一些领导人出于政治利益考虑，数次改变族裔身份。另一方面，阿富汗各族并未被视作政治集团。同时，族裔芥蒂并非可涵盖冲突各方的所有分歧。比如，此前根据联合国作出的权力安排，普什图人卡尔扎伊当选为前过渡政府总统，但“投反对票者”并不是非普什图人，而是普什图族政治精英。

重建之路充满变数

　　阿富汗族裔芥蒂长期存在，使得任何族体都难以独立承担起结束社会动荡的责任，国家重建说易行难。

　　其一，族裔芥蒂的长期存在，促使维系各族经济联系的纽带十分脆弱。阿富汗冲突各方长期相持不下，使本就贫穷落后的国家几乎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喀布尔一直未摆脱难民城市的困境；农村人口的贫穷和饥饿情况尤甚；文盲率达70%以上；GDP（国内生产总值）一度负增长；现代化大生产和统一国内市场还只是“乌托邦”……

　　其二，族裔芥蒂的长期存在，促使建构国族认同的政治基础残缺不全。在与各自“盟友”的关系不断加强的同时，跨境族裔人口与所在国的关系正在逐步疏远。各族有限的实力和对诸族共同利益的淡漠，为“民族党”亮相提供了契机。事实上，它们除了自己，不愿也不能代表各族共同利益。它们提出的“建设和平稳定的伊斯兰国家”等治国方略，很可能沦为一纸空文。

　　其三，族裔芥蒂的长期存在，促使各族离心离德的历史文化陋习长期传承。将本族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已成为阿富汗各族共同面临的问题。它们已习惯于为争权夺利而战，但不愿为建立强有力的政府而努力。从毒品生产和交易中获益的诸多普什图人，担心政府强大而使其丢掉“甜果”。一些乌兹别克人担心政府强大会威胁他们与境外“同胞”实现“共同建国的理想”。近期，乌兹别克人组织起“南突厥斯坦”独立武装派别，主张分裂国家，建立“独立的南突厥斯坦国”。

　　其四，族裔芥蒂的长期存在，促使“大民族”长期缺失。阿富汗一直没有出现可将各族统一的“大族”。实际上，普什图人也并非“大族”。从经济上看，普什图人的经济实力在频发的内部冲突中被不断削弱，已不足以决定其在多族裔国家中的“大族”地位。从政治上看，普什图人尚未拥有代表其共同利益的政党，其认同对象也未实现从本族到国家的转变。从文化上看，普什图人没有得到国内其他族裔人口的认同。哈扎拉人、土库曼人、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等大多仍沿习原有的生活方式。

　　当前，阿富汗局势的发展仍充满了不确定性。已宣布成立新政府的的塔利班能否构建基于各方共识层面的广泛包容的政治架构，奉行温和稳健的内外政策，尽快恢复社会和经济秩序等，外界仍在观察。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世界民族研究室主任）

来源：2021年9月22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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