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1日在英国康沃尔郡卡比斯贝拍摄的环保主义者制作的以美国总统拜登和
英国首相约翰逊为原型的充气气球
面对人类社会的复杂演变,联盟政治的局限性与弊端不断凸显,大国之间对于联盟政治的看法也分歧明显,这将深刻影响国际安全局势。
凌胜利
新冠肺炎疫情刺激下,美国等国甩锅、造谣、抹黑他国似已成为惯性操作,与此相关,“小圈子”一词频频出现在国际舆论场中,成为人们对一些霸权主义、伪多边主义联盟(或结盟、同盟)的直观印象。如美国政府表面上多次宣称重返多边主义,实际上却是在搞小团体主义,在国际社会搞分化与对抗。
新的时代背景下,有必要重新审视这种联盟政治。种种迹象表明,虽然联盟政治在当今国际社会依旧存在,但是与当今世界更加相互依赖的趋势相比,这一存在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未来的国际安全需要走出一条超越“联盟政治”的新路。
联盟政治效应下降
狭义的联盟,一般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主权国家为了国家安全而缔结的相互进行军事援助的协定。而随着安全的内涵与外延逐步扩大,联盟之间的合作也由军事安全领域拓展到综合安全甚至是一些非安全领域。
冷战后,联盟的形式与内涵日渐发生变化,各种议题联盟、联合阵线等非正式但又较为灵活的类联盟形式不断出现,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联盟政治的局限性。
联盟大多是冷战遗产,并非历经岁月而经久不衰。冷战后联盟政治的效能显著下降,必须在目标、功能、结构、区域等联盟指标上应环境变化不断调整才能延续。换言之,如果传统联盟不进行调整与转型,将面临严重的存续危机。
其中,军事联盟困境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三大方面。
一是国际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全球性问题不断增加、国际议题日益多样化,议题之间的差异性明显,军事权力在不同议题领域的适用性下降。这促使国家除了关注军事权力之外,更需要进一步关注经济权力、软权力等层面。
二是军事结盟的成本与收益失衡。当今世界总体处于和平年代,各国对于联盟的理性算计增加,成本与收益是各国联盟政治的重要考虑。国家结盟大多时候都是理性行为体,盟国对于联盟成本与收益的衡量会影响联盟,也给联盟管理带来更加复杂的挑战。
三是安全威胁多元化使得联盟适应性下降。在当今世界,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一方面,战争特别是大国之间的战争大幅减少,战争已经成为国家的无法承受之重;另一方面,恐怖主义、跨境犯罪、网络犯罪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增加。面对安全威胁的变化,军事联盟的适应性面对更大的考验。无论是资源调动还是应对方式,联盟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方面都比较挣扎,难以完全有效应对。
尽管联盟是国际关系中的古老现象,但联盟并非一成不变。时过境迁,联盟政治的功能与效用不断面临考验。面对人类社会的复杂演变,联盟政治的局限性与弊端不断凸显,大国之间对于联盟政治的看法也分歧明显,这将深刻影响国际安全局势。
美国联盟政治思维依旧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拥有盟国最多的国家,在全世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盟体系,这也成为其霸权战略的重要支撑。无论是大西洋地区的北约还是亚太地区的“亚太联盟”,都是美国霸权战略的重要基础。即便当前传统联盟面临的弊端不断增加,美国的联盟政治思维依旧。美国不仅大力推动传统联盟调整与转型,还积极拉拢其他国家建立联盟或准联盟关系。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对联盟关系格外重视,具体表现在“三大认为”上。
一是认为联盟关系可以巩固美国全球领导地位,增强美国的硬实力和影响力。拜登指出,与其他有共同价值观和目标的国家合作,将增强美国的力量,扩大美国的全球存在感和影响力。
二是认为联盟关系可以增强美国的外交信誉。在拜登看来,外交需要信誉,联盟的意义不只是金钱,美国的承诺是神圣的,不是交易性的;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国优先”的对外战略,对美国的联盟关系造成了冲击,修复特朗普政府联盟信誉的损坏很有必要。
三是认为联盟是保证西方世界集体安全和共同繁荣的基石。一直以来,拜登都把联盟体系看作实现美国外交政策目标的重要工具,并深度认可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发挥的作用,特别是其有利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
基于这些认知,拜登政府尤为重视联盟关系的修复,即修复美欧关系、整合“亚太联盟”以及推动“五眼联盟”转型等。具体做法包括增加与盟国互动、缓和盟国在防务分担方面的矛盾等;不断拓展联盟合作,在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问题上加强合作,试图构建基于所谓共同价值观的国际秩序;不断将联盟引向联合制华的道路。
中国“结伴不结盟”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长期坚持不结盟政策,主要以非联盟方式谋求国家安全,倡导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观,通过积极构建各种伙伴关系改善安全环境。虽然部分伙伴关系中包含了安全合作条款,但基本是不针对第三方,远远达不到联盟的地步。
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不断增强,国家利益的逐渐拓展,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压力也日益增加。在安全方面,维护海外安全和发展环境的压力有所增加,国内外也不乏声音认为中国可能会走“联盟政治”的老路。甚至国外还有声音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上海合作组织等视为事实结盟,这显然是对中国安全战略与实践的误读。
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直言,中俄没有计划要建立任何形式的军事和政治联盟,因为这种联盟形式已经过时。中国官方则多次表态称中俄关系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中俄不是盟友,胜似盟友。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多次表示联盟不合时宜,指出美国不断强化联盟关系有损地区和国际安全。此前,中国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就是要超越传统大国结盟对抗的老路,也要力避“修昔底德陷阱”。
中国不会走“国强必霸”的老路,也不会通过结盟来搞分化对抗。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主张结伴不结盟。通过广泛构建伙伴关系,携手解决全球或地区性安全问题,也能够起到安全合作的积极效果。对于各国的安全战略选择而言,中国用本国的实践表明“结盟政治”并非唯一选择。
回顾国际关系演变历程,联盟政治曾经产生过重要影响。无论是西方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还是东方的春秋战国时代,联盟的影响都令人印象深刻。不过世界毕竟处在不断演变当中,维护国家安全的手段也需要与时俱进。
当前,在结盟与不结盟之间,大国之间分歧明显。历史最终会给出答案,爱好和平的人类会越来越倾向共同安全的战略思路。
风物长宜放眼量。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利益交织复杂,安全威胁已经不再是泾渭分明,简单地通过联盟政治来实现本国安全并不可取。面对各类全球性问题的日益增加,共同安全将更加突出。各国之间的携手合作更有必要,合作共赢而非分化对抗才是各国正确的选择。
(作者系外交学院国际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2021年10月20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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