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舶在湖北省武汉市阳逻港区水域行驶

　　后西方时代，西太平洋沿岸经济一体化与新型多边主义合作机制的构建，将是大国关系稳健发展的关键。

王文

　　“所有大国都在时间的长河中航行，它们不能创造或控制时间，但却能以不同的技能和经验驾驶航船前进。”英国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其名著《大国的兴衰》的最后，引用了德意志帝国宰相俾斯麦的话预测未来。

　　这种开放式的大国关系预测，在21世纪进入第三个10年之际逐渐被揭开。

大国关系三大质变

　　从权力结构的角度看，以北大西洋两侧为重心的传统大国关系结构正在进入“后西方时代”。据多方推算，2030年前后，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届时“中国+日本+韩国+东盟+印度”的经济总量有望超过“欧盟+美国+加拿大+英国”。这意味着，泛西太平洋沿岸在生产、投资、贸易、消费等经济要素的聚合，将全力碾压北大西洋两岸。

　　美国霸权衰退已是全球共识，欧洲各国的综合国力也出现了自1500年以来从未有过的颓势。中国、印度、东南亚国家等过去处在大国舞台边缘的国家，正在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区。过去被西方称为“远东”的区域不再“遥远”，而将成为世界经济的新中心，也随之会成为全球风险的新策源地。

　　可以想象，未来10年，东西方的大国角力将更加激烈，尤其是中美关系将成为大国关系的重中之重。在美国的策动下，南海、台海、朝核等西太平洋沿岸热点问题有可能进一步升温为大国关系的主要风险点。但中国无意重走18世纪以来“国强必霸”的老路，而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大国崛起的目标，极力推动睦邻友好、平等协商、互利共赢的大国关系格局。由此看，后西方时代，西太平洋沿岸经济一体化与新型多边主义合作机制的构建，将是大国关系稳健发展的关键。

　　从博弈方式的角度看，以和平或战争为规律的传统大国关系逻辑正在进入“后军事时代”。大国竞争的底层逻辑已逐渐超越过去硬政治、高烈度、高伤亡的历史桎梏，比如军备竞赛、武力压制、联盟围堵等，而逐渐聚焦在软政治、低烈度、低伤亡的新时代主题中，比如舆论斗争、传染病防治、应对气候变化、环境保护、清洁能源、科技创新、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数据安全、互联网升级、高端制造、生物制药、货币扩张等。

　　大国军事冲突的概率正在急剧下降。事实上，20世纪中叶以来，大国之间保持着长期的非战态势。21世纪以来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的教训，再次证明了武力征服对当今大国发展而言是性价比不高的手段。美国领衔的西方世界与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世界的紧张关系，如俄美、日俄、美朝、美伊、中美、中日等的紧张关系，会长期成为大国关系的新常态，但大国热战尤其是中美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仍是很低的。后军事时代，大国关系中的舆论战、科技战、防疫战、金融战、能源战频发，更考验大国对外博弈的精细化与全面性。

　　从互动规则的角度看，以国家权威为主体的传统大国关系轨迹正在进入“后政府时代”。政府在全球治理与跨国互动轨迹中的角色仍是最重要的，但政府主导力已被稀释。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私营部门甚至大众媒体、商业精英、网红人物，都在成为世界政治不可或缺的行为体。大国关系的舞台变得拥挤，却也变得多姿多彩。

　　正如中美紧张关系不会阻止两国贸易、投资、人员、信息往来一样，政府意愿并不能完全主宰大国关系的所有轨迹。美国在特朗普执政时期刻意打压中国，寻求两国全面脱钩，但近年来两国贸易、投资仍处在高位运行，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打击。

　　近年来更值得深度研究的是，西方选举政治的腐朽化、娱乐化、摇摆化，进一步削弱了政府公信力与国家权威度。微观层面上的个体崛起与地方力量，在防疫、商业、环保、教育、创新、科技、旅游等多方面不同力度地影响着大国关系的未来路径。后政府时代，全维度、多领域的大国关系互动规则变得更难以把握，但也使大国关系稳定性、延续度具有了多重纽带与多环保险。

观察大国关系需避免三个误区

　　长期以来，人们对大国关系的看法深受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加之不少媒体对国际新闻的报道往往偏好于或打打杀杀、大国内斗的内容，大国关系发生的质变往往被忽视。对此，需要避免三种观察大国关系的思维误区。

　　一是防止观察大国关系的“西方中心主义陷阱”。西方诸国固然仍领先于多数国家，但西方的领先度与代表性远非过去可比。30多个西方国家的人口仅占世界的13%左右，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已下降至50%以下。非西方世界的区域大国甚至一些弱小国家越来越有牵引世界政治的能力，比如伊朗在中东的影响力、阿富汗局势对世界的影响、尼日利亚对西非发展的作用等等。观察大国关系，不能只追踪欧美日等的动向，更应比任何时候都要了解不在习惯性观察视野内的区域大国、支点国家、热点区域的细节。

　　二是摆脱观察大国关系的“军事冲突的焦虑”。小规模的军事冲突仍在一些区域发生，但大国之间存在恐怖的核平衡，大国军事冲突将带来不可估量的灾难决定了军事冲突发生的概率之小。21世纪以来，普京治下的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常常剑拔弩张，但关键时候都能及时刹车。当下中美关系的紧张程度尚且不及过去20年俄美关系的恶化程度，与冷战的惨烈相比更是相差甚远。大国关系观察者不妨心态更平和一些，大可不必动辄拿武器与军事说事，以即将到来的战争揣测大国关系的未来。

　　三是警惕观察大国关系的“政府视角的局限”。大国关系不只是政府关系，也不只是政治关系，还有贸易、投资、教育、人文、信息、科技等诸多其他层面的内容。以中美关系为例，如果只看两国外交部门的反唇相讥、口诛笔伐，一定会以为两国已彻底撕破脸，甚至开战在即；但若看两国商界、投资界或社会层面，该有的交往、交易、交友从来没有停止过，甚至有一些数据还在上升。追踪政府的政策固然重要，但还要看各领域的全貌。

大国关系研究范式的变革

　　基于大国关系之变的剖析，有理由对未来的大国变局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对于研究大国关系的学者而言，不妨多致力于大国关系研究范式的理论变革。以摩根索、华尔兹等的理论为代表的西方现实主义理论越来越暴露出21世纪大国关系质变的解释力缺陷，更凸显了其忽视新兴国家崛起与低估中国思想的狭隘性。中国近年来提出的“一带一路”、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概念早已超越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范式，气候变化、新冠肺炎疫情等新危机也非现实主义逻辑能够化解。中国学者理应寻求更多的鲜活案例，突破长期以来的西方思想桎梏，为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作出更多中国贡献。

　　对于追踪大国关系的媒体人而言，不妨多用精细的事例讲述当下大国博弈的复杂性。大国博弈不只是政治与军事等“硬政治”的博弈，更有经济、人文、科技等“软政治”的博弈；不只有争斗，也有合作；不只有后退，还有进步。讲好大国博弈的复杂性，体现观察世界的中国视野，既是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题中之义，也是塑造中国人的成熟世界观必不可少的路径。

　　对于关心大国关系的普通大众而言，不妨多一些平和心态与战略定力。在网络与自媒体端，一些网友对大国博弈的评论常常过于激动，动辄喊打喊杀，或者担忧天下大乱。其实，新时期大国关系的稳定性远超普通人的想象，大国外交的专业性也非圈外人能体会。做好自己手头的事情，善于独立思考，而不被某些报道的激烈渲染所左右，或许能少一些焦虑与烦恼。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国务院参事室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2021年10月20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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