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10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一名环保人士手持标语
无论哪派政党上台,法德政府都会变得更“绿”。这或是欧洲政坛未来发展的新趋势。
曹慧
在挪威9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工党领衔的中左翼联盟以较大优势获胜,预示着中右翼联盟连续8年执政的结束。气候变化和社会不平等是选战焦点议题,也是挪威“向左转”背后的原因。
过往几年,尤其是201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绿色浪潮”曾吸引多方关注。在气候问题催化下,欧洲“绿”化、向左转之势仍在持续。
政府执政能力的参考指标
自《巴黎协定》签署以来,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问题成为欧洲许多民众最关心的议题之一,即使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期间也是如此。
2019年4月,民调机构益普索(Ipsos)发布的数据显示,有超过半数欧洲人认为气候变化(全球变暖)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德国、西班牙过半民众甚至认为,它是全球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在法国,2019年12月益普索统计显示,在生态环境问题上,民众认为法国政府的表现不及格;2020年法国市政选举前夕,据益普索调查,47%的选民最为关心的是环境问题。在德国,关注气候、环境议题的绿党今年以来“高光表现”频现。
绿色政治成为各级政治选举的风向标。在欧洲,“吉登斯难题”已被民众破解。在《气候变化的政治》一书中,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由于气候变化的后果太抽象,与日常生活相隔太过遥远,人们虽然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却没有动力作出实质性的努力,这被称为“吉登斯难题”。如今,欧洲人把应对气候变化的绿色措施和行动作为评判政府治理的标准。减排、环境保护、社会公正成为政府执政能力的参考指标。这些民意最终体现在公民的选票上。
2021年9月举行的德国联邦议会选举之前,多轮民调显示,选民将应对气候变化视为国家面临的最重要问题。5月,德国宪法法院作出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气候裁决,裁定该国的《气候保护法》部分违宪,并命令政府在2030年后制定明确的减排目标。随后,德国财政部长、社民党总理候选人奥拉夫·朔尔茨和环境部长斯文雅·舒尔茨宣布,德国应将2030年碳排放在1990年基础上从原来的减少55%提高到减少65%,将碳中和目标提前到2045年实现。
该提议得到默克尔政府的认可,《气候保护法》修订案获得通过。至此,德国成为继瑞典之后,又一个将2045年碳中和目标立法化的欧洲国家。受益于新气候目标的提出和在水灾中的表现,朔尔茨领导的中左翼社民党一改颓势,弥补了与联盟党的差距。
与此同时,绿色转型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杠杆。法国政府启动国家“复兴计划”,将“生态转型”列为首要关键领域。在该国政府拟投入的1000亿欧元财政预算中,300亿欧元将用于生态转型项目。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要通过生态转型重新变为工业强国。在德国,默克尔领导的执政联盟推出了一揽子政策,除了制定2045碳中和目标及《气候保护法》修订草案,还推出了针对交通运输和采暖燃料制定碳价,以及最迟到2038年退出燃煤发电的计划等。英国政府于2019年6月通过《气候变化法》修订案,使2050年碳中和目标具有法律约束力。冯德莱恩领导的欧盟委员会推出“欧洲绿色协议”,将绿色、数字转型列为经济增长的双支柱,并于今年6月通过《欧洲气候法》,将2030年减排55%和2050年实现碳中和合法化。
欧洲政坛更“绿”了
绿党的异军突起,打破了欧洲传统的政治格局。在2020年法国市政选举中,欧洲生态-绿党(简称绿党)取得40多年来最大的政治突破,不仅赢得大量市政议席,并在马赛、里昂、波尔多、斯特拉斯堡等重量级城市获得执政权。在欧盟层面,绿党党团势力壮大,决策话语权不断提升。该党团在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成绩骄人,较上届多出十余个席位,成为第4大党团。
在政党格局日益碎片化的欧洲国家,绿党渐成组阁的关键。在法国,以“生态政治”获得胜利的绿党成为其他党派寻求合作的重要对象。无论是传统左右翼政党,还是共和国前进党等新兴政党,都希望在诸如环保、气候变化、消除贫困等方面找到与绿党合作的契合点。
在德国,选情“高开低走”的绿党依然是下届组阁的决定性砝码。中间翼政党“30%支持率”的时代已成为历史,以年轻人、城市人口为主要支持者的绿党成为联盟党、社民党“拉拢”的对象。为获得绿党的组阁支持,这些政党一定会考虑绿党在气候、环境等议题上的主张。
所以,整体而言,无论哪派政党上台,法德政府都会变得更“绿”。这或是欧洲政坛未来发展的新趋势。
绿党成为整合左翼力量的“催化剂”。以法国为例。在2020年市政大选中,鉴于与绿党的成功合作,法国左翼阵营的力量有望进一步得到整合,成为“泛左”合作的领导力量之一。几十年来,法国左翼阵营分化严重,在国家改革问题上难以形成合力。在“黑夜站立”“黄马甲”等大规模社会运动催化下,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法国贫富差距拉大,社会问题进一步凸显。在此背景下,民众对左翼政党的支持进一步得到强化,绿党的政治影响力也因此不断提升,左翼力量之间的合作值得关注。
气候政策沦为地缘政治工具
如今,气候变化已不再是简单的政治议题,气候政策成为国际政治博弈的热点甚至焦点。联合国、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主要经济体论坛等国际机制均将气候变化列为关注和讨论的主要议题。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灾害,如频繁暴发的干旱、洪涝、山体滑坡等使民众更加关注气候变化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从《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到《欧洲气候法》,欧洲致力于领导全球气候治理的决心愈发坚定。欧洲尤其是欧盟对在全球范围内合法化减排目标、制定碳中和目标和具体减排路线图的诉求愈发强烈。今年7月,欧盟出台碳边境调节机制(简称碳关税)提案,向以市场-贸易为手段“倒逼”域外国家加强气候政策迈出重要一步。
碳关税是欧盟对全球地缘政治诉求的缩影。首先,欧盟希望通过碳关税,联合“意愿相似”国家,以气候变化、环境污染、强迫劳动等为由,推动世贸组织改革,修订所谓“过时”的规定,建立一个新的国际贸易秩序。其次,欧盟欲借碳关税之名,在碳排放缴费认证方面,建立一个利己的第三方碳排放认证体系,占领气候治理的制高点。最后,欧盟以零和博弈思维,将应对气候变化减排推上一个“非赢即输、非生即死”的政治抉择较量场,使全球气候治理陷入地缘政治的漩涡。
眼下,欧洲对“1.5℃温控目标”更加迫切。今年8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新报告称,由于人类影响,整个气候体系正面临“数百年乃至数千年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全球变暖、极端天气增加、海平面上升、冰川融化的时间缩短,如果不采取更为严格的减排措施,未来10年全球将会升温1.5℃。因此,欧洲国家希望将温控目标锚定在1.5℃,而非《巴黎协定》设定的2℃控温目标。对欧洲领导人而言,即将于今年11月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和2022年在德国召开的G7峰会,将是两次难得的“机会窗口”。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副研究员)
来源:2021年10月20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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