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3日，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

一名身着罩袍“波尔卡”的阿富汗妇女在大雪中乞讨

　　“在西方干预的这20 年里，阿富汗妇女的境遇并没有得到改善，最多把喀布尔某些与政府精英或西方部队关系最密切的人算作例外。”

伍庆玲 郑钰

　　“现在似乎所有人都在同情妇女们的处境，但在西方干预的这20 年里，阿富汗妇女的境遇并没有得到改善，最多把喀布尔某些与政府精英或西方部队关系最密切的人算作例外。在该国其他地区，对于女性而言没有任何变化。”西班牙新论坛网站不久前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

　　塔利班夺取政权后，围绕阿富汗问题的方方面面都受到新一波关注，女性或妇女问题是其中一个重要关切点。9月21日，塔利班发言人再次表态称，将允许妇女在政府担任要职；同时，政府正在就当地女孩何时返校加紧工作，并将为她们制定伊斯兰教学大纲。

　　不管是官方举措还是舆论点评，都反映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阿富汗妇女现代化。而这，又与阿富汗国家治理问题密切相关。

妇女现代化与社会政治现代化如影随形

　　由于阿富汗民族构成复杂，人数最多的普什图人由多个部落构成，中央政府与地方相互脱节，社会不稳定甚至战乱成为阿富汗的常态，这造成国家治理的困境以及妇女现代化的反复与曲折发展。

　　历史上的阿富汗大部分时间都处于不统一的状态，据中东史和世界现代史专家彭树智主编的《阿富汗史》一书，1747年，阿富汗不同部落的普什图人云集坎大哈，推举最高领袖，争论8天，问题还没有解决。最后由不属于任何部落的受人尊重的伊斯兰教苏菲派长老，以真主的名义，指定艾哈迈德·沙阿·杜拉尼为阿富汗王国的第一个国王。与此相对应的是，阿富汗部落社会的妇女没有独立自主的权利，结婚前听从父亲的指令，结婚后听从丈夫的指令。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阿富汗向着建立现代化国家的目标迈进，政坛上不断出现改革的波浪。从铁腕国王拉赫曼、拉赫曼之子哈布拉比国王到阿马努拉国王，他们为阿富汗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做出了贡献，并且进行了给予妇女权利的一系列改革。这一切，离不开阿富汗民族主义奠基人、思想家塔尔齐（1866~1935年），他对阿富汗历史上知名女性进行了研究，支持妇女获得教育等方面的权利。

　　1953年到1963年，阿富汗社会经济发展很快，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阿富汗没有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执行和平中立外交政策。1955年，阿富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56年，中国京剧代表团访问阿富汗。据中国外交官马行汉在《外交官谈阿富汗》一书中回忆，阿富汗王室经过慎重考虑，决定邀请中国女演员表演，达乌德首相要求中国京剧团专门为阿富汗妇女表演几场，这样中国的演员和使馆工作人员首次见到没有蒙面纱的阿富汗妇女。

　　1963年查希尔国王实质上执政，阿富汗积极加入不结盟运动，继续获得苏联和美国援助，同时接受来自西欧、日本和联合国的贷款。1963年以后，阿富汗正式接受中国的援助。阿富汗北部工业发展资金主要来自苏联，美国援助用于连接阿富汗到巴基斯坦的公路、坎大哈国际机场的建设及高等教育。这一时期国民经济的现代化为阿富汗中央政府能够较为有效治理国家打下良好基础，但阿富汗农业没能得到充分发展。这就使阿富汗妇女现代化主要是在城市中上阶层中展开，而大地主、诸多部落首领的存在为保守派提供了社会基础，成为抵制妇女现代化的重要因素。

　　1973年，被称为“红色亲王”的达乌德东山再起，又匆匆下台。随后1年多，阿富汗三位总统先后被杀，人民陷入血与火的深渊之中。1978年5月人民党上台执政，该党深受苏联影响，希望彻底变革社会，但是执行政策时措施过激，例如在城乡发动强制性的妇女识字运动，识字运动与反识字运动之间展开激烈的斗争，升级到武装对抗，许多毛拉（伊斯兰教神职人员）因为反对世俗妇女教育而加入伊斯兰抵抗组织。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阿富汗内外交困，妇女现代化成为各种政治派别斗争的焦点。透过这一时期各种纷繁复杂的情况不难看出，阿富汗妇女现代化与社会政治的现代化如影随形。

外来势力干涉下的妇女解放

　　1979年12月25日，苏联入侵阿富汗。苏联扶植的卡尔迈勒政府治理能力不足，对苏联有很大依赖性。不过，这一时期阿富汗妇女教育发展很快，为后来阿富汗社会培养了一批城市知识女性。

　　与之相反的是得到美国等国家支持的伊斯兰抵抗组织下的情形。一位长期关注“在白沙瓦难民营的阿富汗抵抗组织影响下的妇女状况”的专家指出，难民营抵抗组织的领导者认为，阿富汗妇女在圣战中的重要性就是通过隔离来保护荣誉。这里不允许对女孩实行教育，号召女性教育者被打上“叛徒、卖国贼或社会主义”的标签，联合国在难民营地开办的学校成为地道的男性学校。该专家警告，白沙瓦的部分领导人和年轻男性的观点十分危险。

　　苏联撤军就如同今日美军撤走一样匆忙，1989年2月，他们留下一个虚弱的阿富汗政府仓皇离去，塔利班于1996年占领喀布尔，妇女政策从以前的极左转向塔利班的极右，妇女穿上蓝色“波尔卡”（阿富汗妇女传统长袍服饰），不能在户外工作，妇女教育为非法，不符合规定的妇女被鞭打或殴打。

　　鉴于阿富汗的状况，1997年美国一个名为“女权多数派基金会”的组织发起制止阿富汗性别种族隔离的运动。该组织十分活跃，敦促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不要承认塔利班政权。

　　西玛·萨马尔是阿富汗著名女权运动者，1987年，她为居住在巴基斯坦奎达的阿富汗女性难民开设第一家妇女诊所，后来又为难民女孩开办第一所学校，自2002年以来她一直担任阿富汗独立人权委员会主席。萨马尔2019年发文回忆，她在1998年曾与美国国务院阿富汗问题办公室的官员会晤，该官员认为，塔利班对妇女权利的压迫是阿富汗文化的一部分。

　　萨马尔明确指出，“9·11”事件之后，美国官员利用阿富汗妇女的形象来描绘塔利班的残暴，这使美国人更加同情阿富汗妇女，阿富汗妇女隐藏在蓝色波尔卡下的形象被用来帮助证明2001年美方对阿富汗的干预是正当的。换言之，2001年美国出兵阿富汗，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解放阿富汗妇女”，阿富汗妇女问题为其出兵决策增加了一个理由，或者说罩上了人道主义光环。

　　美军占领阿富汗后，联合国援助团主要任务之一是打击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使她们能够参与公共领域。2001年12月的阿富汗临时政府中出现了两位女性。公共卫生部长苏哈拉·希迪克当时已经60岁，因为她在医疗方面的杰出贡献获得过将军头衔。她说，西方的女权主义者对阿富汗妇女问题的理解存在偏差，阿富汗妇女最大的束缚不是裹住她们全身的衣服，要解放阿富汗妇女，首先应该给她们接受教育的权利。

　　而曾担任副总理和妇女事务部长的萨马尔强调，去掉面罩只是举手之劳，可是要想争取阿富汗妇女的真正平等，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萨马尔任职之高，使她成为阿富汗妇女参政历史新篇章的“代言人”，但是半年以后，迫于反对者的压力，她辞去了在临时政府的职务。

　　美国在军事占领阿富汗20年间，试图改造阿富汗社会，缔造有效的政府管理体系，然而，这一进程并不顺利。萨马尔于2019年在《女性主义、和平与阿富汗》一文中说，“（2001年塔利班政权倒台后）阿富汗妇女的状况有所改善。然而，我们继续为两性均等、机会平等和向上流动而斗争。大多数阿富汗妇女的孤立仍然根深蒂固于军阀无政府主义的社会结构、习俗和文化。”

　　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在美方实质管控下的阿富汗大城市，妇女获得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失去的自由和权利，但是，这些被给予的权利自由，就如同美国20年来倾心打造的阿富汗政府的治国能力与军队装备一样，并不牢固。

妇女现代化能否顺利推进？

　　塔利班接管喀布尔之后，2021年8月16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呼吁在阿富汗要保证妇女充分、平等和有意义地参与公共生活。塔利班士兵抹去有女性面孔的街头广告，要求女性穿上罩袍，在临时政府高级官员名单中没有女性任职，这一切使得人们对塔利班的妇女政策充满疑虑。

　　作为对国际社会质疑的某种回应，塔利班做出了系列表态。9月9日，塔利班发言人表示未来将在政府为女性提供职位；9月12日，塔利班方面表示允许女性上大学读书，但不同性别要隔开……另据一些媒体近日报道，在赫拉特可以看到自由上学的女孩子们，这些小学生戴着头巾，没有蒙着脸。

　　妇女现代化与一个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相辅相成。今后阿富汗妇女的现代化问题能否顺利推进，一方面来自内部因素，主要是阿富汗男女老少要求和平生存与发展愿望的推动，另一方面来自外部因素。阿富汗局势一直在外部世界的影响下发展变化，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关注与帮助，期待未来阿富汗建设成为和平、发展与开放的现代化国家。

　　（伍庆玲系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特约研究员；郑钰系广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学生）

来源：2021年11月03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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