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中的许鞍华(左)
“人们有时候觉得导演特别崇高,有时候又觉得他们无能,其实导演也只是个人而已。”
《环球》杂志记者/乐艳娜
“张爱玲知道自己要什么,知道自己要什么样的日子、要过什么样的生活,知道怎样才能达到这样的生活、过上这样的日子。就努力去做,毫不手软,对自己不手软,对周围也不手软,坚持明确地去追求。写作也是一样,她坚持这么做,也这么过了一辈子。”
电影《第一炉香》上映引起巨大争议之后,作家冯唐在他读张爱玲原著的节目里,说出了这样的评价。这一解读适用于张爱玲,也同样适用于《第一炉香》的导演许鞍华。
拍摄手法、选角、改编……各种争议扑面而来,2020年获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终身成就奖后推出最新作品的许鞍华,似乎遭遇了导演生涯的“滑铁卢”,让自认为对评论反应有些“迟钝”的她也颇感“惊讶”。
她感叹自己跟不上时代,“应该去学习”;她对电影是否成功有着自己的理解,认为只要打动了自己,就能打动别人。日前,《环球》杂志对话许鞍华,更深了解了她的矛盾,以及执着。
“我被张爱玲迷住了”
《环球》杂志:第一次读《第一炉香》是什么时候?
许鞍华:1978年,我在香港看了张爱玲的中篇跟短篇小说集。看完特别喜欢,被迷住了。我那时刚念完香港大学,小说里写的香港那些景色栩栩如生,加上她那种主观性的描述,很像一个幻觉,觉得特别好。
我读她的作品,跟读其他作家的一样,都是跟自己的生活经验相印证的。比如说家里老一辈的情况,读到与自己生活中有相似的和不同的地方,都会觉得有趣。张爱玲的很多生活经验我也有,比如在香港念大学,她描述得很准确,我自己表达不出来的,她都表达了。
《环球》杂志:小说里的爱情也迷住你了吗?
许鞍华:没有,因为张爱玲写爱情是非常客观和理性的,非常写实。《倾城之恋》是这样,《第一炉香》更深刻,女主人公爱上了不能爱的人,还付出了所有的代价,这是极端的残酷,是很悲剧性的。很多人写爱情写得比较理想化,但张爱玲不是。
《环球》杂志:对张爱玲各个时期不同的评论,有没有让你觉得比较意外的?
许鞍华:我看过许多关于张爱玲的评论,都很好。那些关于作家的排名、关于她的重要性的,我不是特别在意,因为她是一个非常好的作家,这毋庸置疑。我需要再多看看她的作品,再多了解她一点。最近几年出版了她的许多东西,光书信就有600多页。我读完这些书信,感觉跟我以往的印象截然不同。以前觉得她到了美国以后无所事事,非常失意,但看了她的信,觉得她其实是很忙的,活得很高兴。
《环球》杂志:这次对电影《第一炉香》的评价,是否也让你觉得比较意外?
许鞍华:我对最近电影收到的反应是有一点惊讶的,也许我年纪大了,说的话和现在年轻人说的不一样。
观众看电影,也许会有一种固定的反应。如果超出了这个范围,他们就觉得有点无所适从。比如看武打片,肯定要看打戏,但武打片也可以是人文的。再比如电影可以是轻松的,也可以是悲壮的,悲壮跟轻松其实并不互相排斥。《第一炉香》这种既文艺又带些黑色调性的类型,可能有点超出观众观看的固定习惯。
拍电影是导演的选择,是一种个人表达,与观众想看什么有冲突,是OK的。老是有人问我,为什么这个角色突然就变成这样了?为什么不表达那个变化的过程?但其实,好多人的变化就是一瞬间,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变化了。我只是表达可以表达的东西。
“拍能打动自己的戏,也会打动别人”
《环球》杂志:你改编了3部张爱玲的作品,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改编有多难?
许鞍华:我觉得需要把她的意向和表达转化为一个总体的原始感觉,像一整个宫殿表达出来,而不是具体到这个宫殿里摆了一盆仙人掌,这样会好些。
把张爱玲的作品改编成电影,对白是个问题,原作对白都很长,而且千回百转,不是第一遍就能听明白她在讲什么,演员也很辛苦,因为对白显得不自然。我拍的时候也很担心,到底是用忠实于原作的方法来表现,还是重新创作?最后选了折中的办法,尽量像张爱玲,但更自由一点,这需要非常好的创意和非常大的胆子,我两样都不太够。
《环球》杂志:会去自己的社交账号看评论吗?会去辩解吗?
许鞍华:我没有社交账号。评论也会看一些,但不会常常看,最近看得比较多。我觉得已经说得够多了,不应该老去解释。大家都谈会比较好,而不是捍卫自己的立场。没什么好捍卫的,如果大家觉得不好,那就是不好,不要再这样拍了。
《环球》杂志:现在香港电影面临着演员断代、剧本创作难等困境,你觉得主要原因出在哪里?
许鞍华:市场都没有了,就没有投资了,这是很自然的,我不觉得很奇怪或者很可惜,因为电影都会跟着时代而变,每一个时代,不同的地方都有其电影的黄金时代,比如日本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是黄金时代,后来就没有了。这是很难预测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还是可以鼓励,韩国电影就是政府培养出来的,就是大力投资、培养人才。
《环球》杂志:你的电影作品多次获得国际大奖,你觉得中国电影要打动西方观众,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
许鞍华:好电影是可以冲破文化隔膜的。要拍出人类共通的情感,让人家看了就感动,这个说起来非常神秘。比如我拍《天水围的日与夜》,非常地道的香港电影,讲的是广东话,没想到在内地有这么多观众喜欢。这种打动不是计划出来的,拍能打动自己的戏,也会打动别人。
“导演不比观众伟大”
《环球》杂志:从《第一炉香》中可以看到殖民地时代的香港和同时期的上海。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你怎么看那个时代?
许鞍华:其实很多东西跟好坏没有关系的。现在人们看到的好多上世纪40年代的香港画面,都是码头文化,因为很多都是外国人拍的比较猎奇的东西。我觉得那个时代比现在简单得多,城市里人不多,感觉没那么挤,人跟人的关系和现在也完全不一样,邻居、同学、夫妻不是商业上同事的这种关系,完全不一样。
《环球》杂志:你最满意自己的哪部作品?
许鞍华:就是大家喜欢的那几部,《女人,四十》之类的。这不是成就的问题,有的电影没那么叫座,但成就却比较大,因为没人拍过这个题材,第一次拍的成就肯定比一部叫座的戏大,我是这样计算的。这不是终极的,因为电影文化是连续不断的,一定要开发,延续一些东西,坚持一些东西,我觉得这比叫座更重要。
《环球》杂志:接下来准备拍什么?
许鞍华:我想暂时休息一阵子,然后再看有什么好的可以拍的。要多想想观众的要求,再来拍就会事半功倍,选择比较清楚了再拍,就不用那么担心票房。
《环球》杂志:还是会挑战自己?
许鞍华:对,我应该去学习。这两年社会变得太厉害了,我现在出去,不会用网络支付,不懂叫车,也不懂网购。如果继续工作,必须学习这些基本的技能,要不然就不属于这个社会了。
《环球》杂志:票房现在对你来说,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
许鞍华:以前是的,是唯一的标准。我开始拍电影的时候,如果票房不好,就是狗,一直到拍到比较好才能见人。现在不是了,有各种各样的要求,比如得奖了,比如人家说好,比如影响力,都可以。
《环球》杂志:现在拍电影,压力变大了还是变小了?
许鞍华:不管什么时候拍戏,压力都很大的,时间的压力、经费的压力、人事的压力,等等。我喜欢拍戏,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压力很大,永远是个挑战,如果不难也就不想做了。我也很喜欢教书,或者做其他的工作,但这个学生教得好不好,要10年之后才知道,不像电影一上线就可以看到了。
人们有时候会觉得导演特别崇高,有时候又觉得他们无能,其实导演也只是个人而已。我觉得当导演是人家给你的恩宠,不是你自然地就高高在上。人家给你这个机会拍一些东西表达自己,机会其实是很难得的,不能因为这样就觉得高人一等了。我不会觉得导演比观众更伟大,他们一说我伟大,我就发抖。
《环球》杂志:以后有可能拍电视剧吗?
许鞍华:我也可以去拍电视剧、拍纪录片,不是一定要拍大片。身份不是问题,精力才是问题。因为拍剧比拍电影辛苦多了,要求体力是双倍的。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来源:2021年11月17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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