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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变局下的“欧洲极”
  新华网 ( 2021-12-02 07:22:16 ) 来源: 《环球》杂志
 

 

11月16日,难民在白俄罗斯与波兰边境白方一侧的营地烤火取暖

  “对世界秩序的探索正处于令人心悬的时刻,曾在世界秩序的塑造上起过重大作用的欧洲却转向了自我。而任何一个不参与塑造世界秩序的地区,都有可能被形成的世界秩序吞没。”

《环球》杂志记者/吴美娜

  自古欧洲多纠葛,分分合合渺无端。百年变局移青眼,何处春深何处寒?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世界重要一极的欧洲,再次面临新的际遇和抉择。

  美国著名战略学者基辛格在其近年著作《世界秩序》“欧洲篇”中总结道:“对世界秩序的探索正处于令人心悬的时刻,曾在世界秩序的塑造上起过重大作用的欧洲却转向了自我。而任何一个不参与塑造世界秩序的地区,都有可能被形成的世界秩序吞没。于是,欧洲在它努力逾越的过去和它尚未界定的未来之间摇摆。”

  在如今动荡、变革着的世界中,欧洲有着怎样的角色和担当?作为现代西方文明的诞生地,欧洲的今昔有何不同?就此,《环球》杂志记者采访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欧洲所所长张健,中国人民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王义桅,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院长马晓霖,以及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邹治波。

摇摆中调整自我定位

  《环球》杂志: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欧洲处于怎样的地位?背后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哪些?

  邹治波:当前,国际关系民主化是世界发展大势,特别是大国应担负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国责任和义务。因此,在政治上,世界将向一个多极格局演进。

  作为具有经济、科技强大实力和文明底蕴的欧洲,必然是多极世界中的重要一极,欧洲对内正向一体化方向发展,对外在向政治独立、战略自主方向发展。影响欧洲向一体化和未来发挥作用的核心因素是欧洲的向心力,是欧洲各国共识的凝聚,是欧洲一体化与各国主权让渡的关系。若欧洲各国共识提升、一体化进程顺利,欧洲就能在未来多极世界中发挥一个“大国”的作用。

  马晓霖:当前世界格局中,欧洲处在一个自我寻找道路的进程中。最突出的特点是,在整个多极化格局中,欧洲的分量越来越重,独立意识越来越强。欧洲试图在这个后冷战时代,摆脱美国的牵制或“呵护”,在世界上独立发声,找到自己的位置,甚至想在某些方面成为世界的领导者之一。究其原因,这和美国自身实力下降、群雄逐鹿世界的现状密切相关。

  欧洲作为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历史上曾经是长期的西方老大,只是在经历了一战、二战,实力趋向衰落之后,才逐步被美国超越,但欧洲的自主意识、孤傲意识还是很强烈的;从经济总量来讲,欧洲总体实力仍相当强,创新能力也很强,在价值观等诸多层面,还是西方世界的最主要驱动力之一;欧洲也是一个移民大洲,是多语言、多文化、多宗教、多种族的一个马赛克式大洲,是代表了世界多样性和包容性增长的一个地域。

  王义桅: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克尔近年都曾表示,当今世界处于二战乃至近代以来最深刻的变化中,“西方中心论”不再,欧洲要实现战略自主。在世界动荡变革期,欧洲面临内外挑战、体制与观念冲击,表现出不适应性。内部挑战包括各国内部民粹主义兴起,利益分化;欧盟成员国如波兰、匈牙利公开挑战欧盟法律与价值观。外部挑战包括气候变化、地缘政治和供应链安全等。在一些欧洲国家看来,中国渐渐超过俄罗斯成为所谓“更系统性的威胁”,推动欧盟将中国视为“制度性对手”。

  《环球》杂志:有观点认为,在“后默克尔时代”,缺乏领导力的情况下,欧洲正走向“停滞”,对此如何看待?欧洲当前的棘手难题主要有哪些?总体政策倾向如何?

  王义桅:“后默克尔时代”,德法轴心向法国倾斜,尤其是在马克龙明年春或连任法国总统的情势下。欧盟的竞争力与领导力密切相关,但在影响21世纪国际格局的两大重要领域——数字化、低碳领域中,欧盟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出台产业战略、科研政策和新规则,试图挽回“失去的十年”,努力成为地缘政治的选手而非场所。欧洲的棘手难题是在后疫情时代呼唤大政府、供应链韧性与安全的情形下,受非国家属性和对外部市场依赖等的影响,“战略自主”可望却难及。

  张健:欧洲领导力的缺乏问题一直存在,只是不同时期存在程度上的差异。这导致欧盟面临诸多结构性问题,一是缺乏方向感,不知欧盟究竟将走向何方;二是缺乏必要的行动力,欧盟不乏战略和政策文件,但落实到行动上却非常困难;三是欧盟很难成事这一点,削弱了自身国际信誉度和影响力。欧盟基本上是走一步算一步,以维持现状为主,这就是欧洲所谓的停滞。

  马晓霖:默克尔当政16年,的确铸就了一个时代,这与默克尔本人的领袖魅力有关,也与德国在欧洲乃至世界的影响力密切相关。默克尔的接班人都相对较弱,英国已经“脱欧”,法国的经济总量又不足以支撑其政治领导地位,“后默克尔时代”的欧盟乃至欧洲似乎失去了领头羊。

  当前欧洲的向心力已大不如前,面临的难题很多,总体处在一个十字路口,种族主义、疑欧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等,都呈一定程度的增长态势。欧洲一体化进程显现一种停滞状态,未来的政治光谱有待进一步观察。另外,欧洲意欲从经济、国防、心理等领域多维度摆脱美国这个指挥棒,但实际上能否摆脱,在何种程度上摆脱,还很难说。

  邹治波:默克尔是一个具有世界视野、务实理性的欧洲领导人,对欧洲的团结和一体化发展都发挥着重大作用。默克尔退出政坛后,必然对德国的内政稳定、德国在欧洲作用的发挥、欧洲一体化进程等带来不确定性影响。但如果从世界发展大势看,“后默克尔时代”,欧洲在经过短暂波动后仍会继续走一体化和战略自主的道路。

  欧洲尤其是欧盟当前的难题,对内是控制疫情和恢复经济,处理好内部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在其中取得妥协和平衡;建立独立的防务力量如欧洲军队,从而摆脱对美国、对北约的安全依赖。对外是保持政治独立、发挥大国作用和影响力,特别是不在中美间选边站,奉行相对平衡的外交政策。同时,不在地缘上做美国对抗俄罗斯的前沿工具,处理好与俄罗斯的关系。

世界影响力多样且强劲

  《环球》杂志:欧洲在当今世界的影响力主要表现在哪些层面?

  张健:在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版图上,欧洲仍是极有分量的一支力量。欧洲拥有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进入欧洲市场必须遵守欧盟相关规范和标准,这使欧盟拥有极大的规则制定权;欧盟发展程度较高,理念相对先进,比如在应对气候变化、环保方面,欧盟往往走在世界前列;欧洲拥有较强的科技能力和先进的制造业,包括军工制造,在民用航空方面,目前也只有欧洲的空客公司能与美国的波音公司匹敌。

  马晓霖:首先是文化影响力,不管是古早的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还是近代以来的所谓“殖民地文化”,影响力都超出了欧洲范围,遍及全球。欧洲环保科技等方面的若干标准领先于全球,总体经济实力很强,加上教育也比较发达,在多个领域有话语权。因此,对世界而言,欧洲仍是一个富有魅力的地方。

  在全球治理层面,欧洲囊括了不少实力较强的单一主权国家,比如英国、法国、德国等,同时欧盟又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区域组织,因此无论是在联合国安理会还是在联大,欧洲的声音都是很强的;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框架中,欧洲也有相当大的发言权。在一些热点议题方面,比如伊核问题等,欧洲的作用也很独特,往往有自己独立的立场。

  邹治波:欧洲是世界上的一支重要力量,一是它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特别是在联合国中的作用和影响力很大;二是在国际秩序的改革和调整中,在国际具体规则的制定、修改、完善中的分量很重;三是在全球治理,如在气候治理、宏观经济协调等问题上拥有很大发言权;四是在地区事务和地缘问题上,如在中东、非洲等地域拥有较大影响力。

  王义桅:在“华盛顿共识”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亦称“超级全球化”)视角下,欧盟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规范性力量层面,与美国的创新力量、中国的应用力量形成比较好的互补合作。新冠肺炎疫情终结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欧洲不甘心,也认为自己不能停留在传统规范性力量层面,强调“不再幼稚”,要做地缘政治选手,但欧盟的体制、机制和缺乏领导力,限制了其影响力的扩散。

  尽管欧盟及主要成员国也出台所谓“印太战略”,甚至派军舰赴南海游弋,但其多从供应链多元化和全球门户战略的互联互通思维着眼,与美国联手推出新基建原则和高标准,因此也只能是更多被美国战略利用来对抗“一带一路”。欧洲议会搅局中欧投资协定批准,凸显欧盟机制的内卷。

  《环球》杂志:作为多极世界中的一极,欧洲自身特点体现在哪里?

  马晓霖:欧洲目前在多极化格局中的角色比较尴尬,一方面,它支持多极化,反对霸权主义,强调欧洲作为独立的一极在世界事务中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在诸多领域又表现得很拧巴,比如在经济贸易方面,欧洲貌似与中国有更多共同话语,但在价值观,在意识形态方面,又同美国严重趋同。因此,其在世界事务处理上,堪称一个左右逢源的角色,但也面临进退维谷的窘境。

  张健:欧洲的特点更多体现在欧盟层面。首先,欧盟不是一个真正的主权行为体,而只是一个主权国家的联合体。决策主体多,决策机制复杂,决策效率低下。其次,欧盟很难有真正的全球视野和全球战略,欧盟作为一个整体虽然有规模效应,但主要体现在经济和贸易层面。在外交和战略上,绝大多数欧盟成员国的中小国家特性决定其视野是局部的而不是整体的、全球的,很艰难形成真正的、一以贯之的全球战略。再者,欧盟对外依赖度强,安全上极为依赖美国,贸易上有赖于一个稳定的世界经济。此外,欧盟没有霸权上的诉求,这也堪称一大特点。

  王义桅:欧盟近年来很少提多极化,与过去相较而言,多极化主要是多了中国一极,欧盟担心在中美间站队和“新冷战”,其两面性、虚伪性的一面被美国战略逼显出来。

  另外需要注意,一方面,欧盟政策往往是一石多鸟——没有实现财政一体化还要在应对疫情、气候变化和经济衰退、数字化转型等多领域花钱;另一方面,欧盟首次在金融市场上集体借贷,为7500亿欧元的“下一代欧盟”复苏基金计划提供资金,目前该计划已显示出经济效益。这表明投资者仍对欧元充满信心。欧盟在疫情初期的混乱让人揪心,如今在实施新冠疫苗大规模集体采购计划,现已实现为70%成年人口接种疫苗的目标,又让人无法低估欧盟被刺激后的生命力。这也是多极化进程中,欧盟仍然能在经济全球化中保持一极地位的原因。

  邹治波:作为未来多极世界的一极,欧洲的特点将表现为其在世界中的中和、平衡作用上。基于历史和文化,欧洲在价值观、意识形态上会继续与美国保持高度一致,美国也以此拉住欧洲,服务于其巩固所谓世界领导地位的目标,但在政治、战略上,欧洲将越来越独立于美国。从战争中走出的欧洲,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和正常国际秩序、维护多边主义等方面,与中国的共识越来越多,这对维护世界霸权的美国是一个牵制。

  在文化、文明上,虽然欧洲仍有优越感,但这种文化优越感将随着世界格局的巨变特别是中国的崛起而发生变化,欧洲对西方不再统治世界、领先世界的认知越来越清醒和务实,这与美国存在根本不同。欧洲是中国与西方进行文明对话的主要对象。

欧洲的未来,靠它自己

  《环球》杂志:欧洲一体化的前景如何?跨大西洋关系将走向何方?

  马晓霖:一个机构、一个多边框架越庞大,成员越多,内部的向心力、凝聚力就越容易退化。欧洲一体化是个动态的过程,这个过程或许会很长。有人说欧盟可能会走向解体,这种论调或许有点悲观了,因为向往欧洲统一、用同一个调子对外发声等,是多数欧洲国家的共识,在这个共识消失前,欧洲一体化仍会继续推进。

  随着局势变化,跨大西洋关系特别是美欧关系出现了很多不和谐声音,这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各自利益不同。在可预见的未来,跨大西洋关系还能勉强维持,但也存在解体可能。具体走向取决于两大方面:一是美国能否维持其世界领导者地位,关键时刻继续充当欧洲保护伞;二是美国是否愿意采取全球主义或国际主义的姿态,与盟友风雨同舟。

  邹治波:诸多挑战下,全球化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作为全球化进程的组成部分,区域一体化也会继续深入发展。欧洲一体化进程尽管在现实中遇到了一些困难,今后还将会出现波折,但总的趋势是向一体化不断发展。在这种大势之下,传统的跨大西洋关系将逐渐疏远,美国越来越难控制欧洲。

  王义桅:欧洲一体化通常由危机倒逼,由大国领导力牵引,在传统四大流通自由(商品、人员、服务和资本)基础上推行碳、数字等新领域的单一市场建设,不断深化一体化。在英国“脱欧”后,欧盟憋着一股劲搞好一体化,不再钟情扩大。缺少了英国这一欧盟的“美国特洛伊木马”,欧盟正努力推行跨大西洋关系的平等,影响美国对华定位,加强与北约的合作,弱化俄罗斯对欧洲的安全、能源制约,争取实现供应链多元化和战略自主。值得一提的是,“奥库斯”(AUKUS)的出现,暴露出跨大西洋关系的严重裂痕。

  《环球》杂志:欧洲作为现代西方文明的诞生地,对比其今昔变化,可得到哪些启示?

  张健:欧洲是现代西方文明的发源地,曾是一个非常有进取心、创新性的地区,追求全球利益和开放发展。但现在这里却出现了相反的驱动力,堡垒性更强。比如经济上大搞贸易保护主义,在移民问题上态度更为强硬,关闭边界;搞欧洲式的单边主义政策,比如出台人权法案,对其他国家以所谓的人权问题实施单边制裁;执行教条主义的价值观外交政策,背离务实合作精神;缺乏自主性,不愿改变对美国的依附态度。所有这些发展趋势,不仅于世界不利,对欧盟自身发展也不利,只有尊重世界的多元性、走开放发展之路、走合作共赢之路,欧盟才会有更好的未来,否则,欧盟还将面临更大的危机。

  马晓霖:欧洲确实是现代西方文明的诞生地,但是这个文明的源头,恰恰是在东方。如今西方的宗教、建筑、艺术样式等往前溯源都来自东方,东方的希伯来文明、两河流域文明等。只不过其在由东方传到西方后得到了大发展,后来在伊斯兰文明时期,东方又继承了西方文明,得到了更大的提升,这反过来又激发了欧洲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这是一个循环的过程。

  欧洲能够成为西方文明的源头,今天在世界上依旧扮演主角,这一方面是古代多种文明融合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近代世界史是欧洲人领航书写的。如果说欧洲过去是西方文明的源头,那么其在人类未来的文明进程中将扮演怎样的角色,恐怕当下很难断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每一个洲、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地域都有自己特定的角色,欧洲在未来文明中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洲自身如何发展。

  王义桅: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著作《历史研究》中说,文明的衰亡从来是自杀而非他杀。中国传统文化典籍《易经》指出,对新环境的适应性检验文明韧性。欧洲自诩为现代人类文明发源地,而非仅仅是现代西方文明诞生地,正遭遇“福兮祸所伏”的困境,日益为教条的自由、平等、博爱等现代价值观所累,甚至走向反面,这是欧洲政坛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原因,政治碎片化、极端化倾向抬头。如何适应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尤其是数字文明和生态文明的转型,适应后西方世界来临的冲击,将考验欧洲文明的韧性。

  “再造欧洲是欧盟的使命”,欧洲一体化思想奠基人让·莫内说,如果可以重新开始欧洲一体化进程,应从文化认同着手。由精英推进的一体化遭遇民主赤字,而民主化又导致民粹主义泛滥,如何把握其中的度、实现现代与后现代的平衡,考验着欧洲。

  邹治波:毋庸讳言,现代文明是以欧洲为核心的西方带来的,中国奉行的马克思主义也来自西方,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启和推动,也是借鉴并得益于西方发展的结果。因此,我们必须充分肯定西方文明对世界、对中国、对现代文明的影响和贡献。但同时,也要注意识别西方文化中的糟粕和重大缺陷。现在我们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民族复兴不仅是国家的崛起,更应是文明的振兴。为此,我们要在汲取西方文化精华的基础上,着重继承好并发扬光大中华文化,让中华文明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活力、重耀世界。

来源:2021年12月1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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