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驻达尔文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

　　日澳不断深化军事合作，既是两国利益角逐的结果，也是提升各自在亚太地区战略地位的需要，同时还受到了美国等外部力量的推动。

何敏 方晓志

　　近期，日本与澳大利亚在日本西南部四国岛以南地区开展了联合海上军事训练。其间，日本海上自卫队护卫舰“稻妻”号，对澳大利亚海军护卫舰“瓦拉蒙加”号实施了基于安全保障相关法的“武器等防护”。这是日本首次对美军以外的他国军队实施“武器等防护”。

　　作为美国重要的军事盟国，日澳两国近年来在安全防务领域合作不断升温，不断迈向“准军事同盟”。有分析认为，在美国实施所谓的“印太战略”的背景下，日澳两国在防务方面深化合作，不仅互有需求，也有迎合美国战略的考量。

军事合作不断升温

　　日澳强化军事合作关系的意愿由来已久。1976年两国签署《友好与合作基本条约》，从法律层面结束了澳日关系的敌对状态，自此后双方在安全防务方面签署了大量合作协议，为两国进行防务合作奠定了法律基础。

　　2007年3月，日澳发表《日澳安全保障联合宣言》，这是日本战后与美国以外的国家签署的首个防务合作文件，并由此确立了外长和防长的“2+2”定期会晤，双方军事合作机制化得以确立。

　　2008年12月，日澳又签署了《军事防卫合作协议》，强调要扩大双方在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框架下的合作范围，展开军队人员交流、舰队访问及联合军演等多领域合作，为后来日澳军事合作的全面展开奠定了基础。

　　在上述协议框架下，日澳在军事领域的合作日趋升温，并实现了多个“首次”。2010年，两国签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议》，使得澳大利亚成为美国之外第一个与日本签署此类协议的国家；2014年是日澳关系升级为“特殊战略伙伴关系”元年，当年，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访日，其间受邀参加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成为自英国首相特雷莎·梅之后参与日本这一最高级别安全决策活动的首位外国领导人；2015年，日本首次派出部队参加美澳“护身军刀”联合军事演习；2016年，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舰艇自太平洋战争后首次现身悉尼港；2019年，日澳首次举行联合空中演习“武士道卫士－2019”。

　　2021年10月10日，日澳再次就《互惠准入协议》进行磋商，讨论建立双方军事人员互访、开展训练和联合行动的法律框架。如果最终协议达成，澳大利亚将成为继美国之后又一个与日本签署此类协议的国家，自此，双方在经济、防务等领域合作的相关手续将大大简化，极大地推动两国“准军事同盟化”的进程。

　　近年来，日澳在军事合作中的共同利益点越来越多，合作机制和指挥一体化程度也在不断提高。两国不断加强在高层互访、国防技术合作、军事装备转让和情报沟通与分享等领域的合作，加大双边和多边联合军事演习的力度和深度。2020年11月17日，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不顾疫情影响，执意访日，与时任日本首相菅义伟举行会谈。2021年10月5日，刚当选为日本首相的岸田文雄就通过电话方式率先与澳大利亚展开了首脑外交。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准备此次“武器等防护”演习，日澳两国早在2020年10月的防长会谈中，就对相关事务展开协调，并于今年6月的日澳“2+2”会谈中，日本正式将澳军列入“武器等防护”对象名单，这些都极大推动了两国军事合作向纵深和多层面发展，使得两国的军事合作已经超越一般意义的双边交流，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密切合作阶段。

各取所需

　　日澳不断深化军事合作，既是两国利益角逐的结果，也是提升各自在亚太地区战略地位的需要，同时还受到了美国等外部力量的推动。

　　日澳加强安全合作有利于实现各自的国家战略目标。对日本来说，加强对澳安全合作，不仅有利于其“摆脱战后体制”，实现“正常国家”目标，同时也可借机突破和平宪法限制，向海外派兵，更多地参与地区安全事务。

　　日本自卫队高官表示，自卫队希望在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有分析人士认为，在日本通过新安保法解禁集体自卫权后，政府开始加速推进与美国之外其他国家的“多国间防卫合作”，日本扩张性防卫策略在“地域”上得以充分体现。

　　澳大利亚则希望通过加强与日本合作，提升其国防实力，同时借助日本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增强同东亚各国的联系，凸显“中等强国”地位，实现其在“亚太世纪”向亚洲靠拢的政治目标，提高其在亚太地区的参与度。

　　日澳在身份认同上具有很强的共识。两国有着相近的地缘安全身份和价值观，拥有强烈的西方国家意识，在进行军事合作时具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同时，两国都存在欧亚二元身份认同的摇摆性，都理解对方的“身份焦虑”，希望通过双边合作来体现自身防务的独立性，降低与美国同盟中的不对等地位，提高安全自主性和地区话语权。

　　日澳军事关系升温也受到美国所谓“印太战略”的推动。日本和澳大利亚在美国亚太同盟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被称作“南北双锚”，是美国实施“印太战略”的重要支柱。日澳加强防务合作，可以帮助美国构建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网络体系，更好地支持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拜登上台后，更强调构建基于共同价值观的“民主国家联盟”，不仅鼓励日澳加强双边安全合作，还通过搭建美日澳“三边安全对话平台”、美日澳印“四国合作机制”等拓展日澳军事合作渠道，构建更加多元的地区安全秩序。

变数很多

　　尽管日澳两国在军事合作上动作频频，但由于受到目标追求、国内政策以及大国意图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其未来发展进程也存在诸多变数。

　　日澳关于加强防务合作的目标并非完全一致，两国在具体安全事务中还存在诸多分歧。例如，日澳对自身在地区安全秩序中的定位并不相同，日本将自己定位为亚太地区安全秩序的塑造者，澳大利亚更多地是想扮演倡导者和参与者，这些都会影响双方防务合作关系的深化。此外，两国的军事合作还受到国内民众的影响，一些有识之士对于两国强化军事合作也充满担忧。如日媒就曾指出，扩大“武器等防护”对象国可能会增加日本卷入武装冲突的风险。

　　美国的态度对于两国推进防务合作关系也有很大影响。美国一方面希望日澳两国关系走近，帮助其分担在亚太地区的“负担”，另一方面又担心两国关系过分密切，从而影响其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在无法充分预期和把握日澳结盟后可能走向的情况下，美国虽然会积极鼓励日澳发展关系，但并不支持日澳真正走向军事同盟。而没有美国的支持，日澳两国安全合作关系将难以持续深化，只能力争建立一套范围和深度都有限的合作机制。

　　军事同盟需要在军事安全领域内具备高度的利益一致性，同时有明确的合作与承诺，以及外部存在明确的威胁等。目前的日澳两国关系显然还不具备上述要素特征。此外，两国能否结成军事同盟，还受制于美国推行所谓“印太战略”的决心与能力，以及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等外在因素，而并非仅取决于两国的战略意愿。

　　（作者单位：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来源：2021年12月1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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