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巴西卢拉研究所所长马尔西奥·波赫曼
“现在我们正目睹世界驱动力的中心从西方转移到东方,尽管局势紧张,却没有战争发生,这的确是中国的崛起方式为世界权力中心转移提供的一种全新视角。”
《环球》杂志记者/卞卓丹(发自巴西利亚)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新国家,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开启国家现代化进程。理解这一模式首先要读懂中国共产党。”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12月7日发表报告指出。此前的“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广州)上,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李君如说,中国的发展和进步永远是进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永远是进行时,读懂中国也永远是进行时。
海外学者普遍认为,世界越来越需要读懂中国,各国应加强交流合作以更好地推动全球治理,巴西卢拉研究所所长马尔西奥·波赫曼就是其中一位。在接受《环球》杂志记者专访时,他对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发展给予高度评价:作为国家发展决策者,中国共产党展现出“强大的学习能力、活力与创新力,以及对形势和机遇的判断力和抓取力”,中国则不断提升对世界的影响力并引领全球发展新周期。
展现一系列突出能力
波赫曼是巴西前总统、劳工党领袖卢拉的主要智囊之一,不仅是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还对公共政策和全球治理有深入研究和独到见解。他认为,目前世界正经历快速而深刻的变革,旧工业时代的传统权力结构遭遇更多质疑;随着算法和人工智能的进步,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的互动和处理方式被改变,原有的管理范式被打破,需要创建新的领导模式。
在波赫曼看来,在当今世界,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模式展现出一系列突出能力。
一是强大的学习能力。波赫曼表示,中国哲学和文化自18世纪以来得到欧洲思想界的关注和研究。在对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研究和运用方面,中共拥有独特优势并展现出强大的学习能力。
二是活力与创新力。波赫曼以中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同表现为例对此进行解读:中国在疫情期间展示出迅速动员协调、建立护理标准并以前所未有的成功方式应对病毒危机的能力;一些西方国家则由于欠缺协调和规划,创新乏力,不得不重复过去不尽如人意的做法,其结果是经济和社会状况恶化,导致更多的人员损失。
三是对形势和机遇的判断力和抓取力。波赫曼指出,作为国家发展决策者,中共在长期执政中积累了足够经验,对国内外形势发展拥有敏锐的判断力,这使其能在复杂的全球背景下抓住机遇,提升对世界的影响力,并引领全球发展新周期。
展望未来世界新领导模式的形成路径,波赫曼说:“新冠病毒大流行提升了人们对答案的期待,促使我们去构想一个比现在更好的时代,为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社区和整个社会提供更好的条件。同时,随着通信和信息技术的进步,作为集体利益中间人的传统代表结构发生重要变化,会促使形成新的领导模式。”
通过国家规划和政策承诺真正引领经济
波赫曼曾担任巴西应用经济研究所所长,他通过对中国在长期战略过程中决策选择的研究,来认识和理解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发展的进程,并对此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在此基础上,他强调“坚持成功做法是明智的选择”。
波赫曼指出,短期资本驱动和投机市场驱动的压力,往往给西方国家政府造成需要紧急应对的状况,而中国的情况不同,“中国是通过国家规划和政策承诺真正引领经济”。他认为,中国的政策制定和监督,是建立在调查研究基础上的,而且还通过持续的、必要的评估来进行校正,这样的做法有助于获得更好的社会效益。
在他看来,经济是实现生产力发展的手段,是提升社会物质优越程度的支柱,但如果经济利益开始支配政治,那么经济本身就不再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了,正如一些西方国家目前被寻租力量和财富金融化所制约,其具体表现是日益增长的不平等和贫困。
波赫曼告诉《环球》杂志记者,巴西劳工党执政被“打断”(指2016年劳工党人罗塞夫总统遭遇弹劾下台)后,一些成功的经验被抛弃,包括在消除贫困和缩小社会差距方面的做法,以及将民主制度与经济扩张和社会包容相结合的努力,致使该国近年来经历了经济衰退、社会排斥和民主窒息。巴西这些年的经历说明,“你不该搞乱一支赢球的队伍”。
对于公共政策在国家治理和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波赫曼指出,中国的一些公共政策是不可否认的“以人为本”的典范。他举例说,当前世界驱动力中心东移,是因为欧亚大陆的重兴,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坚定行动所推动的。通过这一倡议,中国没有屈从于新自由主义“药方”,就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得了积极成果——不仅在脱贫攻坚战中取得了胜利,还在新型发展的科技基础方面成为主角。
在全球治理方面,波赫曼认为二战后期形成的原有治理体系,面对全球价值链僵化、技术系统寡头垄断化、基于全球价值链的生产与流通体系问题等,已难以发挥作用。如今,要推动制订一个新气候协议,也需要以全球治理能力为先决条件。但要渐进式地建立与当前世界复杂性相适应的新治理模式,形成新治理能力,人类仍面临诸多挑战。
面对记者“如何让更多人读懂中国、理解中国”的提问,波赫曼举例回答说,现在我们正目睹世界驱动力的中心从西方转移到东方,尽管局势紧张,却没有战争发生,这的确是中国的崛起方式为世界权力中心转移提供的一种全新视角。
波赫曼指出,过去在西方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往往出于解决自身矛盾的需要,通过花样翻新的手法,试图将一切转化为商品,即货币,例如通过出售武器,或组建所谓军工综合体,或搞军备竞赛引导的技术投资,最终使战争成为有利可图的业务。在英国引领资本主义积累的系统性循环时,战争便是推动其霸权扩张的主要方式之一,无数的冲突和战争保证了对海上航线的控制,以及几乎垄断的英国工业产品向各大洲自由流通;后来,在美国霸权行使方面也观察到类似情况,特别是在冷战期间,不仅地区冲突不断,世界地图还被重新绘制。
“就这样,世界霸权的争夺一直并继续受到战争精神和战争实践的强力塑造。”波赫曼说,“因此,尽管中国展示了成功的轨迹,但在西方仍难以被理解。”
两个伟大国家之间应有长期政治战略
在波赫曼看来,尽管从殖民商业体系中解放已近200年,但在拉美和巴西仍能看到其痕迹。几百年来,第一条全球初级生产链同时整合了三大洲——提供奴隶劳动力的非洲、种植园系统中的美洲和作为消费市场的欧洲,构成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西方资本主义本身的整合提供了条件。
谈到巴西的经济社会发展,波赫曼表示,经过约60年的国家发展主义项目(1930~1989年),巴西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经历了城市和工业社会的兴起,但没有对资本主义文明进行改革,这一时期大量财富未经公平再分配,其后果是社会出现严重不平等现象。直到劳工党政府期间(2003~2016年),巴西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了前所未有的角色,并强化了国内市场和经济增长成果的再分配。
波赫曼指出,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经济活力十足,全球影响力不断增长。今天,中国是巴西的主要贸易伙伴,在巴西国内投资方面也拥有强大影响力。他认为,在这种积极形势下,两个伟大国家之间应有长期政治战略,这将更好地强化在促进国家主权、重新定位国际分工、环境可持续性和技术发展进步方面的共同目标。
对拉美国家而言,随着世界驱动力中心东移,太平洋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对中国的理解也越来越成为一种需要。波赫曼指出,19世纪以来,拉美各国先聚焦欧洲,后聚焦美国,其中心大致位于大西洋。面对新的形势,拉美各国也将作出新的调整。“巴西领土没有直通太平洋的出口,但有很好的机会为建设一个一体化和独立的美洲作出贡献”,波赫曼说,“这样的一个美洲将在两洋通道的基础上,与亚洲特别是与中国建立一个支持发展的新循环。”
对于如何增进拉美各国对中国的了解和理解,波赫曼表示,拉中外交关系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国与古巴1960年建交),此后日益牢固,但过去拉美各国与中国的联系往往是间接的,或者说是通过西方中介的方式实现的。如今,在拉美与中国的大学、企业、政府和其他机构之间建立更直接联系的举措得以推进,这有利于人们更好地了解中国及其伟大成就。
波赫曼指出,在推出巴中两国作者共同署名的电子出版物和公共出版物方面,目前仍然进展甚微,而这种“三明治工程”实际上对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是非常重要的。
来源:2021年12月15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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