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17日，史景迁（中）在首届中美文化艺术论坛的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

　　史景迁擅长以讲故事的方式写作，有解析中国历史的独特视角。

石路遥

　　2021年12月26日，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汉学家史景迁去世，享年85岁。消息在中文网络上传播后，中国学者纷纷撰文悼念。在当今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社会热点频出的时代，很少有史学家能像他这样广受关注。但这个现象发生在史景迁身上并不令人意外。

　　史景迁一生撰写了十余部关于中国的书籍，以及评论、随笔和演讲稿。其作品《追寻现代中国》吸引了大批追随者。

　　史景迁擅长以讲故事的方式写作，有解析中国历史的独特视角。他被认为是费正清之后美国汉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与中国“神奇联结”

　　1936年夏天，史景迁出生于英国萨里郡。他的父亲曾任编辑，母亲学习法国文学。13岁时，史景迁考入温彻斯特公学，这是英国最古老的公立学校之一。

　　多年后，他向另一位中国史学者魏斐德提到，有两件毫不相关的事情，居然就在历史的同一页：1382年，他的母校温彻斯特公学在汉普郡创立；这一年，地球另一边的明代中国，洪武皇帝朱元璋正在处理胡惟庸案并废除宰相，宰相职位自此从中国历史中彻底消失。

　　1956年，史景迁进入剑桥大学卡莱尔学院，在学校的文学刊物担任编辑。据其自述，大学时期他一门心思要做小说家，但试过一些仿写作品后并不满意。大学毕业时，他对未来依然迷茫。机缘巧合，剑桥大学卡莱尔学院和耶鲁大学的学生交换计划将他带到了美国。

　　在寻找人生方向的十字路口，史景迁幸运地遇到了费正清的高足、刚刚从斯坦福转来耶鲁执教的中国史研究专家芮玛丽和芮沃寿夫妇。费正清后来这样描述这位徒孙与自己高足的相遇：

　　“1936年，我开始在哈佛讲授中国史，遇到了几乎是我整个教学生涯中最聪明的学生白修德和玛丽……玛丽后来嫁给了另一位研究中国史的哈佛学生芮沃寿……20年后，当他们夫妇双双从斯坦福转到耶鲁任教，玛丽遇到了她这一生最聪明的学生史景迁，一个毕业于温彻斯特公学和剑桥大学的英国年轻人。”

　　芮玛丽安排史景迁赴澳大利亚追随擅长清史人物传的中国学者房兆楹学习。房兆楹为他取名“史景迁”，寓意学史者当景仰司马迁。

　　在房兆楹指导下，史景迁成为第一个使用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朝史料做研究的西方人。他用这些材料撰写了他的博士论文和第一本书——《曹寅与康熙》。魏斐德的老师列文森曾激动地表达对这份博士论文的读后感：“清史研究将因之一新，且此君文笔充满灵气。”这本书于1966年出版，它为史景迁赢得了颇有分量的波特论文奖和在耶鲁任教的机会。

　　此后史景迁笔耕不辍。20世纪70年代他相继出版了《康熙》《王氏之死》两部著作。前一本聚焦庙堂之上的帝王，他采用独特的叙事手法，用康熙的第一人称口吻，将历史纠葛娓娓道来，这种方式令当时的读者耳目一新。而《王氏之死》关注的则是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命运。

　　此外他还陆续写作了《改变中国》《利玛窦的记忆宫殿》《大汗之国》《前朝梦忆》《追寻现代中国》等有关中国的专著，这些作品成为美国民众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渠道，其中相当一部分已在中国翻译出版。

　　作为史学工作者，史景迁被誉为“最会讲故事的史学家”；作为博士生导师，他桃李满天下，他指导的学生如彭慕兰、柯娇燕、韩书瑞等，尽管研究方向和治史方法与其师不尽相同，但都先后成为有建树的学者；他的影响也完全跃出了圈，他给耶鲁本科生开设的中国史选修课场场爆满，每学期连批改纸卷的助教都要请20多位，好几代美国学生正是从他的课程开启了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他在《纽约书评》杂志发表的几十篇文章引人入胜，近日，《纽约书评》特别编辑了史景迁文章的合集，以纪念这位撰稿人。

给西方人“说”中国故事

　　普通读者对伟大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这种聚焦上层的历史作品接触较多，对历史有着相当的距离感，但他们阅读史景迁的作品却没有这种感觉。他的弟子、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前主任郑培凯曾说，史景迁擅以优美文笔，将中国近代错综复杂的人物与史事，通过严谨的历史考证，以“说故事”的方法娓娓道来，让西方读者也能“拨开云雾见青天”。

　　在他的《追寻现代中国》一书中，史景迁介绍中国的手法“就像是在写一部侦探小说”。这本书甚至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一本中国历史书打入西方主流文化市场是相当少见的。他的作品也在美国很多大学成为本科生的必读书目，被认为普及了汉学研究。

　　史学作品追寻客观性研究，但并不像数学证明那样有统一的答案。再好的作品也并非无可指摘，甚至在裁量史料、解读文献的细节方面，史景迁受到相当一部分史学工作者的批评。钱钟书曾赞许史景迁是“被历史耽误的小说家”，但读者们如果因此以为他是在写小说，那就错了。实际上，史景迁的写作不经过专业训练是学不来的。光是面对大量基础材料——档案、奏折、新科题本、手抄本、缩微胶卷、线装纸质古书……已经令很多人打退堂鼓了。更不用说还得举重若轻、深入浅出地将历史的碎片拼接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画卷。

　　当然，史景迁所处的问题域，与中国人研究自己的历史还是有相当的差异的。无论是早期的费正清、列文森，还是与他共事过的魏斐德等，这几代美国汉学家，更恰当地说是美国的中国研究专家，他们的研究路径和更早几辈经由欧洲发端而来的欧式汉学，其问题关怀和切入方式也都不一样。史景迁与新兴的后现代史学工作者也不同，他几乎从不介入现实政治的争吵，也很少炫耀玄奥的理论或拗口的学术名词。公允地说，他提问的方式、良好的问题意识和对宏大历史场景的把握，是很多他的批评者所欠缺的。

　　史景迁属于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内部民权运动之前完成精英教育的学院派知识分子，带着一丝旧式的绅士范儿。郑培凯说，史景迁性格相当内敛，退休后多数时间都在自己的书斋里与历史对话，或者侍弄自己的花园。另一位学生薛涌回忆起恩师在耶鲁校园里的点点滴滴，说他人气极高，为人却相当谦逊，从不夸耀自己的作品，总是替他人考虑周全。

　　魏斐德说，史景迁的跨文化比较视野常令他想起另外一位英国史学宗师汤因比。汤因比和史景迁并非同一代人，巧合的是二人都毕业于温彻斯特公学。历史学者陆扬认为，史景迁的学术风格更多承继的是英国叙事主义史学传统，这在美国的中国研究界可谓独树一帜。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或许无形之中，史景迁真的践行了司马迁的史学目标。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

来源：2022年1月12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1期

《环球》杂志授权使用，其他媒体如需转载，请与本刊联系

本期更多文章敬请关注《环球》杂志微博、微信客户端：“环球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