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2日，一名戴口罩的行人走过印度新德里街头的壁画

　　未来印籍劳工在海合会国家的处境仍将较为艰难，其在该地的存在空间将受到大幅挤压。

周明 黎奇儒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外籍劳工群体面临特殊困境，多国为此调整相关政策。海合会国家（卡塔尔、沙特、阿联酋、巴林、科威特、阿曼）作为外籍劳工的“雇用大户”，相关政策调整在疫情之初就一度成为舆论焦点。

　　排除疫情因素，外籍劳工群体本身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也一直受到关注。印度籍劳工是海合会国家最主要的外籍劳动力群体，他们的生存状况之变，或许可以带来诸多启示。

工作、生活环境更脏更累更险了

　　20世纪70年代，由于海湾地区石油价格暴涨而自身劳动力短缺，阿拉伯国家衍生“外籍劳工去阿拉伯化”，由于印度具有劳动力价廉与毗邻海湾等诸多优势，海合会国家开始大规模引进印籍劳工，以适应石油工业发展的需求。

　　当前，印度籍海外劳工约800万人，其中近90%在海湾国家，除极少数在伊朗、伊拉克，大部分分布在海合会六国。这一群体大多文化程度较低，雇用成本远低于当地劳工，他们在海湾国家多从事“3D”工作，即当地人瞧不起和不愿从事的脏（dirty）、累（difficult）、险（dangerous）工作。

　　海合会国家实行保人制度，不仅可以使当地公民“坐享其成”，而且还赋予其很大权力，甚至可以扣留外籍劳工护照，这助长了本地公民的优越感。此外，受宗教冲突等影响，印度籍劳工在该地区常遭受歧视，权益往往无法得到保障：雇主拖欠工资，工作环境差，住房、医疗、子女教育问题不能妥善解决，甚至遭受虐待、性骚扰等。

　　鉴于此，早在1983年，印度就颁布了涉及海外劳工权益保护的新《移民法》，成立中央和地方移民保护局，并于2004年组建海外印度人事务部。作用肯定是有，但因为印度籍侨工终究是在海湾国家而非本土工作，印度政府发挥的效用有限。2020年4月，诸多人权组织呼吁，海湾国家政府应尊重印度等弱势外籍劳工的权利，尤其从事建筑、酒店、餐厅、家政等领域工作的劳工。

　　由于大量引进外籍劳工，海合会国家在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也都出现诸多问题，如失业率上升、暴力犯罪频发、本土文化遭受挑战等。为减轻这些负面影响并降低对外籍劳工的依赖，海合会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起纷纷施策推动劳动力本土化，这已成为其经济多元化改革的一大关键，近年来几乎所有海合会国家的发展愿景都涉及这一内容。

　　海合会国家促进本土就业的措施主要有两类：一是限制外籍劳工数量，如限制其从业领域、缩减签证发放数量、提高雇用成本等；二是提升本地劳动力就业能力，如加大理工科教育投入、增加女性就业领域与岗位等。这些举措压缩了印度籍劳工的就业空间，相比新兴崛起的本地劳工，印籍劳工的竞争优势已有所削弱。

　　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这一困境，部分印籍劳工生活乱作一团，如丢掉饭碗、生意合约乃至家庭破裂。

　　海合会国家经济主要依靠油气、旅游产业，疫情蔓延使当地经济损失惨重，2020年海合会六国国内生产总值总计约为1.41万亿美元，较2019年下降了14.3%。经济发展受挫，海合会国家不少公司出现财务危机，被迫降薪、停薪并率先裁减外籍员工，一些印籍劳工因此被遣返，或因经济和健康等原因被迫回国。

　　此外，由于印度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全球第二多，加之印籍劳工工作、生活环境较差，使其成为传播病毒的潜在风险人群，这也加剧了海合会国家的“排印”心理。

未来难摆脱灰暗底色

　　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一群体的生存环境很难摆脱灰暗的底色。

　　作为海合会国家建设的“主力军”，海合会国家发展已离不开外籍劳工，印度籍劳工被大量引进至今，他们已充斥到当地各行各业中，从知识型人才到建筑工人、护工等，到处可见他们的身影。尽管海合会国家把劳动力本土化作为实现发展愿景的方向，但目前来看，其进程和效果并不理想。如当地私营企业多数员工仍为外籍劳工，尽管政府要求企业雇用一定比例的本地劳动力，但一是本地劳动力的就业倾向于高薪酬、高福利的政府部门和大型国企，二是一些本地劳动力或不具备相应的职业技能，或出工不积极，一时难以符合私营企业的用工标准，未来较长时间内，外籍劳工仍将是海合会国家建设的中坚力量。

　　但是，尽管印度籍劳工对促进海合会国家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他们也给当地带来诸多挑战，与当地公民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缓和这一矛盾成为当地政府缩减印度籍劳工的重要考量。加之当地实施劳动力本土化战略，这些劳工在当地的前景并不乐观。

　　近年来，印度籍劳工在海合会国家的人数由于上面提到的原因已有所减少。鉴于当地致力劳动力本土化的决心不会轻易改变，尤其是疫情更凸显出印度籍劳工的“边缘人”角色，总体而言，未来印度籍劳工在海合会国家的处境仍将较为艰难，其在该地的生存空间将受到大幅挤压。

四大启示

　　中国也是向海合会国家输送劳务的大国，以印度为鉴，为更好地维护本国海外劳务人员合法权益、有效规避风险、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及与当地关系健康持续发展等，目前看来，至少需要在四大方面进一步做出努力。

　　第一，加强赴海湾务工群体的职业技能培训与海湾国情培训，不断提升海外劳务人员的知识素养，促进从“量”的输出到“质”的输出的转变。

　　加强专业技能培训，不仅可以提高海外劳工的就业层次和竞争力，促进其主动改善工作、生活环境，还可顺应海合会国家对高素质及服务技术型劳务人才需求增长的趋势，缓和当地劳动力本土化政策带来的冲击。此外，提高海外劳工的文化素养不仅可以提升其跨文化理解与包容能力，减少与当地文化冲突风险的发生，也有利于树立或维持国家良好形象。

　　第二，加强与驻在国政府及海合会的协调沟通，补充、完善双边及未来自贸协定中的劳工保护条款。

　　印度籍劳工在海合会国家面临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当地保障外籍劳工合法权益的意识偏弱。为此，印度和沙特于2014年签署了改善印度劳工尤其是司机、家佣工作条件的协议，并于2016年签署了涉及“领事问题联合工作组”等内容的协议。就公平对待印度籍劳工、维护其合法权益等，印度与海合会其他国家也纷纷签订了双边劳动合作协议。中国也可借鉴其探索经验。

　　第三，加强海外劳务管理与服务的机制化建设，强化对海外劳务人员的引导与联系。

　　如今，印度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海外劳工管理与服务机制，如海外印度人事务部负责监管跨国劳务雇佣事宜，为防止劳务欺诈、恶意盘剥先行构筑屏障。该部下设海外就业促进委员会、海外劳工资源中心、移民政策局等机构，并设立海外劳工福利基金，为保障海外劳工权益、提供市场信息和紧急救助等开辟通道。移民事务局、移民保护总局和驻外使领馆负责受理跨国劳务投诉。

　　印度在海湾国家设有移民劳务官和印度人社团基金，负责监督所在国对印度劳工的保护及提供紧急救助。中国外交部与商务部兼管海外劳务而非专管部门，可考虑借鉴印度做法增设分工合作更加精细的专门机构。

　　此外，印度定期举办海外印度人节、颁发海外印度人奖，并提出单设奖项奖励有杰出贡献的海外劳工，以此提升海外侨民的凝聚力与认同感。

　　中国在以印度为鉴的基础上，或可通过加强对当地华人商会与自助团体等的引导与联系，以使海外劳工管理、服务与身份认同更加系统化、有效化。

　　第四，积极开拓国际劳务市场、提高海外就业的广度、精度与效率。

　　印度海外劳工扎堆海湾，几乎“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因此长期承受着海湾缩减印度籍劳工的巨大压力，侨汇收入也受到影响，莫迪政府对此颇感头疼。在此方面，海外印度人事务部的具体做法，一方面是与海合会国家签订劳务合作谅解备忘录，以尽力稳定劳工供需关系。另一方面，注重研究国际劳工市场需求与供应之间的缺口以及填补缺口所需的技术，建立新兴国家和海外就业特殊机遇资料库，同时及时发布国际劳工市场可靠信息；积极与欧洲国家建立劳工流动伙伴关系、签订双边保障合作协议；简化海外劳工手续办理流程，通过高效便民服务增强合法劳务输出的自由流动性。

　　中国在海湾国家劳工市场同样面临准入壁垒和竞争加剧的双重压力，做好风险防范、积极开拓国际劳务市场也势在必行，为此，在维持、拓展亚、非原有海外劳工市场份额的同时，应加大对中国劳工雇用率较低的欧美、拉美等国际劳工市场的研判，建立相关数据库和信息发布平台，实现广泛、精准而快速的海外就业。

　　（周明系天津外国语大学亚非语学院讲师；黎奇儒系天津外国语大学研究生）

来源：2022年1月26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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