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与要求专业技能的图书分类法无关，只与藏书人的经历、思想、习惯、审美、心境有关。

桂涛

　　将辛苦淘来的书摆放到书架上，肯定是藏书人最幸福的时刻之一。

　　这在我看来是一种仪式。新欢与旧爱相遇，一同成为藏品的一部分。也只有完成摆书这一步，藏书人对书的拥有才真正得以确立。

　　将书籍按什么顺序摆放、按什么方法分类，思考与选择的过程是人对书籍之间意义关联的发现，也是收藏情趣的享受。只有经此一道程序，人对书的处置权才能得到确认，人才能“驯化”被放到书架上的书。

　　驯书，各人有各人的标准。我曾在苏格兰遇到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她总是执拗地把《圣经》摆放到历史类，而把《物种起源》归到小说类。

　　驯服关乎权力，权力关乎秩序。驯的方法虽不同，目的却只有一个：把这书摆放到你心里最合适的地方。要驯书，就要找到最合适的秩序，找到书最合适的归属。

　　比如，天寒地冻，你跺着脚、搓着手，从露天书摊上好不容易挑出一本美国汉学家孔飞力的《叫魂》，你该把它往哪里放？和裴士锋写太平天国战争的《天国之秋》、史景迁写清初山东农村风貌的《王氏之死》一起，归为可读性较强的“洋人眼中的中国”类呢？还是和达恩顿通过研究印刷业学徒屠猫事件写法国大革命前各群体思想状况的《屠猫记》、阿部谨也通过小镇上一段神奇传说写中世纪欧洲社会史的《花衣魔笛手》一起，归为“貌似怪力乱神实则知微见著”类？

　　这与要求专业技能的图书分类法无关，只与藏书人的经历、思想、习惯、审美、心境有关。

　　若是我，我会将它和写非洲历史的《非洲国》、写中世纪英国的小说《最后一个修道士》放在一起。不是因为内容或装帧上的关联，只是因为那两本书是我在开罗迷宫般的旧书市场里，顶着烈日、汗流浃背地寻到的。我至今还能记得那天汗珠顺着我的眉毛流到脸颊上，滴在满是灰尘的旧书上。

　　严寒和酷暑中的淘书回忆附着在这几本书上，让它们建立了一种神奇的联系。这是它们在我的认知里最大的关联，是我得以“驯服”它们的关键。把它们放在书架上的同一个格子里，我才觉得最理所当然，最心安。

　　我是如此驯书的：书架上，一部分书按历史政治、游记新闻、书情书话、经典小说等大类摆放，一部分签名、毛边、限量编号、特殊版本的书单独放，一部分超大书叠放。这样一来，大部分书就“老实”了。

　　还有一部分桀骜难驯的“刺儿头”，需要仔细思考，一书一策。比如，讲述消失的印加文明的秘鲁游记《到马丘比丘右转》就被我从游记类取出，与讲述2093年大崩溃事件的科幻书《西方文明的崩溃》、讲述两个文明在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时发生碰撞的《停滞的帝国》、英国记者和投资人邦克的《大英帝国的崩溃与美国的诞生》放在一起，“黏合”它们的是文明的兴衰、冲突、大开大合。

　　驯书没有终点。藏书人年纪增长、心境变化，世事变幻、思潮变迁，这都可能导致书内涌动的思想变得不安分起来。没准不知哪天你往书架上一瞥，就会疑惑：咦？这书为何被我放在这里？

　　这说明，又到了该驯书的时候了。

来源：2022年2月23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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