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1日，罗马尼亚总统约翰尼斯（右一）和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右二）与美军士兵交谈

    美通过渲染“大国威胁”提高防务预算的做法，进一步暴露其因冷战零和思维而扭曲的安全观，将加剧大国间本已存在的“安全困境”，对维护地区和全球战略稳定起到负面示范效应。

季澄

　　据多家外媒近日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将向国会提出2023财年（2022年10月1日至2023年9月30日）高额国防预算申请。据悉，美国国防部有望获得约7730亿美元预算资金，加上其他机构开展国防活动所需款项，美国2023财年国防预算预计将首次突破8000亿美元大关。

　　近年来，美国政府持续推高本国国防预算水平，试图在所谓“大国竞争”日趋复杂激烈的大背景下，以美国国防战略重心由“反恐战争”转向聚焦持久高强度大国军事竞争与对抗为牵引，加大对新型作战概念、现代化武器装备以及全球军力部署调整的支持与投入，进而塑造一支兼具杀伤力、适应力与创新力的联合部队，慑止并击败“势均力敌”的对手对美国及其盟友利益的“侵犯”，巩固美全球军事优势地位。

　　然而，国防预算的持续上扬并不代表资源分配效率的同步提升，美国国防预算编制进程中的固有缺陷，难以在短期内通过片面追加投资额度方式予以解决。更何况，刻意渲染“大国威胁”，营造“战争即将到来”的假象以获取高额国防预算，是美国的一贯伎俩，此举势必加剧大国间军备竞赛步伐，不利于地区及全球和平与稳定大局。

聚焦重点领域

　　一般情况下，美国国防预算主要由基础国防预算和海外军费预算两大部分构成，前者主要涵盖军事人员工资、装备采购、研发测试与评估等费用，后者主要包括海外军事行动、联合军演、海外基地建设和军事援助等费用。据悉，美国2023财年国防预算将以扶持重点军种、新型作战域和核力量现代化项目为突破口，锻造“核常并重”的军事打击与火力毁伤能力。

　　首先，扩充舰艇数量与规模，助美海军“重返制海”。作为传统海权大国，美国深知制海权对实施全域介入、海上威慑、力量投送和海上安保等一系列行动的重要性。与地区国家海上力量的系统性崛起相比，美对全球重点海域和关键海上航道的控制力却渐趋弱化。据此，美海军于2017年发布题为《重返制海》的战略文件，并与美海军陆战队一道推出“分布式海上作战”“远征前沿基地作战”和“对抗性环境中的濒海作战”等概念，企图在巩固相关海域制海权的基础上，强化对濒海地区和陆上事务的态势塑造能力。

　　在作战概念的更新与运用过程中，美海军舰艇数量不足，无法适应高强度海上竞争与对抗的短板逐渐暴露。在今年2月举行的美国海军年会上，海军作战部长迈克尔·吉尔代正式提出“513舰”未来兵力架构，以取代因特朗普执政后期五角大楼高层人事动荡而搁浅的“355舰”方案。根据规划，美海军将由363艘有人舰艇和150艘无人舰艇组成，大体包括12艘航空母舰、9艘大型两栖攻击舰、20艘船坞登陆舰、60艘驱逐舰、50艘护卫舰、70艘攻击型核潜艇、12艘弹道导弹核潜艇、100艘各型作战支援舰艇，以及150艘无人舰艇，旨在通过有人舰艇、无人舰艇和空天力量间的协同配合，尽快熟悉掌握新的海战模式。

　　其次，建立太空军弹性架构，适应未来作战需求。美太空军高层普遍认为，美面临的太空安全环境在过去三十年经历了复杂且深刻的变化。一方面，太空主要行为体实力的显著增长正加速“侵蚀”美太空优势地位；另一方面，太空在美未来战争中扮演的角色愈发多元，确保太空军事资产免遭他国“袭扰”成为美军重大安全关切。

　　对此，美太空系统司令部执行主任乔伊·怀特在近期出席太空研讨会时宣布，美太空军司令部将在2026年前后搭建全新的、更具弹性的分布式架构，为太空军提供“最大作战能力”；美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亦将建立弹性架构置于2022年美太空军急需着手应对的七大优先事项之首。在具体实施中，太空军将以组织结构（注：美太空军由太空作战司令部、太空系统司令部和太空训练与战备司令部组成）调整为抓手，以减轻官僚主义、扩大行业参与度和对关键任务领域的关注度。同时，太空军预算与规划负责人表示，将设法在2023财年国防预算中为太空军争取更多资金支持。

　　第三，推进核武器现代化，夯实美战略威慑力量的基石。目前，美“三位一体”核力量总体架构仍有赖冷战时期的“遗产”。以“民兵-3”洲际弹道导弹和“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为代表的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存在超期服役、老化严重等问题，导致美战略威慑的可靠性与灵活性大打折扣。美国国防部负责制定核政策的副部长凯瑟琳·希克斯在就任伊始便明确表态，美不会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纳入核政策选项，暗示美不会放弃“主动性”“进取性”核主张。同时，美将基于战略而非成本驱动，坚定推进核武器现代化项目，构建新“三位一体”战略威慑力量。

　　陆基方面，美新型陆基弹道导弹已于2021年在“建模和仿真环境”中成功试飞，并将在2023年正式试飞，预计分别在2029年和2036年形成初始和全面作战能力；海基方面，已开工建造的“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将逐次取代拟于2031年全部退役的“俄亥俄”级潜艇，“三叉戟”潜射弹道导弹的更新型号也将陆续问世；空基方面，单价为6.4亿美元的B-21隐形战略轰炸机的原型机建造工作已全面展开，并有望在2025年列装部队，以取代服役长达半个多世纪的B-52战略轰炸机。

映射战略转型

　　美国国防预算长期保持高位运行状态，除部分资金用于研发更新武器装备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美国国防战略已进入调整与转型的“深水区”，美对大国军事竞争与对抗的认知亦迈向新阶段。

　　奥巴马政府时期，美推出旨在应对地区大国崛起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加速将防务与军事关注重点由中东地区向亚太地区转移，“基于威胁”而非“基于能力”再次成为主导美国国防与军事发展走向的逻辑基础。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声称，要在2020年前将60%的美海、空兵力部署至亚太地区。此外，美还通过在澳大利亚达尔文轮换部署海军陆战队等方式，强化在亚太地区的动态军力存在。

　　特朗普政府时期，以2017年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2018年版《美国国防战略》报告中的相关表述为标志，美正式将国防战略重心由应对恐怖主义和突发事件转向所谓“大国竞争”，明确美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战略将由以往“惩戒性威慑”转为“拒止性威慑”，即寻求通过增加对手实施军事行动的成本来阻止冲突升级，打击对手的军心士气。“太平洋威慑计划”于2020年7月以单列条款形式出现在“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以来，其已成为五角大楼落实美“印太战略”愿景与目标，加速推进美全球军事战略重心向“印太”地区转移的法理依据与理论支撑。

　　2021年12月底，拜登总统正式签署总额为7682亿美元的2022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相较2021财年增长5%，再创历史新高。其中，7400亿美元用于国防项目预算，278亿美元用于核武器项目，3.78亿美元用于与国防相关的其他活动。备受外界关注的“太平洋威慑计划”所获资金也由最初的50亿美元上升至71亿美元，表明拜登政府基本认可前任政府对美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的判断，企图凭借先进作战概念、精良武器装备、充足预算支撑和独有联盟体系，强化针对主要对手的军事威慑，确保自身主导性优势地位。

　　对于即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发布的新版《美国国防战略》报告，美战略界部分人士预计，拜登政府或将打破有限战争框架束缚，转而采取一种新型大国战争制胜理论，通过施加系列惩戒性行动，为与竞争对手展开持久且激烈的对抗做足准备。在作战力量筹划方面，美将以“同时打赢两场战争”为标准，评估各军种发展方向及所需资源。

两大难题

　　现阶段，美国国防预算仍面临两大棘手难题，采取“大水漫灌”持续追加预算总额的做法并非明智之举。

　　其一，美难以在确保军队总体规模与寻求现代化之间保持平衡。数据显示，受供应链危机、油价飙升及工资上涨等因素影响，美2021年度通货膨胀率约为7%，为40年来最高水平，意味着美维持同等兵力规模所需费用将以每年高于通胀率2%至3%的速度增长，这势必会压缩本应用于完成武器装备迭代更新的预算空间。

　　其二，美对研发实验领域和采购领域的预算分配失调，恐迟滞美军现代化进程。美军2022财年投入研发实验的资金较2021财年增长约67亿美元，涨幅为4.4%。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美军2022财年采购资金同比实际下降7.3%，是2013财年以来的最大跌幅。战机采购、舰船建造与改装预算均明显低于预期。如何顺利实现从装备研发到采购的过渡，是美国在2023财年亟待解决的课题。

　　正如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长波波夫所说，“美国需要维持即将与俄罗斯等大国发生‘不可避免的战争’这一假象，来为其巨额国防军算做解释。”美通过渲染“大国威胁”提高防务预算的做法，进一步暴露其因冷战零和思维而扭曲的安全观，将加剧大国间本已存在的“安全困境”，也会对维护地区和全球战略稳定起到负面示范效应。

　　（作者单位：中国军事科学院）

来源：2022年3月9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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