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一所医院手术室旁的楼梯间，一位患者家属在等待她的母亲手术结束

文/陈微 编辑/胡艳芬

　　我患病时52岁，从事编辑工作，我妻子是一名大学教授、理工科博士，我们本来是个美满的四口之家，儿女双全，女儿10岁，儿子5岁。

　　2021年9月30日因大便习惯改变，我去北京友谊医院做了肠镜检查，诊断为直肠癌，这真是晴天霹雳。我不敢耽误，在10月18日挂了北大第一医院普外科的知名专家号，开了住院单，两天后就住进了该院普外科病房。

　　入院后病情还在变化，发生了肠梗阻，其间还做了胸部、腹部增强CT，心脏动态超声等检查，为手术做准备。

　　10月下旬的一天下午4点开腹探查，但是打开腹腔后发现癌细胞已经转移到腹膜，术中医生助手出来告诉我爱人：“手术不能切除肿瘤了”。我爱人不知道什么是腹膜转移，医生助手解释说“发生腹膜转移如同‘一块肉掉到地上，沾满沙子和土，去掉一块沙粒没有用’，如果执意切除原发灶不利于后续治疗”，还说“生存期只有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并且只有去肿瘤内科化疗一条路”。接下来，医生把我腹部近20厘米长的口子原样缝合。一个星期后，我就出院了。

　　在北大第一医院术后恢复的这几天，我自己对病情是不清楚的。后来才知道，我爱人好几次情绪崩溃，瘫倒在地，但还是从绝望中迅速调整过来。

　　后来，她查到上海复旦大学肿瘤医院和广州中山大学肿瘤医院有专家可以做肿瘤减灭术加腹腔热灌注（CRS+HIPEC），并就这种新型手术的相关问题，咨询了一些医生，得到的回复是：“我们做过热灌注，但效果不好，也就不做了”。

　　2021年11月到2022年1月，我在北大第一医院化疗科做了4期化疗。这一个半月时间，我爱人仍在通过各种渠道寻找更好的治疗方案。

　　她联系了美国、日本、加拿大的医学界朋友，并先后走访了多家三甲医院的几十位专家，他们对肠癌腹膜转移的治疗基本持消极态度：“只能是靶向+化疗，没有手术机会！”

　　其中，有的专家观点是，CRS+HIPEC这种手术方法对腹膜假性粘液瘤效果最好，但对晚期癌症效果欠佳；有的医生表示，肠癌腹膜转移连转化手术的机会都没有，即使有一天化疗科说有手术指征，这个手术也没法做；也有医生表示，他们医院可以做，也可以切得很干净，但除了化疗外还应该再做25次放疗。但经过后期查阅各种专业资料和文献发现，如果肠癌腹膜转移，在手术前做了放疗，一旦肠穿孔，会影响后续手术。

　　再后来，我爱人又查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官网，意外发现了北京世纪坛医院腹膜肿瘤外科的李雁教授及其团队成员的学术文章，才知道北京世纪坛医院的腹膜肿瘤外科是国际知名的腹膜癌诊疗中心，也是中国首个专业化腹膜肿瘤诊治基地。

　　随着治疗方案越来越清晰，我也终于得知了真实病情，并积极配合治疗。还需要提到的是关于化疗方案的选择，肠癌治疗要根据基因检测的结果选择靶向药，肠癌的化疗药只有3种：奥沙利铂等铂类药、伊利替康和氟尿嘧啶。在北大第一医院时，我们在化疗方案的选择上还是很慎重的，因为我的基因检测是全野生型，医生建议我用西妥昔单抗+三药（奥沙利铂+伊利替康+氟尿嘧啶）化疗方案，也可以用两药方案。到底怎么选择？我爱人又咨询了多名专家，最后的结论是：因为我之前没有打过化疗，不知道体质的耐受情况如何，所以为了保存再次手术的体力，我们选择了西妥昔单抗+两药（奥沙利铂+氟尿嘧啶）方案。

　　记得第一次在门诊见到李雁教授，他仔细地看了我所有的就医资料，平和地告诉我：“你适合做这个手术，并且会在手术中获益，预后会比较不错的，以你的情况，第4期化疗后的10到15天是手术的最佳窗口期，我可以给你做这个手术！”这么坚定且准确的诊断，是我之前在其他医院没有遇到过的，我终于在黑暗中看到了希望之光。

　　按计划，我在2022年1月11日住进了北京世纪坛医院腹膜外科的病房，在这里我见到了安松林副主任医师、闫利军医生，更深刻地感受到了李雁团队的精湛医术和高尚医德。无论是术前、术中还是术后，李雁团队都表现得经验丰富、训练有素，每位腹膜外科住院病人的手术方案都是经过团队几次讨论才最终确定。

　　为了减少术后并发症，除了术前必要的检查，为防止肺栓塞和下肢血栓，医生还会要求每位即将手术的患者吹气球、勾脚背、抬手扩胸。值得一提的是，闫利军医生还特意来病房告诉我，“每个气球都吹一吹，不要只吹一只气球，这样术后会好吹一些，能够更好地锻炼肺部功能。”这么小的细节闫医生都能注意到，让我们对这些年轻医生不得不青眼相看。

　　手术的前一天，我和我爱人敲开了医生办公室的门，李雁正和团队讨论方案，见到我们，他拉过两把椅子让我们坐下，并将手术方案和手术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都详细解释，让我放心，不要紧张。

　　当晚8点多，安松林又走进了我的病房，我问安主任：“这么晚了，您还没下班呀？”他轻声说：“和您聊几句，不然我不放心！”现在我依然清楚地记得他当时的原话，“您的手术方案我们已经讨论几回了，您放心，手术一定会成功的，我们有这个信心和能力，手术成功就会赢得治疗时间，现在生物制药发展得这么快，以后会有更多治疗方法帮人们战胜肿瘤。放宽心，一切都会更好的！”听完这段话，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

　　我是1月21日早8点被推进手术室的，后来听我爱人说，大概是下午2点多，手术进行了6个多小时后，李雁和安松林亲自推着手术标本车出来。据我爱人讲，当时他们的手术帽都被汗水打湿了，但还是很耐心地给我爱人讲解了手术过程和结果，说达到了肉眼无可见肿瘤的效果。

　　术后我被送进科室的监护室，李雁、安松林两位医生每天至少来查房两次，周六周日也是如此。我很纳闷，他们的家人不会埋怨吗？在监护室8天，我的术后恢复很平稳，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来源：2022年5月18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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