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新加坡红山一带的政府组屋

　　随着传统观念的转变和晚婚人士逐渐增多，越来越多的新加坡年轻人宁愿选择负担高昂的租房费用，也要搬离父母家。

文/《环球》杂志记者 蔡蜀亚（发自新加坡）

编辑/胡艳芬

　　长期以来，婚前住在父母家在新加坡是很普遍的做法。以往很多新加坡人在年轻时、结婚前都和父母住在一起，没有人认为这是丢脸的事。新加坡房产信息网站PropertyGuru今年3月发布的2022 年上半年消费者信心调查报告显示，22～39岁的受访者中，23%的人目前仍与父母共同居住。

　　一方面，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根深蒂固的孝道观念所驱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新加坡是亚洲乃至全球房价最高的国家之一，大多数新加坡年轻人没有能力独立购房，也难以承受高昂的房屋租金。虽然新加坡政府也提供价格低廉的政府组屋供民众租赁或购买，但两大限制条件（已婚或年满35岁）使得许多35岁以下的单身人士不得不与父母同住。

　　然而，随着传统观念的转变和晚婚人士逐渐增多，越来越多的新加坡年轻人宁愿选择负担高昂的租房费用，也要搬离父母家。而且近年来，这一趋势持续加速，新冠肺炎疫情更是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

租房单过趋势加速

　　根据PropertyGuru最近的一项调查，在1000名22岁至39岁的受访者中，约7成的人正在考虑明年搬出父母的家，其中大多数人已经开始存钱准备买房。

　　不少房地产公司的报告也显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加坡年轻人及单身人士开始选择租房。

　　2019年大学毕业的付先生表示，新冠肺炎疫情让他意识到，和父母、妹妹一起住在一套五房公寓（相当于国内的三室两厅）非常不便。例如疫情期间要求每家每户要保持通风，但在居家工作学习时，大家都需要各自通过视频与外界交流，而大门必须保持敞开，这让所有人都感到不便。因此，现年28岁的付先生设法说服了父母，和两个大学时的朋友合租了一套四房公寓，每人每月支付约1100新元（1新元约合5元人民币）租金。

　　根据新加坡政策，价格低廉的政府组屋，须已婚或年满35岁以上才可以租赁或购买。那些买不到政府组屋的人，可以通过私人住宅市场购房，但成本要高得多，私人公寓的均价是政府组屋的3倍多。而在市场上租房也一直很贵，例如位于城市边缘的三居室公寓，每月租金约2800新元，超过了普通工薪人员工资的一半，因此以前很少有人愿意租房。

　　尽管离开父母家的代价高昂，但新加坡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从1990年开始，独居或远离父母居住的新加坡人以及35岁以下永久居民的人数就不断增加；从2019年开始，更是逐年激增。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以往新加坡的租房客主要局限于外籍人士，近年来本土居民租房的比例越来越高。

　　据了解，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共享生活公司Hmlet的新加坡居民租户比例已经从10%上升至近40%。这些本地租户的年龄主要集中在27岁至35岁之间。

年轻人的观念变了？

　　在一些西方国家，离家只是人生的另一个开始。但在新加坡，和父母住在一起，长期以来被视作为孝顺的象征。《环球》杂志记者看到过很多40来岁的单身甚至已婚人士，仍和父母同住，这在新加坡是十分正常的情况。

　　然而，当那些从小受英文教育、接受西方思想的新加坡人长大后，传统的儒家思想和孝道观念逐渐被削弱，年轻人也越来越渴望远离父母，有自己独立的空间。

　　26岁的布兰达·陈4年前就从家里搬出来了，她曾与人合租过大学宿舍，接下来她希望有自己独立的空间。她说：“（和父母住在一起会感觉）一切都是自动的，一切都为你做好了，你不能完全控制空间，有时也不能控制饮食……只负责吃掉摆上桌子的东西。”

　　她说：“搬出去住让我以一种真正享受的方式长大，我觉得我已经成熟了，有足够的空间长大成人。”

　　与前几代人相比，新加坡现在的年轻人平均受教育程度更高，收入也更高，在搬出家的自主能动性上，相对优越的财务状况起到了重要作用。2020年新加坡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5岁至34岁的居民中有57%是大学毕业生，高于10年前的46.5%，较2000年的24.4%翻了一番以上。赚钱能力的提高，或许还有消费重点的改变，让年轻的新加坡人更有可能搬出去，自己承担房租。

　　对这一现象，有人认为这是孝道在年轻人中逐渐流逝的表现。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社会学家蔡明发则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孝道正在消失。如果说有改变的话，那就是表达方式。”

　　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博士谭恩瑟对此表示赞同。他说，尽管年轻人“有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包括搬出父母的家独自生活或进行其他安排”，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那么关心父母。事实上，“远离父母可能会让人感觉不那么压抑，反而会加强父母与孩子之间的联系”。

　　28岁的杨女士和31岁的柴女士都表示，搬出去后，她们和父母相处得更好了。当她们在疫情期间和父母一起困在家中时，她们很少会关心彼此。柴女士说，如今她每周探望父母成了“最开心的时刻”。当杨女士的父母最近来她的公寓吃饭时，他们对公寓的整洁程度印象深刻。杨女士说：“一般来说，父母认为他们的孩子永远只是孩子。当他们看到孩子独立生活时，他们会说，‘哦，原来他们可以做到’。”

　　与此相反，现年39岁的美珠对新加坡年轻人的家庭观念有着深深的担忧，她的儿子在一所非常有名的中学上高一。儿子和她说，他的一些同学认为政府不应该花大力气和太多财力去帮助老人防御疫情，他们认为，老人已经无法对社会做出多少贡献了，不应该占用那么多公共资源。美珠对此非常忧虑，认为这是孝道的沦丧和家庭观念的流逝造成的。

来源：2022年11月2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22期

《环球》杂志授权使用，如需转载，请与本刊联系。

更多内容敬请关注《环球》杂志官方微博、微信：“环球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