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月10日，在以色列中部城市绍哈姆一处由中土集团以色列分公司承建的建筑工地上，

佩戴口罩的中国工人正在作业

　　小良说，他来以色列并没有花中介费，因为自己是“公派”。2015年9月，以色列政府通过一项援建方案，接收2万名中国建筑工人到以色列工作，小良是首批6000名工人中的一员。

文/《环球》杂志 吕迎旭（发自耶路撒冷）

编辑/马琼

　　2019年，当我来以色列工作时，就听说我有一个亲戚在以色列贴瓷砖。

　　他是我的表妹夫小良，比我早1年到以色列。

　　后来，我到小良所在的工地去看望他，那是以色列南部城市阿什克隆，按他的要求，带了一些云南白药和伤湿止痛膏。小良30岁出头，人清瘦，皮肤被晒得红彤彤。

　　小良在阿什克隆的工地是一所已接近完工的学校，他平时住在教室内，给教学楼贴内墙砖。跟他一起住的还有几个中国工人。

　　他说，刚到以色列很不习惯，贴外墙砖时，要一直暴晒在太阳下，经常中暑。一开始他会吃点药解暑，后来咬牙坚持，也不中暑了。他说，以色列人习惯在公寓楼贴大瓷砖，长宽1米多，刚开始他举起一块瓷砖都费劲，现在轻松多了，但经常腰疼、手腕疼。

　　工地没有食堂，工人们只好自己开伙。每天早上上工前就要做好午饭，然后带到工地。因为没有微波炉加热饭菜，即使冬天工人们也只能吃冷饭。

　　虽然干活又累又苦，但小良看起来很愉快，大概是收入比较可观吧。虽然是新工人，他每天也能挣到250多新谢克尔（约合500元人民币）。他说，赚到的钱都通过以色列邮政银行汇回了国内，在老家县城已经买了房子。

　　小良说，他来以色列并没有花中介费，因为自己是“公派”。查资料发现，2015年9月以色列政府通过一项援建方案，接收2万名中国建筑工人到以色列工作。小良正是首批6000名工人中的一员，他和我一样拿的是以色列B1工作签证。

　　来以色列前，小良就是瓷砖工。从18岁开始，他去过北京、青岛多个城市打工，在老家县城也干过。为了来以色列，他参加了劳务公司组织的考试，多年的贴瓷砖经验帮助他轻松通过了考试。

　　小良对未来充满希望，他很羡慕老工人和工头，因为他们拿到的工资是他的两三倍。他希望自己也能成为工头，但第一步就要学会希伯来语。所以他打算在手机App开始学了。

　　那天，我们在学校外聊了半天，小良并没有邀请我和我儿子进去看看他宿舍的意思。后来多次再去其他城市看他，他也从来没有邀请我们进去坐坐。

　　每次见面，他都会给我儿子准备很多零食。为了不让他花钱，有一次我在安息日前夕商店即将关门的时候抵达。但他还是气喘吁吁地跑到一家超市，使劲拍打已经降到一半的卷帘门，进去快速买了些酸奶和儿童零食出来。

　　小良的工作地点经常变，每完成一个工程，就会转移到下一个城市，但主要在以色列南部。有一次，我们去看他，他已经搬到了斯代罗特，那是距离加沙地带最近的以色列城市，冲突期间经常首当其冲，遭遇火箭弹袭击。

　　小良给我看了看他拍的火箭弹视频。他说，第一次听到防空警报非常恐惧，想录像但被吓得手抖个不停，最近的一次火箭弹就落在了他所在工地的墙外。后来经历得多了，他总结出经验，觉得没必要恐慌，可以躲进每个公寓房间都有的避难室，或者快速从建筑物高层跑到一楼，因为一楼最安全。

　　我开玩笑说，下次遇到冲突发生的时候，可以录一些视频供我们发稿，因为他肯定比我们快。他当真了，向我询问了很多具体要求。但限于手机像素不够，他没法完成这个工作。

　　那天，在斯代罗特的工地前，有很多中国工人在不远处一个公园的长椅上安安静静或坐或躺着看手机。我问他，为什么工人们都在那里待着，他说，因为那里信号好，他们所住的工地大楼内没有信号。

　　他说，他住在一幢尚未完工的高层建筑内，三居室里住着3个中国工人，每人一个房间。公司给配了床、冰箱和灶台，但房间没有门，他从工地捡了一个门安上，捣鼓得像个家。

　　聊天中，小良指着离工地不远处的一些集装箱简易房，一脸向往地说，他可能很快就能搬到格拉弯（中国工人对集装箱简易房的称呼）里面住，那里条件好，有网络、有空调，还有热水，可以洗澡。现在，每次下班后，他只能自己烧些热水擦身子。

　　后来一次犹太假期，他应邀到我们在耶路撒冷的家里做客，洗了个热水澡，在有着海绵床垫的床上睡了一觉。第二天一早，他说，床太软，睡不好，所以最后在客厅的沙发上过了一夜。

　　那天，他喝高了，唏嘘感叹，话也多了起来。他说为自己感到自豪，出国前，遭受了很多冷遇，被村里人看不起，现在终于扬眉吐气了。并且这全部都是靠自己苦干得来的，没有依赖任何人。

　　他清楚地记得自己这几年来每年都干了多少天活，还抱怨以色列节日太多、冬天雨太多，让他少干了几天活，“损失”了一些钱。他还有点自责，成为老工人后也开始“奢侈”起来了，刚到以色列时一个月只花几百新谢克尔，现在接近花1000了。主要原因是周末应酬变多了，老是有工友约他喝酒。

　　不知不觉间小良在以色列工作4年多了，归国日越来越近，因为以色列只发放5年的工作签证。考虑到家里有孩子，他觉得应该回家，这些年亏欠他们太多。他在以色列工作的几年，表妹一个人在老家县城照看正在上学的3个孩子。但同时他又有些犯愁，担忧回国后收入降低，怕自己心理落差太大。

　　2022年夏天，小良的表弟小唐也来到以色列务工。小唐28岁，是个木工。为了取他帮忙从国内带来的东西，我去见他。小唐胖乎乎的，刚到以色列几天，人有些羞涩。小唐一边向我了解如何在以色列买一辆二手车，一边抱怨活太累，一天到晚在太阳下晒，难以忍受，正考虑回国。

　　几个月后再见到小唐，已经完全变了样子。清瘦、黝黑，像是在海滩刚度完假，又在健身房练了几个月。这时的小唐显然自信开朗了许多，自己说想通了，不回国了。

　　小良作为过来人劝导小唐，别多想，埋头挣钱，有空学学希伯来语，争取做个工头。他为自己3年下来没能坚持学希伯来语、也没能当上工头感到懊悔。

　　小唐说，不想学希伯来语，因为自己还年轻，打算多在国外干几年。几年后离开以色列，他还想去别的国家，所以计划学英语，“因为英语更国际化”。

来源：2023年2月22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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