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11日，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王晓鹰执导的话剧《萨勒姆的女巫》在国家大剧院上演

    40年来，观众总能通过阿瑟·米勒的作品照见自己，窥探人心。用演员何冰的话说，“阿瑟·米勒一直站在舞台上”。

文/《环球》杂志记者 刘娟娟

编辑/黄红华

　　整整40年前的1983年，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来到中国，受邀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导演他的经典作品《推销员之死》，翻译家、表演艺术家英若诚翻译并主演该剧。这部作品的上演，成为中美关系解冻后两国戏剧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

　　40年后，作为北京人艺台柱子之一的何冰自导自演，将阿瑟·米勒的另一部作品《代价》搬上了国家大剧院的舞台。

　　阿瑟·米勒被誉为“美国戏剧的良心”，代表作有《推销员之死》《萨勒姆的女巫》《都是我的儿子》《桥头眺望》《堕落之后》《代价》等，与尤金·奥尼尔、田纳西·威廉斯并称为“20世纪美国戏剧三大家”。他的作品通常以小人物的喜怒哀乐来反映社会现实，小人物不能主宰世界，只能用自己的方式不断挣扎，却往往陷入痛苦的泥沼。

　　40年来，观众总能通过阿瑟·米勒的作品照见自己，窥探人心。用何冰的话说，“阿瑟·米勒一直站在舞台上”。

“他的作品具有永恒的意义”

　　“我不敢去评论阿瑟·米勒，但我认为他的作品具有永恒的意义。”何冰对《环球》杂志记者说，《代价》是他最喜欢的那种“娓娓道来”的故事，他一拿到这个剧本便爱不释手，反复揣摩。

　　阿瑟·米勒所书写的这个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的故事，其实很简单：十多年前，父亲破产，成绩更加优异的弟弟维克托放弃学业担负起照顾父亲的责任，哥哥沃尔特却选择了截然不同的另一条路，成为了一名成功的医生；十多年后，为了出售父母遗留下的一屋家具，兄弟二人重逢于老宅，哥哥不断提出弥补的方法，却被弟弟一一拒绝，二人互相追问着代价，一件件往事浮出水面。

　　《代价》里一共只有四个人物：弟弟维克托满是委屈，希望哥哥给个说法；而哥哥沃尔特也有自己的理由——其实父亲并不需要人照顾；弟媳埃丝特当然想要过好的生活，希望丈夫接受哥哥为其安排工作的好意，却在矛盾无法调和之时终止了这场争斗，赶走哥哥；古董商人所罗门虽是外人，可在某种意义上却充当着“父亲的角色”。这个简单的故事包含了人与人之间很多种关系，兄弟、夫妻、父子、父女、母子、客商、朋友以及敌人。而这个故事的戏剧冲突，并非源自宏大叙事下的恩怨情仇，而是出于每个家庭都可能存在的关于付出、回报、背叛、埋怨、愧疚等最普遍的人类情感。

　　《代价》是何冰最喜欢的那种戏，“它是那么落地，它不靠宏大场面和情绪渲染，也不靠空间切换、时间折叠、历史纵横，很三一律、很传统。大家在同一时空，就这么几个演员，站在各自的立场上表达各自对生活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充满了矛盾，你会发现人跟人想的是这么不一样。”

　　何冰认为，阿瑟·米勒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的文字有一种可以穿越时空、穿越地域的力量，“人生就这么几十年，你的生命更重要还是孝顺父母更重要？这是人类永恒的一个困境。”

　　何冰这版《代价》，是阿瑟·米勒这个剧本首次在中国大陆演出。而阿瑟·米勒另一部享誉世界的剧作《推销员之死》在中国则由多家剧团演出多次。这是一个看似波澜不惊却杀伤力极大的故事：推销员威利·洛曼60多岁了依然在工作，他实在干不动了，但这绝不是一个小人物受压迫、“美国梦”破灭那么简单的故事，实际上威利一辈子都活在虚妄的幻想之中，从不正视自己，他的两个儿子也是在这样的影响教育之下长大，他最终走向毁灭的根源恰恰是他自己。

　　在国内众多版本的《推销员之死》中，最为经典的当然是阿瑟·米勒来华执导、由英若诚翻译并主演的版本。在1980年代的中国，这部剧着实可谓先锋，现实、回忆、梦境、幻觉等场景交替出现在舞台上，多层次地展示了主人公威利悲剧性的一生。中国艺术家能否理解和容纳这种独特的生活内涵及戏剧形式？阿瑟·米勒不是没有顾虑。而英若诚、朱琳等中国艺术家对于《推销员之死》的理解和呈现，让阿瑟·米勒大为震撼和感动：“你们怎么会懂得我这个戏的？”“剧院派你（朱琳）演琳达，真是派对了。”“谢谢，谢谢你们，中国的艺术家！”

照见自己，窥探人心

　　阿瑟·米勒不喜欢在他的剧作中旗帜鲜明地摆出是非对错，而是试图通过人物各自的表达，让观众去尽可能地走进每个人物的内心。

　　何冰告诉《环球》杂志记者，他并不想对《代价》中的人物进行审判，“我们每个人在面对生活的时候，无时无刻不在主动或被动地作出选择，每个人的选择都是出于爱——爱自己或者爱别人，我想把这两种选择以及选择的代价呈现给观众。”

　　学者刘擎看完《代价》演出后这样解读：“哥哥需要弟弟来帮他完成一个自我救赎，来克服一个内疚。但另一方面，弟弟也需要通过哥哥来克服他的某种怨恨委屈。一个要化解内疚，一个要化解怨恨委屈，他们俩各自给了都符合部分事实的两个论述，但这两个论述特别有意思，它们既相互冲突，又相互依赖支撑。”

　　有评论家认为，《代价》是阿瑟·米勒最为私密的作品。剧中两兄弟对于父亲、母亲的描述与阿瑟·米勒的自身经历有着极高的相似度：就像剧中死去的父亲一样，阿瑟·米勒的父亲在1929年的美国大萧条中破产，他母亲不得不典当珠宝以维持生计；和剧中的主人公一样，阿瑟·米勒也有一个哥哥。但阿瑟·米勒并没有去描写一段个人的家族故事，而是以这种经历为依托，重新构建起一个戏剧空间，让不同时代的观众都能从他的作品中找到共鸣。

　　阿瑟·米勒另一部作品《萨勒姆的女巫》的创作背景，同样在其人生中有迹可循。1950年代的美国，麦卡锡主义兴起，很多持异见者甚至无辜者被迫害，阿瑟·米勒的朋友、导演卡赞在一次审讯中抵挡不住压力供出了一些人的名字，阿瑟·米勒受此触动，创作了《萨勒姆的女巫》。剧中，有的人在严刑威逼下被迫撒谎，而有的人则趁机报复，陷害无辜。

　　复旦大学教授马凌认为，《萨勒姆的女巫》告诉观众，社会中存在大量的非理性行为，因为阶级、性别或文化资本的悬殊落差，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有时会展现出惊人的破坏欲。

　　中国国家话剧院原常务副院长王晓鹰导演的《萨勒姆的女巫》多年来长演不衰。他说，阿瑟·米勒将这个因300年前的猎巫案而震惊世界的名为萨勒姆的小镇，当成了一个考验人性的实验室，“在超乎寻常的封闭严酷的社会环境中，在似曾相识的尖锐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人自身所固有的自私、软弱、卑劣、凶残，便集中、强烈、直接地凸显出来。试想，如果我生活在这个萨勒姆，如果行刑的鼓声震响在我的身边，如果无情的绞索高悬在我的头顶，我将如何选择？那个‘女巫’到底是什么呢？”

“阿瑟·米勒一直站在舞台上”

　　《萨勒姆的女巫》有着激烈的戏剧冲突，这在阿瑟·米勒的作品中并不多见，《代价》和《推销员之死》才是更为典型的阿瑟·米勒风格，讲述的都是小人物的日常琐事。

　　《代价》第一幕可以说有些枯燥，只有维克托和埃丝特夫妻二人的对话，几乎没有戏剧冲突。但何冰坚持认为，这部分不能删减，“我们仔细做过研究，一旦删减，您将不知道台上发生了什么，您将不知道原来一对这么好的夫妻之间都是有不可触碰的秘密的，这个秘密的痛苦在于，这还不是他们俩之间的问题，而是原生家庭的问题。”

　　对此，刘擎表示，对待大师的作品，如果你觉得“他怎么写得那么差”，那么大概率首先你是错的，“看第一幕你要非常有耐心，怎么就两个人在那儿聊天？戏剧性在哪儿呢？你会发现你的观赏模式已经那么不知不觉地受到了短视频的影响。但当你静下来，会发现它有一种非常裸露的现实的残酷性和温情，当后面戏剧性全部展开的时候，你才知道前面有那么好的铺垫。”

　　何冰认为，其实舞台上最担心的既不是演员，也不是导演，而是作家本人，“这是我读过很多文本、演过很多剧本，作为演员的深刻体会。有些戏，你把它时间演长了，真吃进去了，你就会发现最担心的是作家本人，他生怕观众不明白。阿瑟·米勒先生他一直在台上，他把所有的话都说了，只要捕捉到那些信息，这个剧本就更能够跟你达成一种通感。”

　　“没有一句废话”，无论评论家还是观众看完阿瑟·米勒的作品，通常都会发出这一感叹。那些看似漫不经心的日常话语，恰恰是人物性格与命运的昭示；那些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总能在前后找到呼应。

　　比如《推销员之死》中，邻居查理的儿子伯纳德来找威利的大儿子比夫做数学作业，可威利却没重视，反而认为自己儿子比邻居儿子“人缘好”，长大了要“强十倍”，可后来比夫一事无成，伯纳德却成为大律师；而比夫恰恰是因为数学不及格，去找出差的父亲让其向老师说情，才导致他撞见父亲出轨，从此父子之间的心结再没解开。

　　又比如，威利一会儿说他那辆雪佛兰是破车，一会儿又说它是最好的车；一会儿说儿子混得很好，一会儿又说他一事无成。这种矛盾深入威利的骨髓，一方面他总活在美好的幻想当中，另一方面他内心深处其实知道现实究竟如何。这些“残酷真实”细节，让威利显得既可笑又可怜，也注定了他的命运。

　　长期以来，英若诚版《推销员之死》的影像资料一直是中国戏剧、文学等相关专业学生的研究对象。无论是阿瑟·米勒的原著本身，还是英若诚精准而接地气的翻译——如“把他们都镇趴下”，抑或是英若诚、朱琳、朱旭等人的精湛演绎，都足够帮助学生们完成一篇又一篇独特而有价值的论文。

来源：2023年2月22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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