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世俗生活更离不开乐舞，俗乐比神乐使用得更为频繁。

文/李宝臣

编辑/胡艳芬

　　神乐观于明洪武十一年（1378年）创设于金陵，永乐十八年（1420年）明王朝迁都北京后，南京旧观保留，而在新建的天地坛（明嘉靖九年（1530年）改名为“天坛”）西天门外西北新置神乐观，此后成为北京建筑中轴线的重要历史景观。

　　神乐观系朝廷管理与培养训练神乐舞生的机构，设提点（正六品）一人、知观（从八品）二人，乐舞生人数不同时期多寡不一，常在六百人到三千五百人之间变动。神乐观听命于太常寺，专门为如天地、太庙等重大祭祀典礼提供乐舞服务。乐舞生从道童中选用。清承明制，虽管理体制几经变动，但基本沿袭了明制精髓。

　　神乐观靠近天地坛，却没有包在坛墙之内。此地环境优美，树木葱茏，又离内城不远，因此常吸引众多游人来此消闲。乐舞生遂抓住机会，做起了生意，《续文献通考》（卷一百四）“乐考四”有云：“其乐舞生卖酒市肉，宛成贾区，往来驴马喧杂，无复禁忌。”

　　明永乐年间始规划营建北京城，但直到嘉靖中后期，都城都只有一道近似正方形的城墙。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外城筑就，天坛纳入其中，又将其外坛墙向西、向南延展，神乐观遂被围入坛内。尽管增加了围墙，也并未彻底改变昔日的市井风情。《万历野获编》卷二记京师端午时节景象：“惟天坛游人最胜，连钱障泥，联镖飞鞚，豪门大估（大贾富商）之外，则中官（宦官）辈竞以骑射为娱，盖皆赐沐请假而出者。”“连钱障泥”系指垂于马腹两侧遮挡尘土的障泥装饰花纹犹如连结的铜钱；“联镖飞鞚”描绘了策马飞驰奔向天坛的人络绎不绝的景象。

　　清初，景象依然繁盛，到乾隆初期因禁令方没落。戴璐《藤阴杂记》卷五说：“天坛道院昔为讌（读作yàn，同“宴”）集之地。道院即神乐观，今改神乐署。乾隆七年（1742年），满御史某携伶看花，因游人杂沓，遂奏禁栽化，拆毁酒肆。至今不植花卉，惟古松尚存，樛枝黛色，夏可纳凉。”

　　清初沿袭明神乐观制度，乾隆八年（1743年）改神乐观为神乐所，革除提点、知观等道士官员，改由太常寺官员充任。乐舞生亦不再由道童选补，改从民间青少年俊秀中选拔。留用的乐舞生须与原道教门户切割。乾隆十九年（1754年）神乐所再改称神乐署，设署正（正六品）一人，左右署丞（从八品）各一人，协律郎（正八品）五人，司乐二十五人，乐生一百八十人，舞生三百人。

　　古人神俗两界观念根深蒂固，祭祀礼神历来讲究洁净，不沾人间烟火。凡祭天地、祈谷、太庙等大祀，皇帝与从祭官员皆要沐浴更衣斋戒三日，去掉世俗污浊，调整平静心态，以迎接神的赐福。因此，限定了神乐与俗乐界限，各设机构分别管理。

　　相比之下，世俗生活更离不开乐舞，俗乐比神乐使用得更为频繁。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十四讲“凡祭祀用太常寺乐舞；凡朝会、宴飨等礼用教坊司奉銮”。清代礼乐、神乐沿袭明制，俗乐管理则进一步分类细化，雍正七年（1730年）改教坊司为和声署，废除教坊乐籍贱民制度，同时剔除了女乐。乾隆七年（1742年）设乐部，统辖神乐署管理神乐、和声署管理俗乐。和声署只承办朝廷庆典礼乐。宫廷乐舞则由内务府掌仪司中和乐处管理，亦曾名南府，后更名为升平署。皇帝出行所用銮驾乐队由銮仪卫、旗手卫校尉管理。升平署与銮驾乐队皆也听命于乐部。直至清亡，各类乐舞机构的服务对象未见混淆。

来源：2023年3月22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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