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5日，在日本埼玉县越谷市，人们在日本儿童节期间悬挂鲤鱼旗，为孩子们祈福

　　日本综合研究所的分析报告指出，日本的人口出生率下降有三大根本原因：女性人口减少；结婚率下降；已婚人口生育率低。

文/《环球》杂志记者 杨汀（发自东京）

编辑/刘娟娟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近日发布的数据，2022年日本“合计特殊出生率”（每名女性一生中平均生育子女人数）连续第7年下降，新生儿数量自1899年有统计以来首次跌破了80万人。数据显示，2022年日本新生儿数量较上年减少5.9%，如果去除数据中所含外国出生人口，预计2022年日本新生儿数量在77万人左右。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承认，日本的少子化比预想的发展更快。他在2023年的施政方针演说中提出，要用“翻倍的预算”来实施“前所未有的少子化对策”。

　　所谓“前所未有”有何妙招？效果将会如何？《环球》杂志记者采访了多名专家学者。

所谓“前所未有”，内容并无新意

　　此间专家学者指出，少子化不仅导致日本经济增长能力降低，还将动摇养老金和医保等社保制度的稳定性。在此背景下，岸田政府提出了所谓“前所未有的少子化对策”，具体包括三大措施。

　　三大措施中的核心措施是扩大儿童补贴，增加给付额，取消或降低领取补贴家庭的收入门槛。目前，日本家庭年收入在960万日元（1日元约合0.05元人民币）以下的家庭，每个2岁以下的孩子每月补贴1.5万日元，3岁到小学毕业前的孩子每月补贴1万日元（第三孩以后每月补贴1.5万日元），中学生每月补贴1万日元。在此基础上，执政党内部提出的扩充补贴方案包括：废除收入限定门槛；对中学阶段的二孩每月补贴3万日元，对三孩每月补贴6万日元等。此外，日本政府还探讨以非正式职员家庭为对象，设立新的育儿支援补贴。非正式职员指的是临时工、无育儿假的非正式员工、自营业者等。

　　第二大措施是增强学童保育、病童保育和产后护理，为育儿家庭提供更多服务。如减免使用产后护理设施的费用，建立针对发烧儿等病童的保育设施等。

　　第三大措施是改革劳动方式。除了为女性创造更容易生育和养育的工作环境外，还着眼于推动男性休育儿假和增加休育儿假期间的工资给付。日本政府对男性休育儿假的目标是2025年实现30%，但2021年这一数字还只有14%。目前日本休育儿假期间的工资为正常工资的67%。

　　岸田政府随后设立了新的相关委员会，并出台时间表：在3月底之前出台具体政策的雏形，在预计6月发布的经济财政运营方针中明确相关预算和财政支出来源。

　　对于上述措施，专家学者普遍认为，所谓“前所未有”只是规模和范围上的扩大，内容并无新意。

　　日本工程院外籍院士、东京大学教授胡昂在接受《环球》杂志记者采访时指出，日本政府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为应对少子化问题所作的所有努力，迄今为止并没有产生多少效果，日本在二战结束后人口激增直到1973年，之后持续呈下降趋势，年出生人数跌至77万人的时间比政府预期提前了11年。在他看来，日本一路“补贴先行”的少子化对策，缺乏效果检验，翻倍扩充规模可能收效甚微，负担过重。

　　《日本经济新闻》前编委山形健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种“一次性的经济援助”，其实意在缓和舆论对扩充防卫预算的质疑，提高内阁支持率，稳定政权。

面临财政难题

　　主流日媒和学界指出，岸田政府实现上述政策最大的难点是财政来源。据估算，扩大儿童补贴至少需要3万亿日元的新增财政支出，新增育儿支援补贴则需要几千亿到1万亿日元。按照岸田文雄提出的“预算翻倍”，则需要6万亿日元的新增财政支出。

　　执政党正在探讨的一种方案，是从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看护保险、失业保险等各种社保中匀出资金，来充当上述政策的新财政支出。执政党提出“将国民每月的总保险费提高几百日元”，来充当新少子化对策的财政来源，而这也是岸田施政方针中提到的“让每个人，不分年龄和性别都参与到育儿中来”的最直接含义。

　　野村综研高级经济学家木内登英指出：“这需要争取社会共识，对非补贴对象、无孩人群和已经完成育儿的劳动者和企业而言，短期内意味着单纯的负担增加。如果无法争取到广泛的社会共识，而政府实施政策又势在必行，则最后可能归结到增发国债。而这种将负担转嫁给未来一代的方式是最不可取的，将造成未来一代的经济预期降低，企业的设备投资、雇用、涨薪等都受到遏制，不仅将抵消掉少子化对策带来的积极效果，甚至会‘赔本’。”

根本之策

　　多名专家指出：日本出生率低下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口结构失衡、晚婚不婚化，而更深层的原因是人们的经济预期持续走低，年轻一代对抚养老人和养育后代的后顾之忧加重，因此，提高经济潜力和人们的经济增长期待，经济对策与少子化对策一体化推进，才是根本之策。

　　胡昂援引日本综合研究所的分析报告指出，日本的人口出生率下降有三大根本原因：女性人口减少；结婚率下降；已婚人口生育率低。

　　日生基础研究所人口动态高级研究员天野馨南子指出，少子化的一大根源是晚婚不婚问题。她指出，根据日本官方不完全统计数据，2020年东京有32%的男性和24%的女性终身未婚；而每对结婚夫妇平均生育1.5个孩子。在少子化之前，少母化已成为严重问题。

　　日本国家人口与社会保障研究所出生动向基本调查组的调查资料显示，年轻人不想抚育子女的最大原因是无法承担子女成长中的若干开销。经济评论家加谷珪一则给出了一组数据：目前日本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超过3600万，2025年预计每1.9个人负担一个老年人，到2065年每1.3个人要负担一个老年人。因此，现今一代劳动人口的经济负担预期非常严峻。他指出，要提高生育率，必须要直面年轻一代面临的总体经济问题。

　　胡昂指出，日本此次政策措施的重点是支持养育孩子，但更需要支持的其实是婚姻关系，“人们因经济原因放弃婚姻和养育孩子的趋势，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改善。只有提振经济信心，减少年轻家庭对子女抚养的后顾之忧，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山形健介指出，关于应对晚婚不婚化，需要加大劳动方式改革力度，推进男女同工同酬，提高非正式员工的工资和改善其休假待遇，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这部分人群的待遇；此外，增加企业内育儿设施，扩充针对贫困家庭和单亲家庭的儿童食堂，充实孕产妇支援，保障非婚生子女权利等也非常重要。

　　与此同时，胡昂认为，依托公共交通体系建立“紧凑型城市”，把日常生活所需的设施聚集起来，使步行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上下班和利用各种公共服务成为可能，有助于实现医疗、福利、商业等生活服务的持续性改善，也能进一步减轻年轻一代抚养老人和育儿的压力。

来源：2023年3月22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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