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18日，在埃及南部阿斯旺，工人在光伏发电项目上工作

　　欧洲正在计划铺设跨地中海的海底电缆，以便将在埃及沙漠运营的光伏系统电力转送到欧洲。这无疑是欧洲为摆脱能源困境的又一“奇思妙想”。

文/邱静

编辑/马琼

　　近年来，欧洲面临的能源危机给企业和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为此，欧洲各国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应对当前的能源困境，包括加强能源多元化、发展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以及加强国际合作等。

　　据外媒近期报道，欧洲正在计划铺设跨地中海的海底电缆，以便将在埃及沙漠运营的光伏系统电力转送到欧洲。这无疑是欧洲为摆脱能源困境的又一“奇思妙想”。

能源供给结构性问题凸显

　　欧洲的能源困境究其根源，还在于欧洲能源供给的结构性矛盾。

　　一方面，欧洲传统化石能源对外依存度较高。以2021年为例，欧洲能源进口中，45%的天然气、27%的石油以及46%的煤炭都来自俄罗斯。天然气作为欧洲最重要的化石能源，在欧洲能源消费结构中占24%，对外依存度高达90%。

　　因此，俄乌冲突爆发之后，欧洲很快陷入被俄“断气”的恐慌之中，媒体都在争论如何确保民众“过冬”。压力之下，欧洲政要被迫亲自出马，开启“任性扫货”模式，在美国、阿联酋、卡塔尔、阿尔及利亚、阿塞拜疆等国疯狂购买油气，甚至不惜花费超过市场价5倍甚至10倍的价格。与此同时，欧洲各国还出台诸如“洗澡不要多，每次不超5分钟”“室温不超19摄氏度”等“奇葩”过冬政策。

　　尽管欧洲各国政府2022年不惜血本保证了民众的基本生活需求，但天然气价格飙升也带来了严重的经济问题。根据英国国家统计署数据，从今年4月1日起，英国家庭年度能源账单超过了家庭可支配收入的10.2%，英国约13%的家庭难以支付冬季供暖费。英国因此已发生多次行业罢工事件，民众纷纷要求增加薪水以应对能源危机带来的高通胀。

　　另一方面，欧洲推崇清洁能源，在可再生能源转型上过于激进。欧洲长期致力于推动电力清洁化，更加重视可再生能源。2000年至2021年，欧洲电力生产中的化石能源占比从50.8%下降至35.6%，可再生能源占比从16.4%升至39%。至2022年，可再生能源发电已成为欧洲第一大电力来源。

　　但是，欧洲可再生能源供应并不稳定，极易受到天气变化影响。例如，2021年9月，大西洋北海地区风速突然下降，导致英国海上风电骤减，引发欧洲能源市场混乱；2022年，欧洲遭遇极端高温干旱，17%的地区处于严重警戒状态，47%的地区面临干旱风险，严重影响了水电和核电供给——比如，意大利水电占该国总电力产量的15%，但去年水电产量骤减40%；法国56座核反应堆有一半被迫减产，加剧了电力供需紧张局面。

　　此外，欧洲在能源转型上很难做到“用一个声音说话”。电力不仅是关乎民生的重要保障，也是工业生产的核心要素，确保能源以较低价格稳定供应是提升欧洲地区经济竞争力的关键一环。欧洲对此心知肚明，力求在能源安全上自立自主，不受制于人。

　　但是欧洲内部分化严重，既有欧盟国家，也有非欧盟国家；既有欧元区国家也有非欧元区国家；中东欧国家与西欧国家发展水平不同，在能源问题上也有自身独特关切；法德两国是欧洲一体化的引擎，但在能源问题上也龃龉不断，两国政要历来在是否发展核能问题上各执一词，争吵不停，为欧洲能源转型前路蒙上阴影。

欧洲瞄向北非

　　为应对气候变化、保障能源安全、促进经济发展和推动社会进步，欧盟设立了2050年“零碳欧洲”目标，坚持走能源转型之路，甚至将能源危机作为倒逼其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契机。

　　2021年7月，欧盟委员会提出应对气候变化一揽子提案“适应55”。根据该提案，欧洲计划到2030年温室气体净排放量较1990年水平减少至少55%。2022年5月，欧盟推出“REPowerEU”能源计划，强调将加快推进能源转型，在2030年前“摆脱对俄罗斯化石能源依赖”，将可再生能源占比升至45%。

　　其中，《欧盟太阳能战略》作为该计划的一部分，强调至2025年达到320吉瓦光伏发电并网装机容量，至2030年达到600吉瓦。欧洲希望新增光伏发电在2027年时能抵消每年9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消费量。目前，欧盟新增光伏装机容量41.4吉瓦，与2021年新增28吉瓦相比已有很大发展，但要实现上述目标，预计欧洲在2022年至2030年需每年新增光伏装机容量46.8吉瓦。

　　在此背景下，欧洲将目光投向了非洲地区。欧洲历来是非洲油气出口的主要市场。2020年，非洲出口管道天然气261亿立方米，其中出口至欧洲的管道天然气为252亿立方米，占非洲管道天然气出口总量的96.6%。2021年，非洲出口原油2.78亿吨，其中出口至欧洲的原油为1.1亿吨，占非洲原油出口总量的39.6%。今年10月底，德国总理朔尔茨先后访问尼日利亚和加纳，明确表示希望从尼日利亚进口更多天然气。

　　非洲蕴藏着巨大的可再生能源开发潜力。目前，北非是非洲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领头羊”，埃及、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都有在建或拟建规模较大的太阳能项目。

　　其中埃及作为地区大国，地跨亚非两大洲，国土面积约100万平方公里，是地区重要经济体之一。埃及光伏发电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埃及太阳能资源区每天日照时长在9～11小时之间，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增长潜力大。埃及政府也重视发展可再生能源，公布了《2035综合可持续发展能源战略》，并出台了包括税收优惠、补贴和政府采购等系列政策，旨在鼓励投资和扩大地区光伏发电规模，为埃及的光伏发电营造良好环境。

面临的困难

　　然而，欧洲真正实现从北非进口太阳能电力，仍面临不少现实困难。

　　在地缘政治风险方面，此前俄乌冲突导致俄欧能源合作破裂，欧洲一度面临“气荒”；现在面对巴以冲突，欧洲再次绷紧敏感神经，害怕遭遇“油荒”。殷鉴仍在，何况西亚北非本就位于非洲“不稳定之弧”，“阿拉伯之春”曾导致包括埃及在内的多国大面积政治动荡。因此有分析认为，如加大对从北非进口电力的依赖，一定程度上违背欧洲“能源自主”的初衷。

　　同时，从北非进口太阳能电力的前期投资成本也很高。非洲基础设施薄弱，虽然拥有全球60%的最佳太阳能资源，但只有全球1%的太阳能光伏装机量；非洲整体工业制造能力较低，要建设光伏电站，面临产品供应链问题；在光伏电站运营上，也难以招募到足够多的相关技术人才，此外还要解决沙漠高温和沙粒对电站损耗的问题；在北非与欧洲之间建设海底电缆也是不小挑战，仅是制造1000公里电缆就需两年时间，如果因为船锚导致海底电缆受损，维护成本也很高。

　　不可忽视的是，传统能源行业及其利益相关方可能会制造阻力，采取政治干预、法律限制、煽动舆论等方式，最终影响政策制定。北非多国严重依赖化石燃料发电，而建设传统电站的成本低于光伏电站。欧洲和北非的传统能源公司拥有巨额资金和丰富政治资源，可以游说双方政府采取更稳妥、更经济的方式开展传统能源合作。

　　此外，欧洲与非洲在能源理念政策上有较大差距。欧洲考虑“能源安全”时更强调“绿色安全”，因为欧洲可以将高污染高耗能产业都转移出去，自己享用“知识经济”红利就能为民众提供高福利。而非洲仍处于“摆脱能源贫困”的“水深火热”之中，更重视低成本开发化石燃料资源。如果欧洲不能认识到这种理念鸿沟，在北非以“何不食肉糜”的双标态度开展可再生能源投资与合作，可能免不了一路磕磕绊绊，恐怕还会招致更多非洲国家的批评之声。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来源：2023年12月13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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