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2018年1月1日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拍摄的“欧洲精神”新年音乐会现场

文/蓝江

编辑/吴美娜

　　观念与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它们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也在根本层面影响着客观世界的发展和变化。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开启，离不开欧洲人思想观念的转变、精神层面的共识。当前，面对经济、政治等诸多层面的历史性冲击，欧洲人普遍焦虑、踌躇的同时，也在精神层面思考着、探寻着未来前行的方向。

希腊精神是底色

　　“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中，谈到欧洲的文化精神实际上源于古希腊的文化精神。换言之，在黑格尔生活的时代，希腊这个名字成为欧洲文化最重要的象征。

　　黑格尔并不是孤例，与黑格尔同时代的德国诗人荷尔德林也十分崇拜希腊文化，荷尔德林甚至直接将18世纪的欧洲文化的根源等同于古希腊的诗性和悲剧文化。当然，这并不是说，近代以来的欧洲文化就是希腊文化的延续。

　　黑格尔对欧洲人的希腊文化精神崇拜作出进一步解释：“因为希腊精神的发展只需要把外来的东西当作材料，当作刺激。他们在这些材料中自己意识到自己是自由的，并且有了自由的活动。他们加在外来的材料基础上的形式，是一种特有的精神气息——自由与美的精神。”

　　黑格尔甚至将希腊文化精神的精髓归功于陌异性，也就是说，希腊文化抑或启蒙以降的欧洲文化的精神价值在于，他们擅长从不同于自己的文化中汲取营养，让自己的文化精神不断强大，正是这种精神，让雅典人吸收了来自波斯人、色雷斯人、叙拉古人、埃及人、亚述人文化中的精髓，包容并蓄将它们转化为雅典本土的文化。也正是这种对陌异性文化吸收转化的能力，缔造了后世被法国思想家伏尔泰称为四个最伟大时代之一的伯里克利的雅典时代。

欧洲文化的高光时刻

　　近代的欧洲，不仅试图在文化和艺术上复兴古希腊的繁荣，也通过大航海时代的开拓精神，跟随着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家的远洋舰队，将世界各地的陌异性的因素转化为近代欧洲文化的精神砥柱，无论是花剌子模的代数学，还是新大陆的咖啡、可可，还有东方印度的香料制品，以及中国的瓷器、丝绸，都被欧洲人吸纳和接受，在吸收这些陌异性的因素后，通过欧洲本土的理性启蒙和工业革命，变成了影响世界三四百年的欧洲文化。

　　无论是美洲殖民地开拓，还是东方的革命，在那个时代，无一例外都参照了欧洲的文化精神，当俄罗斯的上层贵族以讲法语为荣时，显示的不仅仅是法语在俄国的普及程度，也彰显欧洲文化在整个东方世界的巨大影响力，欧洲文化被贴上先进的、文明的、进步的、高雅的标签，俄罗斯的宫廷贵族、印度的土邦领主，抑或是中国通商口岸的买办，无一例外都以模仿欧洲人的文化为荣。

恍惚进入垂暮时

　　当历史的车轮走到21世纪的今天，似乎一切都正在发生着巨大改变。那个曾经欣欣向荣、以开放包容的希腊精神为砥柱的欧洲，似乎慢慢走向式微。欧洲不仅在经济和政治上疲弱，在文化上似也垂垂朽矣。

　　今天的欧洲已很难出现荷尔德林、海涅、赫德尔、施勒格尔的浪漫，康德、谢林、黑格尔的理性大厦，以及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的批判。尽管欧洲仍然活跃着一批有理想有内涵的知识分子，但世界文化不再聚焦欧洲，欧洲老了，它的文化无法成为当今世界的榜样和表率。

　　2017年，德国苏格坎普出版社的编辑海因里希·盖瑟尔伯格邀请当时国际最知名的15名思想家，其中包括齐泽克、阿帕杜莱、齐格蒙特·鲍曼、拉图尔等人，让他们对欧洲文化式微的症候进行一次集中诊断。彼时，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2018年6月1日正式更名“国民联盟”）崛起、大量非法移民冒着生命危险从地中海偷渡到欧洲等背景下，难民危机和民粹主义成为欧洲最显著的时代特征。

　　盖瑟尔伯格为这本书起名《大倒退》（中文版书名为《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就暴露出这些思想家对欧洲的忧虑，欧洲不再是那个充满自信的欧洲，也不是一个包容各种陌异性的欧洲，相反，欧洲在面对移民和民粹主义等问题时呈现出巨大的撕裂。

　　一方面，不加选择地接纳移民，使欧洲传统精神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另一方面，一些欧洲人无法忍受庞大的外来移民冲击，选择更为保守的排外主张，这些思潮无疑成为法国“国民联盟”领导人勒庞、德国选择党联邦议院党团主席魏德尔、荷兰自由党领导人维尔德斯等人所代表的欧洲民粹主义生长的温床。

走向重构自主性之路

　　但盖瑟尔伯格的《大倒退》还是太早了，因为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欧洲还没有经历后来的新冠疫情，也没有经历当下的俄乌冲突，更没有料到欧洲能源命脉之一的“北溪”天然气管道会遭到破坏。

　　欧洲在进入2020年后遭遇了更为严酷的寒冬，既有防疫危机、战争危机，也有能源危机和通胀危机，曾经欧洲人经常谈论的绿色生态和环保，经历这一切后都变得极为奢侈。走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和凯旋门，人们已无法像本雅明一样发出感叹：“巴黎，十九世纪的首都”！

　　今天，走过布鲁塞尔、柏林、罗马、斯德哥尔摩、马德里等欧洲的标志性城市，你会看到各种涂鸦，许多街区已被来自亚非拉的移民占据。很多欧洲人似乎对这一切感到无奈，只能默默接受，而类似这些现象及有关争论，无疑加剧了欧洲内部文化的撕裂。

　　曾经让希腊和近代欧洲繁荣的陌异性因素，在今天似已成为欧洲文化精神的一味毒药，加剧了欧洲的困顿。正如韩国裔学者韩炳哲所指出的，当前的欧洲文化似乎过于“保持自我”，不再接受外来文化的正向刺激，然而，根据黑格尔自己的理论，欧洲文化的这种自足终将导致致命的僵化。

　　当韩炳哲将自足性与黑格尔的陌异性对立起来，似乎代表着欧洲的文化倒退，因为欧洲并不是不接受陌异性，而是不知道如何在自己的土地上来消化和吸收这些外来因素。

　　在诸多政治家、思想家看来，欧洲走出当代文化困境的方法，只有一个——重新构筑一种欧洲的自主性，让欧洲以独立的样貌重新屹立于世界之林，成为世界的一极。比如，意大利哲学家罗伯托·埃斯波西托曾经写过一本书，名为《为了欧洲的哲学》，其目的是希望欧洲重新回到一个包容且自主的欧洲，这种自主既包括政治上的自主、经济上的自主，也有军事上的自主和文化上的自主。

　　欧洲文化精神的重塑，寄望于欧洲人自己摆脱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依赖性，像近代以来的很多知名欧洲思想家和政治家一样，吸收不同的陌异性，重新塑造出一种不同于历史上的欧洲文化，正如《浮士德》第一幕的结尾孟菲斯托对浮士德的告诫：“畏缩、踌躇、啰嗦全都不管用！我的马儿在颤抖，只因晨光熹微。”

　　（作者系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