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2023年7月27日在德国法兰克福拍摄的欧元标志

文/段悯农 王义桅

编辑/吴美娜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欧洲正处于十字路口。3月3日，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在欧盟对外行动署网站上发文，称“欧洲的未来正被定义”。博雷利坦承“悲剧重又回到了欧洲大地上”，“必须更加考虑防务与安全”。

　　面对全球层面的大国竞争，以及地区层面的俄乌、巴以两场冲突，欧洲不得不对自身处境和对外政策进行再评估、再调整。应看到，尽管疲于应对多重危机，欧洲依旧在经济、政治、科技等多领域对全球产生深远影响。

　　多重因素考量下，在全球政治经济大变局中，欧洲将如何更好地自处，体现欧洲力量？

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依旧强劲

　　在欧洲综合影响力中，经济影响力起全局性作用。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在俄乌冲突背景下，2022年欧盟整体GDP达到了15万亿欧元。

　　贸易和投资是欧盟扩散经济影响力的惯用工具：例如，2018年之前，欧盟对非洲的投资达到总量的50%；2022年欧盟更宣布将“全球门户”计划资金的一半用于投资非洲。

　　欧盟亦将经济同政治议题绑定，以扩大影响范围。在俄乌冲突中，欧盟将自身经济影响力武器化有着直接体现：冲突爆发后，欧盟对俄采取了一系列贸易和金融制裁措施，影响俄罗斯对欧出口规模达912亿欧元。

政治影响力经历低谷

　　与经济影响力相比，欧洲的政治影响力在数次地区冲突中走向低谷，表现有三。

　　其一，欧洲缺乏防务自主性。硬实力缺位使欧洲在多次地缘政治冲突中难以塑造战争态势，在被动回应中加重了对美依赖。美国《政客》杂志2023年6月刊发评论称，与1999年相比，欧洲在俄乌冲突中“更依赖美国了”。从现实来看，欧洲军工系统长期废弛，生产难以满足战时需要；欧洲企业“为数不多的订单流向了美国和韩国”。

　　其二，欧盟成员国协同产生新困境。以维谢格拉德集团成员为代表的中东欧国家存在特殊的安全关切，在俄乌冲突中采取激进的不和解立场，不利于欧盟政策调整。巴以冲突更凸显欧洲国家立场的分裂，欧盟迟迟未能形成统一的立场，欧盟领导人之间的龃龉影响了机构协同。

　　其三，经济受损削弱了政治影响力。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已为援乌支出880亿欧元，未来军费达到GDP2%的目标将进一步造成经济负担。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欧洲的政治影响力将受到影响。

“规范性力量”力不从心

　　欧洲第三大影响力是“规范性力量”（normative power），涵盖科技、环境等多领域。欧盟一向在立法规范方面走在前列：《欧盟芯片法案》于2023年9月21日生效，欧盟预计为本土芯片产业发展投入475亿欧元；将于2025年生效的《人工智能法案》成为有史以来第一部有关人工智能的法案。

　　不过，“规范性力量”需要实力支撑。以芯片行业为例，欧盟目标是2030年在全球半导体产业中占据30%的份额。然而，当前欧洲半导体工厂的建造成本比世界其他地区高近一半；而芯片研发和制造脱节的现状，亦不利于欧洲“数字主权”愿景的实现。

国际博弈思维生变

　　持续两年的俄乌冲突迫使欧洲重新评估国际体系与大国关系。欧洲属于什么级别的力量？欧洲在大国关系中扮演什么角色，外交目标有哪些？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官方机构出台了多份报告，从中可见其思维的转变。

　　当下，欧洲对自身定位更务实，注重与全球“中等力量国家”的关系，推动多边主义。2023年10月3日，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CFR）发布了《战略相互依存——欧洲在中等力量国家世界的新路径》报告，讨论了全球范围内的“中等力量国家”，并指出欧盟应同这些国家“战略相互依存”。可以看出，欧盟并未将自己视为中美之外的第三极，而是类似“中等力量”的水平。

　　变局之下，欧洲的外交目标日渐趋于保守。今年2月发布的《慕尼黑安全报告》以《双输？》（Lose-Lose?）为标题，充分体现出欧洲心态的变化：对于冲突，欧洲不再追求“速胜”，而是“不败”；对于发展，欧洲不再期望“双赢”，而是避免“双输”甚至“多输”。虽然也强调零和思维存在弊端，但在地区安全危机的冲击下，欧洲很难不作出谨慎、保守的外交选择。

　　诸多因素决定了欧洲在大国关系中的两面性。一方面，欧洲不得不受制于大西洋关系，对美追随；另一方面，欧洲存在一定程度的独立性，有意追求战略自主。冷战结束后，欧洲国家曾多次发挥调停作用，反对美单边主义霸权行动，强调自主性构建。如博雷利所言，“（面对冲突）欧洲需要在思维中多些防务和安全，停止对战略自主进行虚无缥缈的讨论”。而今，“特朗普阴影”为欧美关系增添不确定性的同时，更提升了欧洲自主性构建的紧迫性。此外，欧美对华政策也存在显著差别。

中欧合作造福世界

　　如王毅外长所言，中欧并没有根本利益冲突，也没有地缘战略矛盾，双方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

　　中欧关系的正确定位应当是伙伴，主流基调应当是合作，关键价值应当是自主，发展前景应当是共赢。

　　如何在全球政治经济变局中体现欧洲力量？中欧合作具有重要意义，而“自主”“合作”与“时机”是三大关键要素。

　　首先，战略自主是欧洲能力提升的根本。欧洲在防务和政治领域提升战略自主性，有利于全球均势的构建。全球战略失衡是地区冲突频发的关键因素。以俄乌冲突为例：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缺乏对等的制衡力量；地区层面，欧洲国家大多成为北约成员国，欧洲地区均势已不复存在。可以说，俄乌冲突就是全球和地区政治战略失衡的后果之一。从结果看，欧洲跟随美国推进北约东扩，却对欧洲整体安全造成不利影响。只有战略自主方能使欧洲打破这一循环，以防务自主求政治自主，是欧洲和平与安全的长久之计。

　　其次，合作共赢既是实现战略自主的必要手段，也是国际体系的“稳定器”。

　　回顾2023年，英国、德国对中国的投资急剧增加，甚至迈上了历史第二高位。中欧在多领域合作潜力巨大：服务贸易领域，随着工业4.0时代的来临，数字、绿色、低碳等新贸易方式不断涌现，蕴含着巨大的商业价值；科技领域，欧洲对气候变化、节能减排的研究和探索为中国提供了宝贵启示，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立法实践同样和中国“确保有益、确保安全、确保公平”的理念存在共通之处；产业链合作方面，中欧班列的高质量发展，为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的稳定作出了贡献。中欧促进“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门户”计划对接，在互联互通高质量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等方面进行深入合作前景广阔。

　　此外，抓住时机，可以使中欧合作事半功倍。例如，双方重启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的讨论，有助于将中欧合作的部分成果以协议的形式稳定下来。

　　一个强大的欧洲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同样，一个强大的中国也符合欧洲的根本利益。中欧应共同做多边主义的践行者、开放发展的倡导者、文明对话的推动者。放眼全球，只要中欧互利合作，阵营对抗就搞不起来。只要中欧开放共赢，“逆全球化”就不会得势。

　　说千道万，面对全球政治经济大变局，中西方需共同应对。欧洲理应继续发挥经济优势，加强政治和安全领域战略自主，以合作求共赢，继续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贡献。

　　（段悯农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王义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欧盟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