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2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右）和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盟峰会期间出席新闻发布会

文/《环球》杂志记者 吴美娜

编辑/黄红华

　　近几年，尤其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洲之变”成为全球追踪的焦点。英国《经济学人》周刊网站1月9日刊登题为《谁在掌管欧洲？东欧崛起，德国衰落，英国出局》的文章指出，在欧洲面对反复爆发的危机之际，一种新的、更不稳定的力量格局正在形成。

　　当前时局背景下，欧洲力量格局有何变化？欧盟和欧盟之外的欧洲，有哪些差异与共性？一个新的欧洲将呈现何种样貌？

　　就这些问题，《环球》杂志记者采访了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欧洲研究中心主任赵怀普，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欧洲学会副会长、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丁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朔。

欧洲力量格局生变

　　《环球》杂志：目前欧洲总体格局是何形态？作为发展引擎的法国和德国，是否已失去了领导力？

　　赵怀普：到目前为止，欧盟还是欧洲力量的核心支柱，在国际事务中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欧盟本身比较特殊，它不是一个一般性的国际组织，而是一个超国家行为体，整体经济实力较强，在国际经济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政治外交领域，欧盟也在试图发挥更大影响力，追求外交自主等。在安全领域，欧盟近年来比较重视发展自身防务能力。

2022年5月9日，在德国柏林，德国总理朔尔茨（前左）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前右）检阅仪仗队

　　法国、德国、英国是欧洲三支重要力量。法德轴心或者说法德伙伴关系构成欧盟力量的核心，同时也是欧洲稳定的重要基础。英国“脱欧”后，加剧了欧洲力量格局的复杂化态势，它如今是“非欧盟”欧洲的一支重要力量。此外，近年来，中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等次地区力量在欧洲事务中的影响力有所增强。美国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比较关注中东欧，加上目前的俄乌冲突等因素，使得这些国家在地缘政治中的影响力提升了。

　　目前形势下，欧盟内部法德轴心的重要性仍然比较突出，尽管法德关系发生一些变化，两国也都面临多种国内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法德轴心在欧盟或欧洲的影响力有所弱化，但目前在整个欧洲还没有其他任何两国能发挥出法德所发挥的作用。有一点比较微妙，“脱欧”前英国在欧盟内部虽然有时因为理念差异等加剧欧盟内部分歧，但它同时也扮演了调节法德关系的角色。彼时英法德某种程度上三足鼎立，有助于维持欧盟和法德关系的稳定。英国退出后，欧盟内部缺乏一个必要时调节法德关系的力量。

　　欧盟内聚力随着英国“脱欧”、法德关系矛盾增加等而趋弱，其在欧洲及全球的影响力受到影响。法德关系虽然面临一些新问题，但还不能说失去了在欧洲的影响力，毕竟法德都有意愿去发挥影响力。此外，客观上欧盟的稳定离不开法德的领导，其他国家也希望法德在欧盟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尤其是目前欧盟面临挑战比较多的情况下。

　　王朔：当前的欧洲，尤其是欧盟内部呈现日益分化的局面，南欧与北欧、西欧与中东欧之间差别明显。英国“脱欧”后，无论是意大利还是西班牙都无法填补空白。法德仍然是发动机，在继续推动一体化方面有共同利益，但各自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法德的领导力在下降。德国遭遇乌克兰危机冲击进退失据，正深处“时代转折”关口，大联合政府执政能力饱受质疑；法国总统马克龙虽有领导欧洲之心，但亦有诸多掣肘。另一方面，法德之间在财政一体化、共同防务乃至对美国的关系等问题上，双方各有考虑，难以达成一致。

　　丁纯：如果将当前中美欧视为三角进行对比，整个欧洲当前正处在一个相对衰落的过程中，其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的占比、经济增长率、欧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比重等，都说明了这一点。由此欧洲出现了战略收缩，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要提高战略自主，保卫主权、安全利益，重视经济、产业发展。

　　当前，由于国内诉求、政经与军事实力、国情特色等的不同，法德轴心出现了裂隙。总体而言法德的欧洲领导力不能说完全失去了，因为两国在很多领域还是冲在前面。同时也能明显看到，中东欧国家，尤其维谢格拉德集团（由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四国组成）政治影响力在上升，这与它们处在俄乌冲突前沿，在欧洲援乌问题上发言权增大有关。

差异与共性

　　《环球》杂志：欧盟和欧盟之外的欧洲，当前主要在哪些层面存在不同？共性又有哪些？目前“脱欧”“疑欧”声音或势力如何？

　　王朔：欧洲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在这个广义的范围里，很多国家有着共同的历史文化渊源，在政经体制、发展模式、意识形态等方面有颇多相通之处。这奠定了欧洲国家走向一体化的基础。但欧洲一体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政治、经济、社会、法制等方面有诸多条件门槛。即便在欧盟内部也存在一些争执，例如匈牙利、波兰等一些中东欧国家就与欧盟机构之间在一些问题上有分歧。那些尚未入盟的国家，各方面与欧盟成员国的差异就更大。如果这些国家想要最终加入欧盟，必须要按照欧盟的既定标准，最大程度地达到欧盟的要求，这将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绝非易事。

3月18日，瑞典举行了北约旗帜升旗仪式，

这是当天在斯德哥尔摩拍摄的瑞典议会前的北约旗帜（左）、瑞典国旗（中）和欧盟旗帜

　　赵怀普：“疑欧”声音一直伴随欧洲一体化进程，它不是新问题，但在今天有新表现。很多国家内部存在对欧盟持怀疑主义的一些政党，“疑欧”问题正变得更普遍，也更突出，这是近年来欧洲出现的一个新特点。但同时要看到，虽然英国“脱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欧盟的稳定性和内聚力，当时也有对英国“脱欧”可能引起连锁反应的担忧等，但实际上这些情况并不明显，反而仍有国家提出要加入欧盟，包括巴尔干地区的一些国家等。在俄乌冲突刺激下，对欧盟防务政策参与比较少的一些中立国，现在部分改变了立场。因此，目前的“疑欧”声音不大可能使欧洲一体化进程发生逆转，尽管有一些新的“疑欧”表现确实对欧盟构成比较大的挑战。

　　欧盟以外的一些国家，比如英国、挪威、冰岛、瑞士，它们与欧盟国家相比，差异较明显的是在地缘战略层面。英国强调英美特殊关系的重要性，并试图通过借助英美特殊关系实现自己的地缘战略目标；挪威、冰岛一开始就是北约成员国，所以也比较倚重美国和北约。随着欧盟不断扩大，欧盟内部各部分的分歧、差异等也在凸显。

　　说到共性，无论是欧盟成员国、欧盟还是英国、挪威等非欧盟国家，在维护欧洲安全和价值观取向上有着基本共识。

　　此外，不能不提到俄罗斯。冷战结束以后，欧洲安全架构并不稳定，及至后来乌克兰危机爆发，在很大程度上其实与俄罗斯受到美欧排斥、被排除在冷战后的欧洲安全架构重构进程之外有关。所以，欧盟（欧洲）与俄罗斯的关系是影响当前及未来欧洲格局尤其安全秩序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当前的乌克兰危机会如何演变，最终俄罗斯与欧洲的关系会呈何形态等还需要继续观察。

热点事态走向如何

　　《环球》杂志：6月初的欧洲议会选举，或将带来哪些变化？

　　王朔：今年欧洲议会选举，大概率保守党团议席数（包括主要的民粹政党）会从第五上升到第三，对排名第一的人民党党团和排名第二的社民党党团形成冲击，这会改变欧洲议会的传统格局甚至欧盟机构领导人的人选，反过来进一步影响成员国的国内选举。这些民粹党团虽然可能“疑欧”，但其主要诉求已经不再是“脱欧”，而是更多希望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改造欧盟，更能兼顾成员国本国利益。

　　丁纯：此次选举中，极右翼党团支持率可能会有所上升，但是不会成为欧洲主导力量，欧洲议会大的政治格局应该不会有大的变化，中右翼、中左翼等传统建制党团相对而言还是主流。

2023年2月19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林肯纪念堂前，抗议者手举标语参加集会，要求美国停止煽动俄乌冲突

　　赵怀普：201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结果，是前些年欧洲民粹势力崛起的一个反映。在今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极右势力和民粹势力仍有可能获得较多席位，但总的来看不大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欧洲现有基本政治格局。在俄乌冲突背景下，保持欧盟团结和应对安全危机是欧盟的头等大事，传统主流政党在这方面更加成熟、更有经验一些。上次欧洲议会选举以后，虽然民粹政党和极右势力在欧洲议会中的席位增多，但欧盟主要机构的领导人大多是来自欧盟老成员国，这也说明欧盟在面临危机时有保持稳定的重大需求。今年欧洲议会选举结果是否会延续这种态势，还需要再观察。

　　《环球》杂志：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3月14日说，未来几个月或将决定俄乌冲突的结果。俄乌冲突是否快到一个能看出结果的拐点了？

　　王朔：俄乌冲突陷入僵局，危机拖得越久，欧洲就越危险，损失就越大。但欧洲不希望俄罗斯占据上风。欧洲还担心美国立场变化，尤其是特朗普如果再度上台，欧洲将无力独自支撑乌克兰，和谈应该是比较现实的选择。问题在于，如何让各方都能找到台阶，或许临时停战协定是个选项。

　　丁纯：俄乌冲突还没有到一个能完全看出结果的拐点，目前处在一个相对比较特殊的阶段。从军事上来讲，俄军占领阿夫迪夫卡后，获得了军事攻势上的主动权。但是从美欧国家来看，它们也在加大对乌克兰支持力度，马克龙甚至说法国不排除直接派兵。

　　俄总统普京再选连任，又获6年执政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近日对媒体表示，由于西方介入，俄罗斯与乌克兰事实上已经处于战争状态。应当指出，今年年底的美国大选可能会极大影响俄乌冲突走势。

　　赵怀普：从当前战场形势看，美欧和北约介入的程度越来越大。俄乌冲突已经进入第三年，对双方而言都是一场代价高昂的消耗战，当双方感到难以支撑时或许会考虑往结束战事的方向靠近。

徘徊与审视中走向未来

　　《环球》杂志：当前欧洲经济态势如何？代表性国家有哪些发展亮点？欧洲经济面临的问题主要有哪些？影响几何？各方是如何应对的？

　　王朔：欧洲各国的经济模式、产业特点不尽相同，很难一概而论。一直以来，德国是欧洲经济的主要引擎，以制造业和出口导向为主，并带动了许多欧洲国家的相关产业发展。目前，欧洲经济遇到了相当大的困境。首先是能源转型压力大、成本高，增大了企业的经营困难；其次是数字领域发展明显落后于中美，始终在保护和创新之间徘徊；再就是为抑制高通胀，欧洲央行持续维持高利率，紧缩的货币政策不利于经济复苏；最后是德国经济转型不容易，火车头动力不足。欧盟确实在想办法应对这些困难，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比如《绿色协议工业计划》《芯片法案》《数字市场法案》《数字服务法案》等等，但目前看这些都难以在短期内见效，尤其是外部地缘危机前景不明，使欧洲经济面临更大不确定性。

　　丁纯：目前欧洲经济总体处于一种相对低迷的状态。新冠疫情以及俄乌冲突以来这几年，整个世界经济大环境不好，加剧欧洲的经济困境。大量依赖出口的欧洲，尤其是一些欧盟成员国，比如德法等受到很大影响，其产业结构、发展模式等面临冲击较大。一些中东欧国家的统计数字虽然比较好看，但在整个欧洲占的比重较小。另外，在美国《通胀削减法案》等影响下，不少欧洲企业开始对外转移，一些欧洲跨国企业在追加对外国投资。

　　从2016年开始，欧洲整个产业经济都在经历很大的冲击和变化，特别是新兴技术领域等发展比较艰难。此外，不少国家比较关注本国发展，并不会盲目跟随美国对别国搞制裁之类。

　　赵怀普：欧洲经济目前处于一个相对困难的时期。欧债危机、难民危机、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等，对欧洲经济造成了非常大的冲击或打击。在一连串危机冲击下，欧洲经济复苏难度更大了。整体而言，欧洲经济竞争力面临很大挑战，有点像上世纪80年代初期。当时欧洲也意识到了所谓的“欧洲病”，面对美国和日本在高新技术领域的发展，欧洲感到自己很落后，也深感新兴工业化国家在一些传统市场给欧洲带来的竞争压力和挑战。面对当前各种错综复杂的内部问题和全球性挑战，欧洲短期内难以找到非常好的缓解经济压力的途径。

　　《环球》杂志：欧洲人普遍如何看待欧洲的当下和未来？

　　王朔：欧洲的战略思维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欧洲面临越来越多的危机。无论是俄乌冲突还是巴以冲突、恐怖主义还是难民危机，其发生在欧洲家门口，直接冲击欧洲的安全，但欧洲却往往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主导的一方。尤其是围绕乌克兰危机的这场博弈里，欧洲成了最大的牺牲者之一。另一方面，西方世界正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欧洲作为西方世界的一部分一直享受所谓制度红利，但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崛起，包括欧洲在内的西方正在失去制度性霸权。同时，民粹主义的兴起正在深刻改变欧洲政治的传统格局，尤其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可能会再次上台，让欧洲倍感焦虑。因此，欧洲对外部世界的原有看法正在被颠覆，甚至逐渐失去自信，陷入过于悲观的状态。但是，困境也会激发新动能，正在调整前进步伐的欧洲人，对未来仍心怀希望。

　　赵怀普：在日常交流和研究中可以感知，面对当前重重危机交织的大环境，欧洲人普遍情绪比较低落、焦虑，不再有冷战刚结束时的那段时间里表现出来的自信，欧洲一体化高歌猛进时候的那种精神状态似乎一去不复返。不仅仅是在经济、安全领域，欧洲人也对自身价值观、原有生活方式等产生了一些忧虑。类似这种情绪，欧洲历史上不同时期也都有过，但当前情况比较复杂，考虑到大国力量对比、大国关系包括美欧关系等方面出现了一些非常复杂的新变化，加上欧洲一体化面临一些新的挑战和困难等，这种状态可能会持续比较长的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