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影节短片单元评委会主席焦雄屏海报（北影节供图）

文/《环球》杂志记者 刘娟娟

编辑/马琼

　　第十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短片单元Reelfocus新血影像计划国际评委会主席，由台湾电影学者、制片人、监制焦雄屏担任。焦雄屏在业内有“台湾电影教母”的称谓，她在台湾和大陆许多优秀的电影作品中担任制片、监制、编剧，或者推动了电影的创作发行，如《望乡》《洞》《南国再见，南国》《蓝色大门》《阮玲玉》《十七岁的单车》等。

　　北影节期间，焦雄屏接受了《环球》杂志记者的专访，快人快语的她大谈电影创作的环境、两岸电影市场的现状、年轻创作者的发展等话题。

　　《环球》杂志：作为本届电影节短片单元的评委会主席，你觉得短片的价值是什么？你在开幕式红毯上拿了一个折扇，上面写着“片短情长”，要表达什么？

　　焦雄屏：首先，短片过去在学理上常常提供非官方、非商业性、非传统的另一种可能性，比如说它的片长没有约束，不需要90分钟、80分钟、120分钟，可能有些东西30分钟甚至5分钟就可以讲得非常完整。

　　其次，它的经费比较少，这反而赋予了它更高的创作自由度，因为它不必过多地受到商业机制的约束和规制，所以它能容纳很多新奇的想象力，或是一些更具实验性的表现形式，又或是一些不受约定俗成的道德、尺度所约束的东西。因此在国外，短片会变成一种文化，可能很多人长期在做短片，他不愿意做长片——他不希望他的创作力或表达立场受到长片的商业体制限制，他喜欢这种自由度。

　　但在我们的文化里，反而大家会觉得短片是一种学生的习作，因为经费没那么多，做不了长片就做短片，这样可以练手、练技术、练工作习惯。另外，很大一部分短片会变成你将来进入商业体系的敲门砖，大家通过短片能很容易看到你的才华，看到你将来创作长片的可能性。

　　《环球》杂志：本届北影节的短片单元，有给到你惊喜的作品吗？

　　焦雄屏：有好几部电影的技术精湛程度之高，着实让我大吃一惊。我甚至怀疑这些电影是不是得到了商业体系的支持，虽然后来求证并不是，但这种技术的成熟度跟讲故事的能力，感觉可以直接去拍商业片了。

　　也有一些电影美术与地方色彩突出，或是情感上特别细腻、让人动容；有的在板着脸批评人类，有的在很顽皮地实验新时代年轻人的一些思维……最让我惊讶的就是多元化，这些电影是怎么选进来的？真的很棒！然后我会觉得有被年轻一代的创作力惊喜到。

　　《环球》杂志：说到年轻创作者，你关注到当前大陆年轻创作者的一些长片作品吗？有没有让你眼前一亮或比较喜欢的？

　　焦雄屏：从前几年开始，我就喜欢顾晓刚，尤其是他的《春江水暖》。魏书钧的几部作品，从早期的《延边少年》《野马分鬃》，到《永安镇故事集》，再到《河边的错误》，我觉得都非常好。　　我也喜欢刘伽茵，她的作品《不虚此行》用一个很传统的方式细腻讲述了中国不同家庭面临着的社会压力，在亲情、爱情上都要接受新挑战，并通过死亡这件事来表现这些。还有张大磊，他在圣彼得堡留学时学习了俄罗斯的电影体系，然后回国进行创作，作品还融合了一些台湾新电影的元素。

　　这几个导演其实并非都处于青葱时代的年纪，但我们都把他们算成青年导演，都相当不错。我心中隐隐在期待一个新的时代到来。

　　《环球》杂志：据你了解，台湾的青年创作者现在是一种什么状态？

　　焦雄屏：台湾的青年创作者是这样——大部分臣服于商业体制，喜欢拍鬼片、恐怖片、喜剧片或LGBT电影，因为这些都有固定的观影市场，所以他们现在很在乎市场生存和赚钱的事情。

　　但是你从这里面过滤一下，会发现有一些不同的电影，而且做得还相当不错。比如我最近看的《富都青年》，我非常喜欢，觉得很令人感动。电影讲述的是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互相照顾的故事，底层社会苦难兄弟的情感，我看得泪流满面。这个影片，让我非常开心和感动，说明台湾的创作力还在，不是所有人都在一味追求金钱。

焦雄屏（左四）与短片单元众评为亮相北影节开幕红毯（陈钟昊摄 本刊）

　　台湾电影的创作力常常隐藏在某些小角落，总是会不时冒出一些令人眼前一亮的作品，隔几年就有几部累积下来。从商业角度讲，台湾电影的发展不会像大陆这么有潜力，但它有创作空间。

　　《环球》杂志：前段时间《周处除三害》在大陆放映异常火爆，你了解吗？

　　焦雄屏：首先，它不完全是一部台湾电影，它是香港导演把香港黑帮的电影节奏感带到了台湾。

　　其次，导演黄精甫有一个香港人的视角，比如台湾家喻户晓的一个大流氓伏法的故事，通过他的视角去看，就突出很多不一样的事物。对于台湾人来说可能是一些司空见惯的事情，比如邪教，黑帮的暴力手法、讲话方式、行为举止，又或者是迷信等，在香港人看来可能接近一种奇观，因此想去展示一下，比如掷茭杯向关帝爷去祈求一些指点，他就用香港人的视角把这些东西稍微放大，或者是有点像猎奇似的展现出来。

　　这部影片到了大陆院线后，也成了一种奇观，兼具娱乐性——或者是它展现暴力方面让观众大为震惊，又或者观众好奇一个台湾死刑犯是如何被处死的，使得这部电影忽然之间就非常火爆。当然它也有动人的部分，比如一个十恶不赦的家伙的醒悟和顿悟、某一种情感的启蒙、一些愧疚的东西等等。至于其港式结构与节奏，那是无话可说地很专业。

　　所以我觉得它在大陆火爆，不完全是偶然。反而在台湾，大家不觉得它有多特别，它卖得并不是特别好，但也不算差，就是肯定不如在大陆火爆。

　　《环球》杂志：这些年全球市场上出现了很多女性电影，像《芭比》《坠落的审判》等。对于女性创作者来说，你觉得现在是一个特别好的时代吗？

　　焦雄屏：我们做电影一般并不会特别区分性别议题，因为有太多议题可以讨论，比如关于种族、民族、阶级、经济、政治等各种议题，所以至少我个人并不会高举女性主义旗帜去做一件事情。

　　女性电影最近火爆，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芭比》的出现。因为美国电影“无远弗届”的影响力，它对全世界的议题都有带动作用，它忽然高举“芭比娃娃”，的确会影响很大。

　　但是我觉得，特别应该讲女性主义的地方，是那些我曾经熟悉的很多第三世界国家，那些地方的女性真的是生活在一个令人窒息的空间，遭受男性身体和心理的凌辱、精神上的虐待、行为上的管制。我看到很多作品是在真正地替女性打抱不平，强调女性要拥有最基本的生存权利。但现在欧美的女性主义作品有些是在跟风炒作。

　　《环球》杂志：你去过国际上这么多电影节，觉得北京国际电影节的特色是什么？

　　焦雄屏：从开幕式到短片单元，我觉得整个电影节都充满活力。我在全世界电影节都鲜见北影节这么热闹活泼的开幕式，它不仅展现了丰富的传统元素，还兼具极高的娱乐性。展映方面，我听说去年《悲情城市》的黄牛票卖到1万块钱。北影节确实聚集了非常多的影迷，成为关心电影文化的人每年的一个盛宴。这种传统的建立，对于电影界来讲，是最令人欣慰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