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 10月7日，在也门首都萨那，胡塞武装支持者参加武装集会

口述/阿里·艾哈迈德 翻译 整理/《环球》杂志记者 尹炣

编辑/刘娟娟

　　当我16岁时，就已经知道装甲车驶近时是什么声音，知道无人机盘旋在头顶意味着什么，也知道一个朋友去了战斗前线再也没回来是什么滋味。这些原本不该是我这个年纪就该懂的事情。

　　我叫阿里·艾哈迈德，出生在也门南部港口城市亚丁，是家里7个孩子中的老大。不久前，我还是一个梦想成为医生的学生。几个月前，我成为亲政府武装“巨人旅”的一名士兵。我离开学校，不是因为人生不再有梦想，而是必须向生活低头。

战争和贫困为我安排了另一条路

　　我的父亲是一名退役军人，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他每月可以领约8万也门里亚尔（约合50美元）的退休金，但有时候接连几个月都发不下来。即便领到了，大部分也要用来买药，加上家里还有7个孩子等着吃饭、穿衣、上学，钱根本不够用。当别的同龄男孩想着足球、学校和游戏时，我脑子就想一件事，挣钱。

　　11岁时，我已经开始四处打零工。后来，我有了一辆摩托车，每天在亚丁炙热的天气里跑，别人让我运什么，我就运什么。即便这样，有时候等上一天也等不到活，只能两手空空回家。炎热和疲惫我都可以忍受，但推开家门，生病的父亲要买药、弟弟妹妹要吃饭，自己却一分钱也没挣到，那种感觉真难受。

　　我一直想象的是另一种生活。我家附近住着一名医生，经常能看到他和他的家人，他似乎就是那种有能力让家人过上安稳日子的人。尽管那时我并不懂什么是职业规划，但在我眼里，当医生似乎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他的家人也不必承受像我们家这样的苦难。我想象着自己读完中学、上大学，有一天像他那样穿着白大褂，成为家里的顶梁柱。

　　但战争和贫困为我安排了另一条路。在我周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武装力量。每个人的处境尽管并不完全一样，却要面对同一个难题：家里需要很多钱，可挣钱的办法却太少。

　　一个朋友穿着军装回来了。以前，他也和我一样找不到稳定的工作，现在因为加入了亲政府武装，每月能领到约1000沙特里亚尔（约合265美元）薪水。这个数字刻在了我脑子里。我去了他家。他已经结婚，有了孩子，家里的生活看起来比以前宽裕了不少。看着他，我仿佛看到了自己的路——一笔稳定的收入。我明白，一身军装可能意味着走上战场，但对我而言，它同时意味着摆脱贫困。

　　2026年6月，我作出了决定。当时正是亚丁最炎热的季节，长时间停电让家里酷热难当，父亲的身体越来越差，钱也越来越不够用。我卖掉摩托车，简单收拾了几件衣服。为了省钱，我步行约3公里到克雷特尔居民区去找那个朋友。卖掉摩托车，意味着我放弃了唯一的生计。我没有告诉母亲自己要去哪里，因为她一旦知道，一定会阻止我。

　　第二天，朋友帮我付了路费，我们一起前往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军营里有装甲车、此起彼伏的命令声和一排排武器，以及穿着军装的人。朋友向指挥官讲了我的情况。我被留下了。先领到军装，然后是一支步枪。

　　我仍然记得第一次拿起枪的感觉——它似乎根本不该出现在我的手上。我来到军营是为了挣军饷，我手里握着的，就是可以让我挣到钱的东西。每当我感到恐惧，想要回家时，我就会想到父亲的药。我别无选择，必须留下来。

每一份军饷背后都有一个活生生的人

　　第一次领到军饷后，我把钱寄回家，家里有钱买食物了，父亲也有钱买药了。我第一次觉得自己真正帮上了家里的忙。但电话另一端，母亲的声音却让我产生另一种感觉。收到钱，她当然高兴，但她更忧心这些钱是如何得来的。她比我更早明白，每一份军饷都有代价。

　　一个多月后，我才真正知道这个代价是什么。

　　我被派往荷台达省海斯地区的前线。一天夜里，黑暗中突然枪声大作，胡塞武装人员包围了我们的阵地。我知道怎样扣动扳机，却不知道该怎样真正打一场仗。我甚至看不清子弹是从哪里射来的，只能朝枪口闪光的方向开火。我的手在抖，腿也在抖，心脏仿佛要从胸腔里跳出来。

　　两名来自南部拉赫季省的年轻战友在战斗中牺牲了。他们的遗体被送回家。我脑子里始终盘旋着一个画面：某个地方，有两个家庭等待着自己的儿子回家，但永远也等不到了。我想到了自己的母亲。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有一天当我回到亚丁，可能不是一个活着的儿子，而是一具遗体。

　　后来，战争又给我上了一课。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一架无人机突然发动袭击，我的4个朋友全部遇难。活着的人去收拢他们的遗骸。在那之前，我总觉得危险是有声音的——枪声、爆炸声、喊叫声。那天以后，我开始害怕寂静。天空看起来空无一物，战场可能安静得没有一点声音，但死亡却会毫无预兆地降临。

　　也是在那天之后，我开始怀念曾经十分厌倦的生活。想念自己的摩托车和亚丁滚烫的街道，也想起坐在街上等上一天也等不到活儿干的难捱的日子。曾经，我觉得那样的生活让人无法忍受，现在却觉得它无比珍贵。如果时间能倒转，我情愿立刻骑回那辆摩托车，顶着烈日跑上一整天，哪怕挣不到多少钱——只要当一天结束时，我能活着回家。

　　战争也进到我梦里。后来，因为无法正常入睡，我去看医生，医生给我开了药。药能让我睡着，却无法让我拥有从前那种睡眠——闭上眼睛，不必担心天亮之前会有炮弹、无人机或者一场突然而至的袭击。

2026 年 1 月 5 日，在也门哈德拉毛省穆卡拉，也门政府军守卫赖扬机场

我们都是也门人

　　我对战争的看法也慢慢发生了变化。参军前，我从未见过胡塞武装人员，对他们的了解都是来自电视新闻和身边人的讲述。我后来见到被俘的胡塞武装人员，发现有的很年轻，有的也很穷，有些看起来疲惫而且恐惧。最重要的是，他们并不让我感到陌生。毕竟，我们都是也门人。

　　从他们口中，我第一次了解了阵地另一边是什么样子。他们说，空袭猛烈的时候，山里的伤员很难被抬下战场，有人受了伤，只能躺在那里等待，有的没能等到转移就死去了。

　　原来，无论在哪一边，炮弹落下的时候，恐惧和绝望都并没有什么不同。

　　我不禁开始想，阵地另一边那个正在向我开枪的人，会不会也有一个生病的父亲？也有弟弟妹妹等着他寄钱回家？是不是也曾经想象过另一种人生？没有人回答我。我只知道自己的故事。　　

　　我甚至想象，如果明天战争结束，我或许可以和一个曾经交战的人坐下来一起喝杯茶。

　　事实上，在前线士兵们很少谈论政治。我们谈家庭，谈母亲、妻子、孩子，谈吃的，也谈如果能够活着回去，最想做什么。有时，一个年轻士兵会拜托身边的朋友：“如果我死了，别突然告诉我母亲。先找个人去陪陪她，让她有个心理准备。”听的人会沉默，也会提出同样的请求。当一群年轻人开始习惯于提前安排如何通知母亲自己的死讯，这本身就是一件可怕的事。

如果有一天能够回到亚丁

　　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最后一次离开前线。每当战事似乎开始平息，就会有新的武器被送来，又有新的年轻人加入，拿起这些武器。

　　但我清楚地知道，如果有一天能够回到亚丁，我最想做什么——睡上一整夜，身边没有步枪，也不用担心突然有人大喊：“敌人打过来了”。

　　我还想和家人一起坐在海边。给我一盘白米饭、一份鱼，再来一杯红茶。远处没有枪声，头顶上没有飞机，也没有人谈论前线、进攻或谁又死了。

　　我曾经以为，参军能够帮我换一个未来。现在才知道，战争甚至会让人害怕想象未来。我依然希望有一天拥有自己的小家。有时候却又会想，将来有了孩子，如果我有一天再也回不来了呢？

　　我不想一辈子当兵，只想要一份普通的工作，挣的钱够让家里桌上有饭、父亲床边有药。我想象自己30岁时，有一间小房子，挣一份稳定的工资，不再需要拿枪养活一家人。我希望每天早晨叫醒我的，是照进房间的阳光，而不是震动房屋的炮声。

　　我最希望的是，也门的孩子能够拥有一种我已经失去的“奢侈”——长大后成为他们想要成为的人，医生、教师、工程师……什么都可以，只要他们想。

　　就像我曾经梦想，有一天手里提着医生的诊疗包。可还未成年，我先学会了如何端起一支步枪。我希望，有一天能够把它放下。

　　（阿里·艾哈迈德，16岁，来自也门南部港口城市亚丁。辍学后，他一直靠打零工帮助维持家庭生计，2026年加入也门“巨人旅”。“巨人旅”是也门反胡塞武装阵营的重要军事力量，主要由南部地区人员组成，拥有相对独立的指挥体系，其重要指挥人物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