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尔浒之战发生在公元1619年。后金军以少胜多，击败十万余明军的围攻。由于明军与后金军在萨尔浒一带的作战非常惨烈，以至于整场战役都被称为“萨尔浒之战”。
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
明朝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后，建立后金政权。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努尔哈赤宣布“吾计已决，今岁必征明”，随即下达战争动员令。
得知后金军进逼的消息后，万历皇帝匆匆召集文武群臣商讨对策。他任命兵部左侍郎杨镐为辽东经略，周永春为辽东巡抚，火速赶赴前线。当时，明军在辽东集结各路兵马达8万余人，加上朝鲜援兵1万余人，共计10万余人。由于粮草吃紧、军心不稳，朝廷派出的监军大学士方从哲和兵部尚书黄嘉善，一再催促杨镐抓紧时间进兵。杨镐深知所筹粮草不足以支撑太久，只得寄望于速战速决。明军分为四路，分别由马林、杜松、李如柏和刘綎率领。杨镐要求四路兵马做到“声息相闻，脉络相通”，向后金军发起围攻。
努尔哈赤听从明朝降将李永芳的建议，决定采用各个击破的方针，对付明军的多路进攻。其战法，简单概括就是“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力图形成局部的兵力优势。在确定作战方针后，努尔哈赤将主力部队1.5万人集中在界藩山一带，先迎战由抚顺而来的杜松，而南路只派500人马防守。
努尔哈赤判定明军必由浑河经过，组织人员对浑河河道情况进行了仔细勘察，并令士卒在上游筑坝蓄水，以水佐攻。负责西路进攻的杜松对当地地理不熟，果然被浑河阻挡。明军渡河时被后金军从上游放水，淹死数千人，大军被一分为二，火炮等重型武器也只能丢弃。面对如此困境，杜松执意孤军深入，他留下大队人马守卫萨尔浒，自率一部兵力攻打界凡。见杜松兵力分散，努尔哈赤决定以两旗兵力增援界凡，自己则率其余六旗主力全力进攻萨尔浒。努尔哈赤认为，“此兵破，则界凡之众自丧胆矣”。进攻萨尔浒时，努尔哈赤先令弓箭手对明军大营发射箭矢，随后指挥万余铁骑奋力猛冲。明军重型火炮都已丢弃，气势上处于下风，勉强抵抗一阵后，很快溃败。进攻界凡的明军得知萨尔浒失守，军心动摇，此时后金援军杀到，双方激战至深夜，明军损失惨重，杜松也于此役战死。
行军缓慢的马林听闻杜松所部被全歼，胆气全无，率兵万人向尚间崖（今辽宁省抚顺县哈达附近）集结。努尔哈赤指挥精兵抢占尚间崖，一番激战后，大败明军。随后，努尔哈赤又挥师南下，准备迎接刘綎从南面发起的进攻。刘綎当初在受领任务后，即带领所部由宽甸赶赴赫图阿拉，怎奈道路艰险，又遇大雪，行军速度异常缓慢。等到达宽甸富察一带时，已过数日。此时刘綎还不知杜松、马林已经战败，更不知努尔哈赤已经率重兵等候多时。
努尔哈赤得知刘綎大军到来，只留4000人马留守赫图阿拉，其余全部用来设伏。为诱使刘綎冒进，他派人伪装成杜松部下，谎称杜松已经获胜，催刘綎加速前进。刘綎不辨真伪，以为杜松果真已经迫近赫图阿拉，担心杜松独占头功，便下令火速前进，遂全部进入后金军的包围圈。后金军自密林中杀出，明军仓皇应战，最终全军覆没。见此情形，杨镐只得命南路的李如柏撤军。
萨尔浒之战前后不到5天时间，明军虽然兵力占优，却始终处于被动挨打局面。战争结束后，明军包括总兵刘綎、杜松在内，文武将吏阵亡300余人，士卒阵亡4.5万余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后金军仅损失2000余人。可以说，后金军取得一场完胜，明军则是一场彻底的惨败。
双方指挥的得失比较
在萨尔浒之战中，双方主帅的指挥能力相差甚远。由于努尔哈赤出色的组织指挥能力，明军的人数和火器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后金军则充分利用地形条件，发挥其快速机动的特长，使得战争局面发生了根本改观。因为战术得当，努尔哈赤付出极小代价，便取得一场大胜，展示了他杰出的军事才华，比如情报先行、集中兵力、机动灵活、巧妙设伏等等。明军方面则是失误累累，发生将帅失和、用人不当等严重问题。明军主帅杨镐表现得畏首畏尾、不明情况、优柔寡断。在双方交战过程中，努尔哈赤一直亲临一线指挥作战，而杨镐始终在沈阳遥控指挥。
明军选择分兵四路出击，兵力分散已是兵家大忌，加上各部一直各自为战，没有按照预定作战计划组织实施，所谓“脉络相通”根本无法做到，为后金各个击破提供了机会。面对手下各自为战的危境，主帅优柔寡断、无能为力，与努尔哈赤的果敢坚决形成鲜明对比。马林和李如柏贪生怕死，甚至出现没进入战场就要撤退的荒唐局面，对整个萨尔浒战场明军被动挨打局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杜松和刘綎虽作战勇猛，却缺少计谋，最终先后战死。
萨尔浒之战是明朝与后金的关键一战。此战过后，明军渐渐失去对辽东的控制，而后金则是越发壮大，彻底掌握了辽东战场的主动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