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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每日电讯15版

付秀莹:在芳村《陌上》,把故乡《野望》

2022-06-17 14:37:49 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15版

  ▲付秀莹。 本报记者殷刚摄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刘小草

  付秀莹是一位“晚熟”的作家。

  2009年,33岁的她凭借短篇小说《爱情到处流传》第一次叩开文学大门,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进入写作“井喷期”,创作了大量中短篇小说,成为各类文学奖项的常客。2016年至今,她在长篇小说上不断发力,接连出版了《陌上》《他乡》《野望》。

  她的长篇处女作《陌上》回归了中国文学“风俗画”的传统,小村庄里的婚丧嫁娶、生老病死,被事无巨细地镶嵌在小说的边边角角。以现实故乡为原型的“芳村”,也从此在文学史上留下姓名。

  而在带有部分自传色彩的小说《他乡》中,她塑造了一位走出“芳村”来到城市的知识女性。主人公翟小梨一路打拼,经历种种际遇,最终达成了自我和解。有评论家认为,《他乡》以独特的女性叙事视角,写出了“一卷当代女性二十年的奋斗史”。

  故乡是文学的富矿。尽管早已走出故乡多年,付秀莹却始终不肯在精神上离开“芳村”。她说:“我不担心在一个小地方不断深入地挖掘,就无法走向更广阔的世界,恰恰相反,有时候小的就是广阔的。”

  为何“晚熟”的付秀莹能后发制人?答案显而易见。不同于外表的文静纤弱,谈论起写作,付秀莹随时随地能爆发出巨大的热情和能量:“我热爱这样热气腾腾的人间,保持写作蓬勃的激情,我一直想写,坐下就能写,并且陶醉其中。”

  “满心满眼、纸上笔端,都是沸腾的乡村大地,是明月星辰下沸腾的人群,是生生不息的生活长河里的浪花飞溅。”在近期发表的一篇创作谈中,付秀莹满怀热情地写道。

小说家要很“事儿”,才能写出烟火人生

  草地:十几年来,您用不同体量、不同角度反复书写“芳村”。您现实中的故乡和“芳村”之间是什么关系?

  付秀莹:我的故乡和“芳村”是实物和影子的关系,小说是在现实基础上进行艺术想象和加工。每次回到故乡,迎面走来的可能是你笔下的人物,这种感觉对作家来说是非常奇特和复杂的,但也非常有魅力——我“创造”了这个人物,并且丰富了他,在纸上、在文学世界里给了他生命,从此他有了另外一个声音。这种感觉非常奇特,我也很迷恋这种感觉。

  草地:有没有想过有一天走出芳村,去书写更大的世界?

  付秀莹:当我写好了中国北方这个小小的村庄,可能我就写好了中国,而中国的就是世界的。什么是更大的世界?文学就是人学。文学的世界广阔、丰富、浩瀚,体现在哪里?在人的内心。无论写村庄还是写城市、写中国还是写世界,最终都是在写人心、写人性。我不担心在一个小地方不断深入地挖掘,就无法走向更广阔的世界,恰恰相反,有时候小的就是广阔的。作家要及时准确地捕捉、书写人内心的变化,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是相互映照的。

  草地:您的作品中也出现过很多北京地标,甚至还有一篇专门写北京地铁的短篇《在地铁上》,让人特别感同身受。在您看来,小说家应该用怎样的方式去切入现实生活?

  付秀莹:这是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之间的关系。作为小说家,需要对生活有锐利的感受力。很多人天天坐地铁,但未必去写小说;有的人可能感受到,但未必能够表达出来。小说家要善于发现人们习焉不察的细节——人人心中有,可能人人笔下无。你忽然发现作者的笔,触动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部分,拨动你的心弦,就突然有了巨大的轰鸣感,有时华丽辉煌,有时缠绵柔情、悄声低吟,这就是共鸣。

  小说家需要用睿智的眼光去观察,需要有强大的感受力,而且对生活要保持高度的热情和强烈的好奇心。小说家很“事儿”,世俗生活中的各种乐趣都喜欢去享受、去探险。有这种特质或前提,你才有可能去写烟火人生。

为“芳村”立传

  草地:写乡土和写城市,哪个更有难度?

  付秀莹:乡土是我内心最疼痛、最牵挂、最深情的部分,肯定是终生都会书写的。一个乡村来的孩子进入都市,是不断撕裂、不断愈合成长、不断磨砺碰撞的过程。而作家重新书写乡村,用现在的眼光去回望那片土地,又是一重撕裂和碰撞。写乡土痛苦又艰难,也充满欢欣,可以说是悲欣交集。

  而按物理时长算,我在城市待的时间超过了在农村的时光,城市生活是我的现在进行时,是耳鬓厮磨的日常。我们说审美是需要距离的,身在此中,反而看不清、看不透。需要距离的暌隔和时间的沉淀,再用艺术的手法去处理它。所以书写城市生活也有难度。总之,写作是个艰难的事。

  草地:《陌上》是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此前您已经积累了大量中短篇小说,为何想到用长篇的形式回望故乡?

  付秀莹:我发现中短篇不能容纳我对生活、对人生、对乡土的理解,需要一个长篇来展开。那时我经常回到家乡,看到家乡的生活和变化,特别想写写那里的人们,写他们的所思所想、喜怒哀乐。同时也有一个小小的野心,想要为我的村庄立传。写生我养我的故乡——用贾平凹老师的话说,那是“血地”,我跟它血脉相连,打断骨头连着筋,所以有了《陌上》。

  草地:《陌上》之后,您紧接着写了《他乡》。二者相比,在创作上有哪些突破?

  付秀莹:《他乡》一出来,很多人忽然发现,这不是他们熟悉的写乡土的付秀莹了。《他乡》让读者感到“不适”,因为写城市,语言是抒情的、哀痛的,带着成长中的撕裂碰撞。很多评论家都觉得《他乡》是我的转型之作,但是我深知它不是。有人认为我迄今为止最好的作品就是《他乡》,写出了“一代人灵魂的深度”。对我而言,作品就像自己的孩子,有的长得瘦弱一点、丑一点,但我依然爱它。《陌上》和《他乡》都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我想在日后的写作中不断地去深化、提升它。

  草地:《他乡》的主人公翟小梨,和您一样通过读书从乡村走向城市,不断面对各式各样的境遇和人生选择。《他乡》出版后,翟小梨被认为是现代知识女性的代表,是否因为她展现了大部分知识女性面临的共同问题?

  付秀莹:这一代知识女性,包括我自己,面临的肯定是事业和家庭怎样平衡的问题,二者都是你的战场。翟小梨最终选择了回归家庭,有些读者认为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妥协。我觉得不是。翟小梨觉得命运在向她暗示,生活在给她使脸色,我不能视而不见。她的回归是对内心的回应,是必然选择。她努力摆脱性别对自身的束缚,寻求更大的发展,我觉得这也是大多数女性面临的挑战。

  草地:像翟小梨这样从乡村走向城市的人物形象,似乎比较密集地出现在“70后”作家笔下。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付秀莹:离开故乡去外地求学,是我们这代人曾经经历或者不断经历的,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珍贵的场景藏在心间。我们大多通过读书、求学,从故乡走向外面的世界。为什么这代人不断地、密集地去写成长之路?因为这是我们的来处和去处,是一条艰难曲折、终生难忘的奋斗之路。所以作家一旦有机会,会不断地去追忆、去表达、去呈现。我写作《他乡》,也是对时代变化的见证、回应和致敬。

痛饮生活的泉水,流淌在作品中

  草地:您刚刚出版了长篇小说《野望》,这部书接续了《陌上》的故事。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继续书写芳村故事?

  付秀莹:《野望》写的是乡村在时代巨变中展现的新风貌,它和《陌上》是姊妹篇,《陌上》里的翠苔到《野望》里做了女主角。《陌上》是散点透视,《野望》则聚焦一户人家的生活,以小见大。具体而言,和读者一样,我特别关心《陌上》里出现的人物,他们后来有哪些新变化;从宏大一些的角度考虑,我也想写出新时代、新乡村、新风貌。   (下转16版)

  (上接15版)草地:您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付秀莹:大量田野调查、实地采访。小说中很多人物的语言都是原话,甚至有的名字是原名。写到村里那些标语,都是我用手机拍下来的,非常鲜活。除了这些,还要做一些案头工作。

  我每次回老家,都在村里转来转去,推门就进,到处跟人聊天。这种聊天是渗透式的,他们会跟你讲家务事、儿女情,算经济账,聊婚丧嫁娶、人情往来,这些“根根杈杈”让我受益匪浅。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像一棵大树,你不仅要看到叶子,还要看到埋得很深的根部——伦理、情感、道德观念、价值判断,然后通过你的语言去结构和表达。写作《野望》,我感到自己是大口痛饮着生活的泉水,觉得特别甘甜,马上可以汩汩流淌在作品中。

  草地:有人认为您是“荷花淀派”传人,也有人说您的文风继承自沈从文、汪曾祺,您怎么看待这一评价?

  付秀莹:很多人认为我受了沈从文、汪曾祺的影响,也有人认为我作为河北人,肯定受到孙犁“荷花淀派”的影响,我没法辩解,只能在文字里“抗争”。不瞒你说,我是回过头来,才把他们的作品全部找来看的。我忽然意识到,作为个体的写作者,我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文化传统。根脉就在那,你再怎么长,还是在这一文脉之中,不可能置身其外。

  草地:“70后”作家在创作上有没有共性?

  付秀莹:“70后”一直被认为是“被遮蔽的一代”“夹缝中挣扎的一代”,前有大山,后有追兵,聚光灯都在那些人身上。但我们这代人的好处就是不断坚持。现在大家的创作欲望、经验积累、审美能力都上了一个台阶,可以说身强力壮,处于创作的黄金时代,正是出作品的时候,更应当不断积累、不断发力。

 

责任编辑: 张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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