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的边界与技艺

▲陈平原谈读书的三部作品。

　　陈平原

　　在《读书是件好玩的事》初版序中，我曾自嘲：“比起传授各种专业知识，劝人读书或教人怎么读书，显得没有多少技术含量，以致学有专精的教授们，普遍不太愿意涉足。”可说归说，做归做，教了几十年书，难免养成“好为人师”的毛病，每到世界读书日、各地图书节或大学开学典礼等，总经不住诱惑，应邀说“读书”。

　　话说了许多，也收获不少掌声，于是不断有人建议，写一本系统的《阅读学》或《读书论》，阐发阅读的原理、途径、方法、诀窍等。此等好意，我心领，但婉拒。原因是，在我看来，读书是自己的事，别人的经验只供参考，无法复制。至于“诀窍”，我在回答类似提问时，总是闪烁其词，有时说有，有时说无。人家追问，到底是有还是无，我就借用金人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三十七《文辨》中的妙语——“大体则有，定体则无。”就看你生活在哪个时代、处于何种语境、面对哪一类听众、想达成什么样的工作目标。

　　比如面对官员，我讲《“休闲时代”的读书生活》，讨论国人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文化与旅游的结合，如何影响“阅读”的功能与效果；面对大学生或研究生，我谈《漫卷“诗书”喜欲狂》，讨论文学的“物质性”，如作家的生活趣味、文学的生产方式以及作品中对于“物”的关注，辨析其何以成为有趣的学术话题。这些论述，都是针对特定人群，换一批听众，就不那么贴切了。所以，每次演讲前，我都会询问主办方听众是谁。

　　一、读书三策及其他

　　面对公众谈读书，我出版过三本书：《书里书外》《读书的风景——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以及《读书是件好玩的事》。不过今天首先想奉献的，是我不断变化的“读书三策”。

　　2005年，我在华东师范大学演讲，题为《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读书”》，是我跨界谈读书的肇端。文章最后一段：“说到读书的策略，我的意见很简单：第一，读读没有实际功用的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第二，关注跟今人的生活血肉相连的现当代文学；第三，所有的阅读，都必须有自家的生活体验做底色，这样，才不至于读死书，读书死。”说实话，除了若干例子比较有趣，“将人生忧患与书本知识相勾连”，说不上多新鲜。

　　2013年，我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题目很显豁——《请读无用之书：对话陈平原》。我谈读书，有三个不同的维度：第一，提倡经典，贬斥烂书；第二，建立自己的阅读趣味；第三，主张多读无用的书。关键在第三句：“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今天中国人的阅读，过于讲求‘立竿见影’了。在校期间，按照课程规定阅读；出了校门，根据工作需要看书。与考试或就业无关的书籍，一概斥为‘无用’，最典型的莫过于搁置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历史等。而在我看来，所谓‘精英式的阅读’，正是指这些一时没有实际用途，但对养成人生经验、文化品位和精神境界有意义的作品。”

　　2016年，我在一个读书活动的启动仪式上演讲，题为《读书三策》，第一策：少读书，才能读好书；第二策：鉴赏优先，批判其次；第三策：自家体会，文火煲汤。

　　三回野叟献曝，各有侧重，也各具特色，若凝聚成三句话，那就是：“将人生忧患与书本知识相勾连”；“请读无用之书”；“自家体会，文火煲汤”。不过，谈读书，不能光说不练。说到底，读书不仅是一种个人行为，也是一种社会现象，还是人类文明史上一道值得流连的风景，就看你我如何定位。这回的演讲，“举例说明”部分，想谈自己读书的三件趣事。

　　今年春节期间，不少公号在转一篇轻松的访谈《陈平原、夏晓虹：学者藏书，不以珍奇见长》。其中我关于“书太多”的抱怨，让很多读书/爱书/藏书人心有戚戚焉：“书太多也会成灾，它会挤压我们的生存空间。开玩笑说，买房子，是给人住的，不是给书住的。可是我们实在没办法，因为工作需要，不断地让书占据我们的生存空间。所以我经常跟夏老师发生矛盾，主要原因就是，哪些书应该送走？哪些书可以保留？两人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就会发生问题。我们的朋友比较厉害。他说，夫妇中只要有一人说送走，就送走。我们是两个人只要有一人说留下，就得留下。我再三申请，什么时候沙发上可以没有书，我可以躺在沙发上休息。到目前为止，这个愿望还没有实现。”

　　第二个故事很励志。2018年起，我兼任深圳南山区文化顾问及南山图书馆第一届理事，于是有了如下雅事。科技发达的南山区，决定设立全自助的智慧型公益书房——南山书房，而且就从我这里开始。2020年12月，首家南山书房·平原轩在百度国际大厦建成，书房面积170平方米，设有沉浸式阅读座位21席，休闲阅读座位27席，收录包括我捐赠的图书150册、编著510册，配备古今中外文史及艺术图书5000册。至于运营效果，据《2021南山区基层图书馆事业发展报告》称：“南山书房·平原轩自2021年2月1日正式运营以来，截至12月31日，平原轩共开放285天，到馆读者6.4万人次，线上预约总次数12万人次。书房沉浸式阅读区最受读者欢迎，书房沉浸式阅读区成为读者预约使用的首选区域。沉浸式阅读区高峰时段（09：00—21：00）年平均上座率达86.43%。”这当然是很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不过我悄悄问当地朋友，读者会不会多为做作业的中学生，朋友笑而不答。

　　第三件趣事发生在十年前，石家庄某快递哥，将我谈读书的一段话，贴在三轮车上，每天招摇过市，广而告之。这个故事，我在《文学教育与成长经验》中介绍过，这里不再详述。

　　二、不仅读书，而且读图

　　2016年4月，我在广东省东莞图书馆“市民学堂”开讲，题为《读书、读图与读博》。近日应邀在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主持的“2023年角楼论坛”演讲，不愿老调重弹，希望根据形势变化及自家思考的推进，回应新的时代话题，于是改为《读博、读图与读书》。两次演讲，都是以“读图”为中介，连接“读书”与“读博”，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

　　东莞演说时，我称：“图像在日常生活中不仅仅是娱乐，也是一个传播知识的途径，所以今天多读书，不仅仅是读文字，还要读图像。它包括纯文字的，纯图像的，图文混杂的书籍，甚至包括有声读物以及影像资料等等，这些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现代读书人。”

　　两年后，我的《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增订版刊行，且获得深圳读书节“2018年度十大好书”以及第十四届文津图书奖等，使得我谈“读图”略有了些底气。我是中文系教授，并没有受过美术史方面的专业训练，谈“读图”其实有点越界。书出版后，十多篇书评及专访中，答杨早问中的这段话，在我最为念兹在兹：“今天中文系的学生，不能只满足于‘说文解字’，还得学会理解声音的魅力以及图像的力量。我相信，这方面的研究会逐渐多起来。只靠文字来传递知识与情感，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必须意识到，文字越来越面临图像以及声音的挑战。”（《陈平原：学会理解图像的力量》，《新华每日电讯》2018年11月30日）

　　《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共十章，写作时间最早的是《从科普读物到科学小说——以“飞车”为中心的考察》，完成于1996年初。报道说二十年磨一剑，那是夸张，但确实很多年寻寻觅觅，在如何阅读/阐释图像方面做了不少尝试。看我早期不太成功的《点石斋画报选》《图像晚清——〈点石斋画报〉》《看图说书——中国小说绣像阅读札记》等，不难明白我的入手处。作为现代文学研究者，我最初的“读图”，深受鲁迅、郑振铎、阿英等前辈的影响。

　　虽然也读点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sir E.H. Gombrich，1909—2001)的书，也会引点约翰·伯格（John Berger，1926—2017）的《观看之道》、彼得·伯克（Peter Burke，1937—）的《图像证史》或者米歇尔（Mitchell，W.J.T，1942—）的《图像理论》，但说实话，那都是无关紧要的点缀。我真正擅长且用力之处，不是图像阐释，而是借都市文化、思想潮流、艺术观念、印刷技术等，讨论“大变革时代的图像叙事”。所以，我参考及引证的，多是城市史、新闻史、书籍史、版画史、插图史、漫画史等，而不是图像理论。具体论述中，不时闪现阿英《晚清文艺报刊述略》《阿英美术论文集》《郑振铎艺术考古文集》的身影，还有鲁迅众多单篇文章，如《拟播布美术意见书》《〈朝花夕拾〉后记》《上海文艺之一瞥》《“连环图画”辩护》《〈北平笺谱〉序》《连环图画琐谈》《漫谈“漫画”》等。

　　我主要关注的不是图像阐释，而是“图文互证”，尤其是凸显图像叙事背后的“低调启蒙”，这既是我的长项，也是我的短处。具体到“晚清画报研究”，我的策略是有效的。但真正意义上的“读图”，显然必须比我做得更精细，也更专业。记得三十多年前初读台静农的《〈夜宴图〉与韩熙载》，大有醍醐灌顶的感觉——图像原来可以蕴含如此丰富的历史细节。而近年阅读巫鸿等人著作，更让我对美术史著所能达到的技术高度与思想深度，有了深切体会。

　　最近十几年，国人阅读艺术史的热情高涨，读图能力迅速提升，我本再无置喙的能力。去年之所以推出图文书《大圣遗音——中国最简艺术史》，并非有什么新见解，而是追怀十多年前的一次冒险。时隔多年，三联书店将我为外宣艺术史书籍的长篇导论配上精美图片，制作成图文书，这对我当然是很大的鼓励。但我明显感觉到，最近这一二十年，年轻一辈对博物馆/美术馆的兴趣及阅读能力迅速提升，自己并非这方面的专家，冒险越界的事，一次足够，以后再也不做了。

　　说到“读图”，除了博物馆与美术馆图册、插图或画报研究、美术史专论，还有本世纪初迅速崛起的“图文书”。过去一讲“读书”，大家脑海里浮现的，就是密密麻麻的文字。其实不然，今天国人获取知识的途径，图像一点不逊色于文字。故“读图”也是一种“读书”——或者说，兼及文字与图像，方是今天阅读的正道。

　　任何时代，一旦成为潮流，都会有弊端——因此才有必要“学以救弊”。二十年前我撰写《从左图右史到图文互动——图文书的崛起及其前景》，讨论中国出版业的大量使用图像资料，必然对书籍的写作思路以及读者的阅读趣味，造成很大的冲击；我关心的是，在学术类的图文书中，如何继续保持文字本身特有的魅力。文章的结语是——“在我看来，好的图文书，应能同时凸显文字美感、深化图像意义、提升作者立意，三者缺一不可。当然，这样的境界很难实现；只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既擅长阅读、分析图像，又颇能体味、保持文字魅力，这很不容易，需要修养，也需要训练。换句话说，读图有趣，但并不轻松——这同样是一门学问，值得认真经营。”

　　二十年过去了，图文书制作方兴未艾，且越来越精美，而我的基本立场没有改变，那就是，既对“左图右史”持开放态度，也对“文字魅力”坚信不疑。几年前《文汇报》的副刊“笔会”纪念创办七十周年，我应邀撰文祝贺，题目旗帜鲜明——《依旧相信文字的魅力》。

　　三、如何阅读博物馆

　　谈论图文书，让我们得以沟通“读图”与“读书”；而翻阅展览图册，则很容易穿越“读图”与“读博”——这里的“读博”，当然不是指攻读博士学位，而是阅读博物馆、美术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收藏历史记忆，收藏人类知识，也收藏一代代文人、学者、画家的趣味与心情。但作为建筑及展品的博物馆/美术馆，一旦落在纸上，阅读视角就应该从“读博”转化成“读图”。

　　我当然知道“云上博物馆”的美妙，也大致明白其发展前景，不过这不是我的专长，年轻学者比我更能适应，也更善于表达。我依然对“纸上博物馆”更感兴趣，或者说更有体会。那是因为多年养成的习惯，观看精彩的博物馆或专题展，都会请回印制精美的图册，以便进一步欣赏与阅读。更何况，常因各种缘故无法亲临其境，只能借阅读展览图册卧游闲览。比如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2019年1月16日—2月24日举办“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特展”，以及浙江绍兴博物馆2022年9月28日—12月20日举办“高古奇骇——陈洪绶书画作品展”，我都只能翻阅那两册精美厚重的图册，遥想展览现场，远隔千山万水，大呼过瘾。

　　2006年，首都博物馆举办了“世界闻名珍宝大英博物馆之250年藏品展”，邀请三位学者在展览期间作演讲。第一位是大英博物馆馆长，第二位是首都博物馆馆长，第三位是我。之所以请一个中文系教授去博物馆做讲座，是因为我此前出版过《大英博物馆日记》，反响很不错，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栏目还专门制作了半小时的专题片《陈平原带您游大英博物馆》（2003年11月）。选择这么一个蹩脚的“导游”，当然不是看中我并不丰厚的学识，而是公众比较容易借助此非专业的视角进入这座知识的海洋。还有就是，我从知识考掘的角度，努力将“博物馆”历史化。

　　比如，谈论大英图书馆，我会引入1893年《点石斋画报》上的《公家书房》。要讲收藏，中国人同样源远流长，问题在于，收藏者是否愿意“公开展示”自家所拥有的宝贝。最让晚清国人大开眼界的，其实不是洋人的收藏能力，而是其允许公众参观。就好像同样藏书，“藏书楼”与“图书馆”不可同日而语。百年风云变幻，值得欣慰的是，图书馆与博物馆终于在中国深深扎根，进入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

　　再比如，藏品之进入博物馆，不一定因其珍贵，更可能是因其代表性，或在知识链条上占据重要位置。我多次游览大英博物馆的中国馆，常听观众抱怨：这种东西，在我们中国一点不稀奇。晚清时，我们曾将博物馆（Museum）译成了“宝物馆”。宝物馆的功能是藏宝，博物馆则在收藏之外，更注重藏品的研究与展出。借助于展览，我们得以了解那已经消逝的历史场景，以及人类日常生活的连续与变异。

　　更重要的是，我排列1867-1870年游历欧洲的王韬，其所撰《漫游随录》1887年10月至1889年2月连载于《点石斋画报》，其中“博物大院”有曰：“纵令士庶往观，所以佐读书之不逮而广其识也，用意不亦深哉！”中国首任驻英法公使（1876—1878）郭嵩焘，在其《伦敦与巴黎日记》中，也曾提及此博物馆：“其地礼拜二、礼拜四两日禁止游人，余日纵民人入观，以资其考览。”现代作家朱自清的《伦敦杂记·博物院》（1936）则称：“各院或全不要门票，像不列颠博物院就是的；或一礼拜中两天要门票，票价也极低。……这种种全为了教育民众，用意是值得我们佩服的。”由150年前的每周开馆三天，改为现在的每日开放，这一点也不令人惊讶；让人感慨不已的是，在市场经济深入人心的当代社会，居然还有这种谋其功而不计其利的举动。其实，不只是大英博物馆，国家画廊、国家肖像画廊、泰特美术馆、泰特现代美术馆、维多利亚及亚伯特博物馆等，也都是免费参观。

　　有感于此，撰写《大英博物馆日记》时，我多次提及博物馆免费的意义。没想到五年后，中国政府一声令下，全国博物馆及纪念馆（除文物建筑及遗址类博物馆外）一律对公众免费开放。从1907年7月19日北京万牲园开张，代表中国官办博物馆事业起航，到2008中国博物馆免费向公众开放，百年中国，博物馆事业风风火火，可圈可点。尤其最近十多年，每到5·18国际博物馆日前夕，各大媒体都会报道各大城市建设博物馆的成绩及发展规划。顺手抄两则近日的消息，单看标题便一目了然：《陕西全省现有备案博物馆350座 2023年将会新增哪些博物馆？》《2035年北京各类博物馆将超460座》。我的家乡潮州是座四线城市，经济不发达，但文化底蕴深厚，乃“活着的古城”。潮州市从2016年启动建设“博物馆之城”，到目前已经建了80家“博物馆之城”系列馆，计划到2025年，全市建成门类齐全、功能互补、特色鲜明、布局合理的“博物馆之城”体系的各类博物馆100座（《全市“博物馆之城”新增10家系列馆》）。当然，同样叫博物馆，规模有大小，质量有高低，这里就不详加辨析了。无论如何，如此业绩，还是值得大加点赞的。

　　不过，在《看得见的风景与看不见的城市》中，我仍提及中国博物馆事业的短板：“那天从香港飞北京，飞机上读《星岛日报》关于内地主题公园增长迅速以及全世界博物馆排名的报道，还是感觉不太舒服。2017年全球博物馆进馆人数排名，法国卢浮宫第一（810万），中国国家博物馆第二（806万），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第三（700万）。表面上差距不太大，但考虑到国家人口，更重要的是卢浮宫收费，而中国国家博物馆是免费的，不免对中国人观看博物馆的热情不无担忧。”什么意思？我想引出的话题是，培养国人阅读博物馆的急迫性。“目前中国博物馆事业的现状是，建筑比藏品好，藏品比展览强，展览比观众优。最应该用力的，是如何提高公众进博物馆参观的愿望，以及阅读博物馆的能力。在我看来，培养中国观众欣赏各式各样高水平博物馆的‘雅趣’，此任务一点也不比建三十座或三百、三千大型博物馆轻松。建得起，养得好，用得上，需要政府与民间、学者与大众共同努力。看来，从有钱到有文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当下中国，不仅博物馆越建越多，越建越漂亮，且经由政府提倡以及电视、图书、纪录片乃至抖音等各种新媒体的宣传，进博物馆人数大幅度增加。但必须意识到，从“网红打卡”到“深度阅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是因为，博物馆不管是综合性还是专门性，其阅读及欣赏是有一定门槛的，不是随便进去逛一圈，就有明显的收获。帮助普通民众更好地阅读博物馆，这是“另一种启蒙”。在此过程中，专家应发挥有效的引领作用。

　　我不是博物馆学专家，但对“读博有门槛”深有体会。十九年前，也是美好的“人间四月天”，我有幸到希腊克里特岛旅行。车子左转右转，来到某处米诺斯文明遗址，寂静的山谷中，除了风声，就是旷野与废墟，还有若干静穆肃立的说明牌。对于欧洲人来说，那是西方文明的起源，单靠残垣断壁，也能遥想天外。而我知识储备不够，加上走前忙乱，没认真做功课，真的一下子蒙了。那一瞬间，既惭愧，又懊恼。事后想想，普通民众，若无足够的知识准备与想象力，来到高昌古城那样的遗址，也会有类似的窘迫。所以我才会说，不是所有博物馆都能轻易“进入”的。

　　对于年轻一辈来说，或许“读博”是时尚，“读书”则显得out。其实，阅读须兼及新旧——这里说的，既是边界，也是技艺，还是心情。有古老而醇厚的“读书”打底子，有百变金刚的“读图”为侧翼，再加上眼下正方兴未艾的“读博”，三者互为支撑，相互激荡，如此“致广大而尽精微”，方才是“阅读”的理想状态。

　　（本文为作者2023年3月20日在暨南大学的专题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