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路远有知音

▲纪伯伦。（资料图片）

▲冰心。新华社资料片

　　郭晓勇

　　在中国，提到纪伯伦，就自然会想到冰心。

　　因为文学，因为诗歌，因为翻译，纪伯伦和冰心两个人的名字永远联系在了一起。

　　冰心是纪伯伦的《先知》中文首译者，人们熟悉的纪伯伦的许多经典名句，都是经过她的翻译传递给中国读者的。

　　纪伯伦被称为“黎巴嫩文坛骄子”，是阿拉伯文学的主要奠基人，20世纪阿拉伯新文学道路的开拓者之一。他运用阿语和英语进行创作，被誉为“东方和西方都为之骄傲的、不朽的、世界性的作家”。

　　他以“爱”和“美”为主题，从心底唱出“母亲心里的歌”，以卓越的想象和象征的手法，表达深沉的情感和高远的志向。

　　纪伯伦、鲁迅和泰戈尔一样，被认为是近代东方文学走向世界的先驱。

　　今年是纪伯伦诞辰140周年，也是其著名诗作《先知》问世100周年。当我收到中国阿拉伯文学研究会相关纪念活动和学术研讨的邀请函时，记忆的闸门顷刻打开，黎巴嫩、纪伯伦、冰心，景仰、缅怀与感动交织在一起……

　　译本结缘

　　20世纪80年代中期，笔者曾经在新华社贝鲁特（黎巴嫩）分社工作。时任贝鲁特分社首席记者卢章谊是我的直接领导，她丈夫曹彭龄时任我国驻黎大使馆武官，也是作家和诗人。我曾听他们夫妇讲述费尽周折两度造访“纪伯伦博物馆”的故事和拜访冰心的情景。这段往事，在彭龄和章谊合著的《书影月痕》散文集中，也有过记述。

　　当时的黎巴嫩，正处在长达十年的内忧外患之中，国内教派纷争，外部势力插手，武装林立，治安混乱，战事频仍，绑架和爆炸事件时有发生。昔日有“东方巴黎”和“东方瑞士”之誉的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被划分为东、西两区，分别由基督教派武装和穆斯林武装控制，东、西两区往来需要经过“绿线”、路障和一道道哨卡。

　　纪伯伦出生在黎巴嫩北部一个名叫布舍里的小山城。从我们居住和工作的贝鲁特西区前往，首先要经过“绿线”，再经贝鲁特东区，然后一路北上。

　　1984年11月的一天，彭龄、章谊夫妇趁局势相对平稳的间隙、利用去北部城市特里波利出差之便，在友人的帮助下，穿过数不清的路障、哨卡，来到布舍里，探访纪伯伦博物馆，受到馆长库鲁兹先生的热情接待。

　　博物馆是由修道院改建的，拱形的甬道十分狭窄。两旁一间间原本用于修女们做功课的小屋，也都辟作展室，陈列着纪伯伦的日记、手稿，墙上挂满了他各个时期创作的油画、速写、插图等作品。

　　他们告诉库鲁兹，中国读者对纪伯伦并不陌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一位中国著名女诗人、作家将《先知》译成了中文。那位女诗人叫冰心。库鲁兹感到很吃惊：“能不能为我们博物馆找一本？”

　　他们告诉库鲁兹，来黎巴嫩之前，曾在各书店寻找过，都没有找到。冰心女士手边也没有多余的存书，一俟再版，一定设法送给博物馆一本。

　　临别时，彭龄和章谊把一幅杭州织锦赠给库鲁兹先生。库鲁兹回赠了一套阿拉伯文新版的《纪伯伦两卷集》和三幅纪伯伦插画复制品，并殷殷叮嘱他们——为博物馆找一本冰心翻译的纪伯伦散文诗集《先知》。

　　拜访冰心

　　1986年初，彭龄和章谊从黎巴嫩回国休假。不久，二人便接到中国作家协会举行迎春茶话会的请柬。他们原本猜想可以在茶话会上向冰心先生陈述原委，谁料老人家摔断腿骨后，已经好几年“足不出户”“医嘱谢客”了。

　　听说《先知》已经再版，二人本想在书店找一找。然而，几乎跑遍了北京的大小书店，都没买到。

　　后来，二人在探望臧克家老人时，同他谈起了这件事。臧老说：“冰心同志的家远一些，你们年轻，多跑些路没有关系，直接到她家去好了。不要管那门上的字条，那是为了应付不大相干的人的，老人精力有限，要干的事情很多，不得不如此。你们远道而来，又带着外国朋友的重托，她会欢迎的。”他还找出冰心的地址、电话，让他们记下来。

　　按臧老给的地址，他们给冰心先生写了封信，“恳请她帮助找一本她译的《先知》，签赠纪伯伦博物馆，并随信寄去宣纸，恳请她按中国习惯，题一幅字，待我们返任时，一并赠给纪伯伦博物馆。”很快冰心先生就回了信，欢迎他们前去。

　　冰心的家在北京市郊一所高等学府的普通宿舍楼里，“房间陈设、布置既简朴又素雅，使人感到亲切。”稍候片刻，冰心先生扶着助步器从里屋走出来，和蔼地笑着说：“怎么不坐下？请坐，请坐。”

　　他们从背包里取出从黎巴嫩带回的纪伯伦的画和纪伯伦博物馆的照片，赠给冰心先生，并向她谈起参观博物馆时，馆长库鲁兹听说她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将《先知》译成中文时，既惊讶又兴奋的情景。

　　冰心说：“那是在1927年，我从美国朋友那儿第一次读到纪伯伦的《先知》，很喜欢那些富有哲理、又具有东方气息的文词。我觉得它很像泰戈尔，却又不一样。这大概同他们的出身、经历及社会地位有关。泰戈尔出身贵族，纪伯伦是穷苦人……”

　　她在为《先知》写的“译本新序”中也曾说过：

　　我很喜欢这本《先知》，它和《吉檀伽利》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我觉得泰戈尔在《吉檀伽利》里所表现的，似乎更天真、更欢畅一些，也更富于神秘色彩。而纪伯伦的《先知》却更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对年轻人讲些处世为人的哲理，在平静中却流露出淡淡的悲凉……

　　她仔细聆听他们谈起纪伯伦家乡布舍里和纪伯伦博物馆的情况，并询问了纪氏的卒年。

　　接着，她取出书赠纪伯伦博物馆的《先知》中译本与墨宝，并告诉他们，这本《先知》是她手边仅存的唯一一本。

　　展开宣纸，上面是冰心先生一行行娟秀的字迹。她抄录的是《先知》中“论友谊”的一段文字：

　　让你的最美好的事物，都给你的朋友。

　　假如他必须知道你湖水的退落，也让他知道你湖水的高涨。

　　你找他只为消磨光阴的人，还能算是你的朋友么？

　　你要在生长的时间中找他。

　　因为他的时间是满足你的需要，不是填满你的空虚。

　　在友谊的温柔中，要有欢笑和共同的欢乐。

　　因为在那微末事物的甘露中，你的心能找到他的清晓而焕发的精神。

　　彭龄、章谊夫妇捧着、看着，简直爱不释手。“可以想象，将这些珍贵的礼物转交给库鲁兹馆长时，他该有多么兴奋。”

　　冰心安详地看着他们，坦诚而又自谦地说：“我的字写得不好，没有专门练过，不知道行不行。”

　　她谈起当年翻译《先知》时，原版书上每一节后面，都有纪伯伦自己画的插图。后来出版中译本时，她曾希望将这些插图收入，但出版社嫌麻烦，没有答应。

　　冰心颇有些遗憾地说，她手边英文的原版《先知》已经没有了。彭龄、章谊便允诺，返回黎巴嫩后，一定为她找一本带插图的英文《先知》。冰心慈祥地点头微笑着，轻轻说：“谢谢。”

　　谈到翻译时，冰心说由于《先知》是用英文写的，她很喜爱，决定把它译成中文。如果是转译的，她便不会再译，“因为文学作品经过转译，便打了折扣，不一定可信，应当对读者负责。”

　　回到城里，他们立即把冰心的题字送去装裱，并查阅了参观博物馆时记的笔记和相关资料，发觉由于记忆不准确，在回答冰心先生关于纪伯伦卒年的问题时，年代有误，便即刻写了一份纪氏生平概要寄去。几天后便收到冰心的回信，信中还附着赠予夫妇二人的墨宝。

　　辗转相赠

　　彭龄和章谊一直惦念着库鲁兹馆长的嘱托。重返黎巴嫩时，他们不仅带来了冰心签赠的《先知》中译本和她为博物馆题写的墨宝，还有尽力搜集到的与纪伯伦博物馆相关的礼物，以及其他中国作家、翻译家的关爱与祝福。

　　但是，由于当时局势紧张，转交礼物成了一件难事。眼看任期将满，在黎巴嫩朋友穆罕默德·泽丹的帮助下，他们终于联系到库鲁兹，再次来到纪伯伦博物馆。

　　那天，库鲁兹身穿一套蓝色的“猎人装”，更显得神采奕奕。他笑着说：“一接到泽丹先生的电报，说有中国客人要来博物馆，我就猜想到一定是你们。在这种时候还赶到这里来，实在太感谢了。”

　　一行三人穿过街区，由于局势动荡，大多数商店已经歇业，一路上偶然见到的行人，也都神色慌张，脚步匆匆。往日平和、安详的小山城，笼罩在一种大难临头的紧张、无助的氛围中。

　　彭龄和章谊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就像前一次一样，这里的一切都那样朴实、自然、熨贴，使我们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即使炮声还在远处轰响，这里就像一块巨大的磁石，把我们紧紧吸引着，让我们暂时忘却了担忧与不安。

　　纪伯伦曾说过：我是那坚实的植物的种子，在我们的心成熟丰满的时候，就会交给大风纷纷吹散。

　　“这是冰心先生签赠的《先知·沙与沫》。”他们怀着对纪伯伦深深的敬意，把带来的礼物一一转赠给库鲁兹，并告诉他：《先知》经著名诗人和作家冰心译成中文后，便广泛流传。她的译笔明丽、晓畅，不仅忠实地再现了原著的内涵，还保持了原著质朴又华美的风格。该书从20世纪30年代出版起，就被中国广大读者视为瑰宝。1981年，它与冰心译的另一部纪伯伦的散文诗集《沙与沫》合辑重版后，很快就脱销了。这一本，还是冰心自己留存的唯一一本。

　　库鲁兹馆长接过书，翻开扉页，上面有冰心用她清秀的字体亲笔题签：赠给黎巴嫩纪伯伦博物馆。

　　“请告诉我，冰心女士是哪一年翻译的《先知》？”库鲁兹问。

　　“1931年。”这是冰心初版短序后标注的年份。

　　“啊，那是纪伯伦逝世的同一年！”库鲁兹说，“这大概是纪伯伦著作的最早译本了。请你们代我们谢谢冰心女士，谢谢她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做了这么有意义的事——不仅自己是纪伯伦的知音，而且通过她的译笔，又把纪伯伦介绍给千千万万中国读者，让他拥有千千万万个知音……”

　　“这是冰心先生按中国的传统习惯亲笔题赠的卷轴。”解开卷轴的丝带，慢慢展开，卷轴上正是冰心先生特意抄录的纪伯伦《先知》里“论友谊”中的那段：

　　“让你的最美好的事物，都给你的朋友……”

　　他们根据库鲁兹上次赠送的阿拉伯文版《纪伯伦两卷集》，把这段话的阿拉伯文事先用打字机打印出来，和卷轴一起交给库鲁兹。

　　库鲁兹说：“冰心女士从纪伯伦的著作中，特地选出‘论友谊’中的这一段，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也恰恰证明，黎中两国作家和人民是心心相通的。”

　　他们还把在使馆找到的一本英译《中国女作家作品选》（上面有一篇冰心的小说）和刊登着冰心访问记的英、法文版《北京周报》一并交给了他。这些是当时能找到的仅有的有关冰心的外文资料了。

　　“这是我们北大学习时的同窗、北京大学阿拉伯语系教授仲跻昆翻译的《泪与笑》。”

　　库鲁兹接过，发现扉页上有仲跻昆用阿拉伯文书写的题赠，格外兴奋。

　　他们告诉库鲁兹：“纪伯伦的《泪与笑》同样受到广大中国读者的欢迎，一出版就卖完了。和冰心女士一样，这本书也是译者手边唯一的一本，本来准备自己留存的，但听说我们还要到博物馆来，便毫不犹豫地托我们把它送给博物馆，他说这样比他自己保存更有意义。”

　　“我想，纪伯伦如果知道他有这么多的读者、朋友与知音，一定会高兴的。”库鲁兹非常感慨。

　　他们还带去了一本《世界文学》杂志，其中节选了黎巴嫩著名作家米哈依尔·努埃曼所写的纪伯伦传记。时任《世界文学》主编的高莽还给纪伯伦博物馆写了一封信，表示中国读者对纪伯伦的爱戴与敬仰。

　　“库鲁兹先生把这些礼物一件件接过去，一一摆在办公桌上，兴奋得脸色通红。”彭龄和章谊这样回忆。

　　他拿起冰心的卷轴，细细端详木轴和绢面。他告诉二人，纪伯伦生前珍藏着一对中国的玉雕如意，说明他十分喜爱富有东方韵味的中国手工艺品。

　　库鲁兹又将几本带有纪伯伦手绘插图的英文版《先知》赠送二人，并提笔在书的扉页上一一为冰心、高莽、跻昆题写了赠言。他为冰心题写的赠言是：

　　您给纪伯伦博物馆的赠礼，是最有价值和最宝贵的。我们将把它陈列在纪伯伦文物旁。

　　在您的手迹前，我看着它，感到岁月的流逝、生命的深邃和您眼中闪烁的中国古老文化的智慧的光辉。我热爱中国的古老文化，并努力从中汲取营养。您对纪伯伦的《先知》的重视，在他逝世不久的同一年里就将它译出，正是中国古老文化的价值和您的睿智的明证。

　　我毫不怀疑，您给我和博物馆的赠品，将是最深刻、最根本的人类共有的文化联系着我们大家的最好的纪念。只有深刻的、人类共有的文化，才能将人们联系在一起，并促进他们的团结。

　　向您表示由衷的敬意！

　　友谊见证

　　1995年，95岁的冰心被授予黎巴嫩国家级雪松骑士勋章。同年，她还获得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彩虹翻译荣誉奖。

　　说到冰心获奖，不得不提到一个人，就是黎巴嫩前驻华大使法里德·萨马哈，他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985年1月下旬，我刚到黎巴嫩工作不到一周的时间，即前往黎外交部拜访了萨马哈先生，他当时已经被任命为新任驻华大使，正在做赴任前的准备工作。我们相互祝贺各自履新，聊得十分开心。我结束驻外回国后，工作上也多有联系，或到使馆采访，或相会在外事场合，或应邀赴大使官邸做客，我们也聊到纪伯伦和冰心。萨马哈大使对华友好，待人热情，善于交际，学识渊博。1985年至1998年，他整整13年出使中国的经历，成为时任驻华使节之最。他对中国了解得深刻，也对中国爱得深沉。卸任返黎后，仍继续心系中黎友好，为促进两国民间友好发挥余热，联合黎一批友华人士创建了黎巴嫩-中国友好合作联合会。

　　1995年3月7日，北京医院三楼小会议厅，一场别开生面的活动正在温馨和喜悦的气氛中进行。黎巴嫩驻华大使法里德·萨马哈，将一枚代表黎巴嫩最高奖的“雪松骑士勋章”佩戴在冰心胸前。黎巴嫩总统利亚斯·赫拉维亲自签署了第6146号令，授予冰心这枚国家级勋章，以表彰她为中黎文化交流事业所作的贡献。

　　萨马哈大使在授勋仪式上致辞：

　　我们今天颁发勋章，是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加冕。如此象征性地在谢冰心女士身上得到体现的这些品质是由兼收并蓄、坚韧不拔、顽强拼搏和诗一般的温馨融汇在一起的一种民族精神。从年轻时起，她便敏感地感受到另一位思想家、伟大的黎巴嫩作家纪伯伦的深奥哲理和诗一般的呼唤。多亏了这位伟大的女士，纪伯伦的声音和他的人文思想和诗一般的呼唤才能得以不仅在黎巴嫩和美国而且在中国传播……亲爱的朋友们，要赞扬冰心，单靠语言是不够的，他们听起来就像沧海中的小溪一样乏力。所以，我最好就此打住。此处无声胜有声。我深信冰心懂得我的意思……

　　冰心在致答词中说：

　　黎巴嫩政府经总统亲自批准授予我国家级“雪松骑士勋章”，我感到十分荣幸。这个荣誉不仅是给予我的，也是给予12亿中国人民的。对此我深表感谢。

　　我喜爱纪伯伦的作品，特别喜爱他的人生哲学，对爱的追求，他说：“爱不占有，也不被占有。”“真正伟大的人是不压制人也不受压制的人。”这些深刻的真理名言，在他的作品中比比皆是，他的作品深深地感染了几代人。纪伯伦不仅属于黎巴嫩，而且属于中国，属于东方，属于全世界。

　　2011年12月的一天，我荣幸地收到外交部原部长李肇星签赠的一本由他作序的《纪伯伦诗选》，这是一本英汉对照版。他在《意切情深信达雅》——序《英诗经典名家名译》中写道：“译者全是令我肃然起敬又感到亲切的名字。冰心是我初中时代的‘作家奶奶’，我工作后曾专门找借口去拜访她在福建的故居。”

　　在黎巴嫩工作三年多时间里，竟没能有机会亲往纪伯伦博物馆瞻仰凭吊，成为我的终生遗憾。如今，卢章谊也离开我们几年了，但她绘声绘色讲述“纪伯伦与冰心”故事的情景，我们一起到贝鲁特南郊巴勒斯坦难民营采访时，所经历的那惊心动魄的瞬间，依然历历在目，萦绕脑海……

　　那就借用纪伯伦这句诗作为结尾吧：

　　用记忆拥抱着过去，用希望拥抱着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