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甘肃省嘉峪关市拍摄的嘉峪关关城南侧夯土城墙。新华社记者郎兵兵摄

　　2000余年的历史长河里，长城目睹过战火狼烟，聆听过商队驼铃，见证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激励了全体中华儿女浴血抗战。它像一本厚重的史册，书写历史和今天；也像一位孤独的老人，需要后人精心呵护

　　风沙吹老岁月

　　下着小雨，61岁的尹成武锁上家门，陪记者来到山西广武明长城2号段1号楼前。只见敌楼上有几道深深的裂痕，上部用铁圈、钢筋箍着，楼顶已经漏雨，曾用来挡雨的彩钢板掉落一地。

　　“这个敌楼很危险，3年前就上报了，但经费下不来，可能现在顾不上它吧。”说完，尹成武眺望远方，3号段上2个敌楼已得到抢修，还有2个亟待修缮。

　　从1979年至今，尹成武已当了40余年的长城保护员。“你观察长城吧，一天比一天瘦，有的墙体顶部已不到10厘米。”

　　长城，分布于我国15个省区市，总长度超过2.1万公里。

　　它像一条巨龙，在茫茫群山间蜿蜒前行，越过山峦，穿过草原，深入荒漠，时隐时现，默默无语。漫长的岁月侵蚀着它的身躯。目前，长城墙体遗存保护较好点段仅占12.3%，而占总数51.2%的点段仅存痕迹或彻底消失。

　　这是一场文物与时间的赛跑。

　　多地受访对象表示，现在长城面临的最大敌人来自大自然——雨雪、风沙、雷电、地震，并受西北气候暖湿化影响，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

　　嘉峪关丝路（长城）文化研究院长城保护研究所所长张斌说，嘉峪关以前的年降雨量是80多毫米，从2017年开始逐渐增多，加上水库对小气候的影响，愈加湿润的气候不利于土遗址的保存。“2019年，光秃秃的戈壁滩变成绿绿的一片。今年，祁连山雪顶比往年白，说明降雨量在增加。”

　　近年来，甘肃省山丹县境内长城因自然原因倒塌七八处，这让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张雳感到不安。目前当地仍有近六成长城存在倒塌风险。

　　陕西省榆林长城也受到气候变化影响。榆林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任强说，以前当地年降雨量是400毫米，现在上升到600毫米左右。榆林长城约占陕西省长城的九成，现存基本为明长城，很多战国秦长城已消失。

　　记者在榆林市榆阳区明长城红石桥乡段看到，这里的长城均为土遗址，受雨水常年冲刷，已成为断断续续的土坎、土包。在长城一侧可以看到几条雨水冲沟，浅的有三四米，深的达10米。

　　榆阳区文旅文广局文物办工作人员王军说，榆阳区有战国秦长城和明长城遗址一共256公里，其中，168.8公里的明长城，还剩50.6公里，而87.2公里的战国秦长城，只剩3.4公里。

　　曾经黄土夯实了城墙，如今风沙正在吹老岁月。

　　嘉峪关以其雄浑气势和壮美风景，成为丝路古道上一张闪耀的长城名片。同样一段城墙从景区内外看却高度不一。景区内的墙体高3米，是将底部2米沙子清理后用于展示的。而另一侧，沙子未清理，墙体仅露出1米左右。城墙边的壕沟已被沙土填埋，但为了展示，文物部门特意清理出一段，几米深，用玻璃围住。

　　“据不完全估计，嘉峪关长城在600多年的时间里，消失了四分之一。”张斌说。

　　地震、雷击对长城的破坏最为致命。甘肃省山丹县位于祁连山地震带，2003年发生的地震，导致长城保护员陈兴盛巡护的长城段中有5至6段发生倒塌，其中16号烽燧倒塌了三分之一。辽宁省锥子山长城大毛山段6号敌台，在2012年经过一场大雨，又遭到雷击后，一半建筑已经损毁。

　　近日，记者奔赴长城沿线的辽宁、河北、北京、山西、陕西、宁夏、甘肃7省区市，在万余公里的行程中，处处听到来自基层的忧虑。

　　“2019年春天，游乡口一个敌楼在报修缮方案的时候，坍塌了。”河北省迁西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一位负责人说。

　　缺水的忧伤

　　长城沿线保留下2000余座关堡。这种过去军队安营扎寨的地方，是长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是极具特色的民居村落，有的被住建部评为中国传统村落。

　　山西省大同市新荣区助马堡村就是其中之一。

　　4年前，村民自豪地在南门外立了一块介绍堡子的碑：助马堡是明长城山西段著名的屯兵官堡之一，嘉靖二十四年迁址重建于此，隆庆六年建助马堡马市，经万历年间扩建、包砖、完善配套，形成现有“日”字形规模，与镇羌堡、拒墙堡、拒门堡并称“塞外四堡”，明清时期享有“金得胜、银助马”的美誉。2016年被住建部评为中国传统村落。

　　两年前，南门楼得到修缮，保存下大片精美砖雕。两根石旗杆矗立在一条街边，一根已折断，另一根上还能辨出“显忠遂良”四个大字。残存的钟楼墙体上出现道道裂痕，但砖石堆砌整齐划一，彰显着上乘的工艺和质量。这里有日军侵华的痕迹，也保留着郭北宸烈士的故居。

　　“白面、大米、豆面、莜面……”小商贩从喇叭传出的叫卖声激起村里土狗一阵狂叫。村中部分水泥路已坏，车辆经过尘土飞扬。路灯由离乡村民捐赠，临街的不少老房子锁着门，不时能看到“墙体危险，注意安全”的提示牌。村里没有学校，几乎看不到嬉戏的孩子和年轻人。

　　当繁华落尽，当年戍边将士、工匠、商人的后代继续生活在堡内。在古老与现代的对视中，年轻人走出村庄追求更好的生活，老人们在堡内守望这个并不富庶的家园。目前只有约三分之一人口常住助马堡。

　　中午饭点，一位大爷从街上一个接水点一桶一桶往家提水。下午1点后村里将不再供水。在不少乡村早无用武之地的水桶水缸，在助马堡却是家庭必备。

　　这座古堡充满缺水的忧伤。

　　69岁的解根喜是村里的放水员。他每天要把澄沙水从井里往蓄水池抽3次，才能在11点至13点间集中放一次，每月有500元工资。离水源较远的农家，夏天有时候一连几天没水。

　　虽然从小就离开家乡，在大同市工作的边玉却为助马堡的水操碎了心。经过多次打报告沟通，一口新井正在打造中。“盼望建一座水塔，这样能实现24小时供水。”

　　边玉的祖上是从山东来戍边的，到他这辈已是第12代。如今，不少族人已离开助马堡，他的老母亲还在堡内生活。

　　“只要条件好起来，堡子就不会空。”边玉乐观地说，助马堡空气好，能养鸡种菜，他计划退休后夏天回来住，已有两户在外居住的村民回乡翻修老房子。

　　从东门走出助马堡，危险的堡门已得到抢修。今年正月，东门上方掉下几块砖差一点砸到行人。

　　回首望，这座沧桑的古堡和一座座上锁的老宅院是否也能幸运地得到修缮？等来归乡人？

　　回答这一问题，关键在于能否解决好民生与文保的冲突。

　　作为文保单位，除本体不能随意拆建外，长城关堡还划定了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在其中搞房屋翻建、水电暖等工程建设需要做规划并审批，这部分资金成为问题。

　　孤山堡是陕西府谷县的一座明代关堡。岁月长河里，这里曾孕育出不少忠臣名将，至今仍流传着佘赛花与杨继业的爱情故事。

　　“甲士解鞍休战马，农儿持券买耕牛。”明代三边总制杨一清巡视孤山堡后，曾赋诗写下军民生活的景象。几百年后的今天，长城与民生却发生了碰撞。

　　67岁的张憨看护孤山堡已有40年。他住在关堡1000多米外的新村，虽然和堡内居民同属一个村，却过着不同的生活：他家用上了暖气和冲水厕所，水不会断，房子坏了可以翻修。但堡内村民依旧用旱厕，烧煤取暖，时常断水，并面临“房子塌了也不能建”的窘境。

　　“自从堡子成为省保，150米的建控地带内一切建设行为都要经过审批。”张憨说，在这种情况下，冬天水管冻住没有水后，只能买水；老百姓用不上暖气，只能烧煤。最关键的是，自2017年至今，村里再没有修过房子。

　　老张觉得文物与生活可以共存。但谁去尽最大努力破解这一矛盾？

　　借助无人机，从空中俯瞰，长城一侧良田万顷，另一侧戈壁荒滩。越是靠近甘肃省山丹县硖口村，长城受人为影响越大。城墙上多个“窟窿”是20世纪60年代村民把城墙当院墙使时挖开的“门洞”，方便出入和放牧。

　　36岁的方伟在长城脚下长大。9年前，他志愿成为长城保护员，巡护硖口村范围内的长城。两年前，他成为村党支部书记。这促成了一件他一直想干而没有干成的事情——让农家宅院从长城上剥离。

　　通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和反复做工作，村民们的文物保护意识逐渐增强。同时方伟向县里申请的农村特色风貌改造项目通过，每户获得一万元补助进行房屋改造。截至2019年年底，75户宅院全部从城墙上分离，移到20米开外。

　　硖口村常住人口仅62人，平均年龄在60岁左右。全村有12万余亩的夏季草场，养殖小区也已建好。

　　方伟还在长城两侧种植了1.16万亩的杏林，既是防风林，也是经济林，他相信，“树活了，长城就活了。”

　　一方窑洞一张床

　　在守护长城的大军中，张鹤珊大名鼎鼎。

　　打开抖音账号“守长城的老张”，“为什么说万里长城永不倒？”“长城垛口为啥是斜的？”“最窄的长城什么样？”“敌楼内部生活设施”“你知道长城门窗是咋设计的吗？”“墓向东南，遥望故乡”……丰富的知识、幽默的话语，为他赢得了36.3万粉丝。

　　有网友夸他是半部长城史、无价之宝，有人留言要跟他一起去守长城，还有网友心疼他清理杂柴辛苦，特意送去72副手套。

　　今年66岁的张鹤珊守护河北城子峪长城已有43年。其间，他出版了图书《长城民间传说》，被评为国家优秀文物保护员，成为跟长城密切相关的省级民俗类非遗“逛楼”的传承人，接待过36个国家和地区的到访游客。

　　老张头是如何从高中文化的农民成长为长城土专家的呢？

　　9月6日，雨。张鹤珊罕见地没有去巡查长城，而是在家读《中国皇帝全传》，屋里还搁着《中国皇后全传》《中国宰相全传》等。“长城修建离不开他们，我得充电呢。”

　　张鹤珊与长城的缘分悠久。16世纪，名将戚继光重修拱卫京师的蓟镇长城，工程浩大，特意从浙江、山东、福建等地调来精兵强将。张鹤珊的老祖宗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在异乡定居，成为长城后裔，到张鹤珊已是第16代。

　　小时候，张鹤珊最盼清明节的“逛楼”活动，人山人海，每到一座敌楼，大人们就会给小孩炒桃仁、炒黑豆等好吃的。这里的敌楼按姓氏命名，有“张家楼”“王家楼”等。孩子们在里面“藏猫猫”“抓特务”，玩得不亦乐乎。

　　张鹤珊从23岁起开始义务守护长城。那时候有村民到长城上挖药材、翻蝎子、放羊，把长城破坏得千疮百孔。他就前去制止，村民们骂他多管闲事，还联合起来给他下套、威胁他。

　　“我保护长城就是要把人为破坏降到最低。那时我在村里最没人缘。”直到2003年，秦皇岛市在全国率先成立长城保护员队伍，张鹤珊成为全国首批长城保护员，终于有了正式身份。

　　如今，他依旧看护着6公里长城，只要天气允许，每天都去巡查。

　　但一个月只有500元补贴。

　　“希望长城保护员纳入公益性岗位管理，执行最低工资标准，这样可以维持生活，有了队伍就可以将文化延续下去。”张鹤珊说。

　　2006年，国务院颁布《长城保护条例》，明确提出建设长城保护员制度。15年来，这支6000余人的队伍成为长城保护最前线的生力军。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说，从近年来的实施情况看，长城保护员履职尽责的情况较好，充分发挥了其作为保护前哨的重要作用，有效避免了长城大规模消失的状况。

　　然而，这支队伍待遇偏低、老龄化特点突出、工作状态参差不齐。

　　国家文物局2016年制定的《长城保护员管理办法》明确规定，长城保护员的补助“参考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由当地政府财政承担”，但记者走访发现，真正能达到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仅北京、秦皇岛市的个别地区。其他大部分地区的补助都在每月500元以下，较低的每月仅100多元，还有个别地区发放衣服、手电筒等代替补助。

　　随着时代发展，为了更好地看护好长城，有的地区派正式文保员到茫茫戈壁，有的通过购买服务巡护长城，有的则使用无人机巡查。

　　蔚蓝色苍穹下，旷野寂静无声，断壁残垣的汉长城诉说着丝路古道的历史沧桑。58岁的张建军和55岁的陈万英夫妇守护着一座黄土夯筑的古城遗址和一段长约2公里的长城。这里距离甘肃敦煌市90公里，这座古城遗址是汉代储备粮秣的仓库，是世界文化遗产玉门关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种“与世隔绝”的坚守，他们已经坚持了9年。

　　从2012年的一方窑洞、一张床、一口井到现在的新房、监控设备、扩音设备、通电、通网、通自来水，张建军感到很满足：“待在这里要学会享受孤独。”

　　陕西府谷县从去年开始购买府谷县长城保护工作站的巡查服务。67岁的刘东厚是负责人，他手下有13名巡查队员，平均年龄三十七八岁，每人每月2000元。他们没有节假日和周末，编成2个巡查队，4天走完一条线的全段。路上饿了就拿方便面、玉米充饥，只有到了乡镇才能吃上碗面。

　　“住在荒坡上，工作辛苦枯燥，去年走了4个。”刘东厚说，他现在听说谁家有待业青年，就一家一家上门找。

　　秦皇岛市三道关石砌长城如游龙巨蟒从崖顶逶迤而下，直插谷底，又依山背奔腾而上，形成“长城倒挂”的胜景。这样近75度的坡度，给巡护出了难题。

　　就在记者眺望间，一架无人机腾空而起，片刻后便传回清晰的影像。34岁的长城保护员张鹏说，无人机巡查长城既无死角又节省时间，将相关信息输入数据库后，还能清楚看到长城的变化。

　　有一次，他发现有人非法盗挖长城文物，便一边向上级报告情况，一边运用定位软件呼叫其他保护员前来增援，只用几分钟便将盗挖者现场控制。

　　因为用科技手段巡护长城，张鹏被称作“长城保护员2.0版”。“我特别珍惜、看重这个身份。”他说。

　　“素颜”修缮

　　甘肃省山丹县新河驿段长城与公路并行。记者沿着河西走廊驱车行进，只见长城矗立在戈壁滩上，墙体方正整齐，与群山、戈壁相互融合，景象蔚为壮观。这段长城全长17公里，2017年修复约4公里，有围栏围护，防止羊群和游客随意攀爬，向外延伸的保护范围则用界桩明确标示。

　　文物部门对长城的保护正在日益加强。

　　除架设保护围栏、安装保护界碑、划定保护范围外，各地还结合自身特点，采取有效措施保护长城。

　　嘉峪关从传统保护发展到科技保护。他们配备了巡逻车、无人机，每月把长城沿线拍一遍，巡检整体情况和周围环境变化。嘉峪关市还在关城古建筑上安装风速仪、倾斜仪，并在墙体内置裂缝仪、沉降仪等，将每年的监测报告上报国家文物局，并针对隐患，进行人为干预。

　　山海关变被动保护为主动日常维护。每年投入100余万元，文物部门在春、秋两季进行病害排查，避免小病成大病，造成大面积坍塌。

　　陕西榆林市政府协调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将现代坟墓逐步迁出长城本体及保护范围。例如，近两年榆阳区政府出资591万元，从牛家梁林场明长城走马梁1段、2段，迁移了361座现代坟。

　　记者从国家文物局采访了解到，《长城保护条例》实施以来，中央财政安排长城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累计超25亿元。“十三五”期间，国家文物局共批复长城保护项目156项。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说，修完以后像没修一样，要“素颜”，这是化妆的最高水平，也是修缮的最高水平。就是说，修完以后要保留它的历史沧桑感，让它和原本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同时不让病害再发展。

　　“要做到这一点，得有足够的人和钱，而且开方子的不是江湖郎中。我们现在能动手的专家极少。”宋新潮说。

　　对此，65岁的箭扣长城修缮工程技术总负责人程永茂持相同看法。他从事长城修缮已有16年，现在手下有20余名好瓦工，大都50余岁，眼瞧着队伍变老，却毫无办法。“工作又苦又累，现在学瓦工、木工手艺的特别少。”

　　由于长城大多建在高山上，登山是工人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程永茂的队伍爬上长城最快也要1小时20分钟，早晨带上馒头、包子、热水上山，午饭就在长城上凑合一顿。在具体施工中，长城砖每块重达22斤—25斤，需要用双手来砌，并且长城墙体大多不在水平面上，砌筑时得找灵感，靠眼睛观察。

　　“老工人如果1分钟能砌一块砖，新来的可能10分钟也砌不了一块。有基本功的瓦工也需要适应，最起码得锻炼2个月。”程永茂说。

　　2016年，辽宁省锥子山长城小河口段修缮引发舆论高度关注后，“破坏性修缮”长城的现象已得到遏制，但“不敢修、怕修坏”的“畏修”心态也日益凸显。

　　相关人士告诉记者，现在国家文物局批复长城修缮非常慎重。一次批复修缮4个敌楼加4段城墙算是多的，而一般抢修就批复一个敌楼外加几十米的墙体。

　　“长城人家”说不

　　山西明长城宁鲁堡至八台子段附近，有一座残缺严重的哥特式建筑风格的天主教堂。东西方文化交相辉映，使其成为一道独特的文化胜景。游客戈振国特意让记者帮他拍照留念。

　　这个70岁的老人独自骑车从内蒙古来到山西，已经看了3天长城。“现在退休了，就想游遍祖国的山山水水。长城坚固、强大，古人真了不起。”

　　近年来，长城旅游方兴未艾。嘉峪关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李进贤说，随着“丝路游”火爆，近10年来，嘉峪关游客接待量和旅游收入平均增幅都在22%以上。

　　坐飞机抵达甘肃兰州后，湖北高校大学生马向怡和闺蜜转乘动车，开启一路向西的旅行。马向怡喜欢看有关丝绸之路的书籍和纪录片，现在踏上丝路古道，就想亲眼看看雄伟的嘉峪关，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旅游业的发展带动了“长城人家”脱贫致富。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西沟村就是一个典型。这个因修建长城而诞生的村落，位于冀辽交界的锥子山长城大毛山段脚下，常住人口约500人，已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2007年，村民叶德岐开了第一家农家乐。每到节假日，家门口就变成了拥挤的停车场，一年能赚十五六万元。十余年来，在叶德岐的带动下，村里先后建起近20家农家乐，一年四季游客不断。

　　各种本地经济也跟着“活”起来，脱贫户还借此吃上了“旅游饭”。靠卖“骆家小烧”一年增收十余万元，村民老骆搬出了老房子；脱贫户王殿山家的荆条蜜总是卖断货，一年稳定增收一万多元；打工多年的叶德武夫妇回村开了家超市，靠卖土特产一年收入七八万元。过去村里的笨鸡蛋要翻过山岭拿到河北去叫卖，现在不出村12元一斤都不够卖。

　　然而，游客人数的增多、素质的参差不齐也给长城保护带来压力。

　　记者发现，在辽宁省锥子山长城大毛山段多个敌楼内，墙体遭游客涂鸦，饭盒堆放成堆。长城沿线还有游客扔下的矿泉水瓶、食品包装袋等垃圾。

　　作为长城保护员，叶德岐每次巡护都要清理游客的涂鸦，粉笔写的能用抹布擦掉，但刻上去的字迹，却无法清理。

　　时至今日，偷长城砖的现象仍未杜绝。叶德岐说，偷砖人专挑人少时拿，由于砖沉，一般就往包里塞一块。“有游客偷砖被我看见了，说给我500块钱让他把砖拿走，被我拒绝了。”

　　山西大同月华池是长城上有名的袖珍小堡。一个女游客站在一截断墙顶部，旁若无人般吹着唢呐，几个游客也往上爬去。而在月华池的脚下，不仅竖着围栏、文保碑、“保护长城，请勿攀爬”的警示牌，还有专门供游客观光的塔台。

　　“越出名的长城，游人踩踏越多，损坏越严重，必须加强管护。”程永茂说。

　　在陕西榆林，记者遇到31岁的柳诚志。他从去年5月开始，从山海关老龙头出发，独自有记录地徒步长城，一边捡拾垃圾，一边通过自媒体平台宣传长城。

　　“一路走过来，刻字、乱扔垃圾是人们对长城的最大伤害。大家对长城的保护意识整体很弱，对它的了解和关怀很少。”柳诚志说，应该积极推动以长城、黄河、大运河等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乡村、社区。

　　长城是有生命的

　　长城从来不乏爱慕者。

　　20世纪初，美国探险家威廉·盖洛全线考察、拍摄长城。近一个世纪后，英国人威廉·林赛重摄了当年长城探险者拍摄过的地方，讲述它的百年变迁。

　　甘肃省山丹县新河段明长城，一方碑刻记载了一段佳话。1998年，日本亚细亚文化国际交流会会长棚桥篁峰来山丹考察长城，热爱之情油然而生。次年，以他为首的一个约60人的日本老年团带着募捐款，主动参与到长城修复中。

　　中国本土保护长城的志愿者更是不计其数。有人发现破坏长城的行为主动举报，有人现场监督长城附近施工，有人为全县长城著书立说，还有人自掏腰包为长城保护鼓与呼。

　　56岁的袁建琴退休后，成为大同市长城文化旅游协会会长。她带领80余名会员撰写公众号推文宣传长城，发展羊倌保护长城。天刚亮，她就开上自家车，带上无人机和运动相机出发了，晚上经常整理资料到深夜。

　　她告诉记者，过去一年，她有330多天在跑长城，为此花费了15万元。

　　在巡查长城中，袁建琴发现羊蹄子对长城破坏很大，一些摄影人为拍张好照片，甚至故意把羊群往长城上赶。她灵机一动，希望说服羊倌，化“敌”为友。通过耐心讲解及送粽子、衣服、红袖章等“暖心”活动，现在46个羊倌成为长城保护志愿者。

　　记者跟随她前往山西大同宁鲁堡段考察长城，接近目的地时因前方施工无法通行。听说我们是来看长城的，工人们七嘴八舌地提起宁鲁堡的羊倌张根如，“老张常说，谁破坏长城，他就跟谁拼命。”

　　“长城是有生命的。什么时候没人再破坏它，我的目标就实现了。”袁建琴说，虽然现在人为破坏长城的行为少多了，但远没杜绝。

　　为给这一世界奇迹长久留档，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正在建立长城全线的图像与三维数据库。从2018年至今，他们已为5500公里的明长城墙体留下数字化档案，预计年底将完成明长城的拍摄。目前，他们已启动拍摄汉、宋、北魏、东魏长城。

　　“我们这样的拍摄就是超低空的遥感考古。当飞机在几米到50米左右范围内，每块砖都能拍见，具有考古意义。”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研究员李哲说。

　　近4年的拍摄过程中，他们摔坏十几架无人机，即使是零下20摄氏度的天气，仍然在长城上一坐就是两个小时。

　　然而，一个个新发现让他们觉得再苦再累也值得。李哲告诉记者，他们在河北秦皇岛地区发现了突门，这是春秋时墨子记述的一种重要暗门类型，现在已非常罕见，体现了珍贵性和军事智慧的传承。此外，他们还了解了积薪堆在明长城上的间距、数量、类型等，搞清了在没有手机的时代，古人如何传递信号。

　　“我们对长城的现有认知存在扁平化、同质化的局限。仅色彩而言，新发现打破了‘长城灰’的固有观念，我们被具有景观艺术魅力的长城深深震撼。对它每类要素、设施、特征的全线采集与统计，都充分感受到祖先的伟大。”李哲说。

　　在航拍中，李哲也发现长城的很多伤痕。他们正在做的数字化工作，将为长城建立数字档案、监测病害发展、阐释古人智慧，使长城价值得以延续。

　　未来，腾讯将与天津大学合作，把长城的全真三维影像通过手机或电脑展示给用户。近5年来，腾讯已累计捐款3500万元用于箭扣、喜峰口长城的修缮和提升公众对长城的认知。

　　“希望通过数字技术和产品，让公众看到长城不为人知的侧面。”腾讯基金会高级项目经理马尧说。（记者王飞、王学涛、杨一苗、高博、何问、郎兵兵、丁非白、赵倩、方问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