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黄土高原，沟壑纵横，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寨沟遗址坐落其间。经过系统性考古发掘，一个沉睡约三千年的晚商方国，逐渐走入公众视野。

  近期，第六届世界考古论坛揭晓重大田野考古发现成果展示项目，寨沟遗址位列其中，标志着其学术价值获得国际考古学界的高度关注。

  2024年9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指出：“中华文明五千年，还要进一步挖掘，深入研究、阐释它的内涵和精神，宣传好其中蕴含的伟大智慧，从而让大家更加尊崇热爱，增强对中华文明的自豪感，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代一代传下去。”

  寨沟遗址的系统发掘是践行这一重要指示的生动实践——这里的“多峁一体”布局独特，出土的高等级器物与殷墟文化高度契合，文化遗存更是兼具中原风格与北方特色，为探源中华早期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破译不同文化间交融互动的密码，提供了关键性的实物证据。

  发现晚商方国

  冬日冽风掠过夯土断壁，寨沟遗址显得格外清寂辽远。何以认定这是一个晚商方国？系统的考古工作正逐步揭开其源头面貌。

  “判定寨沟为方国遗存，都城级的聚落规制是核心依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孙战伟说。在寨沟遗址核心区域寨塬盖的2万平方米塬顶上，规模宏大的商代建筑群规制俨然。这里出土大量石磬残片及陶片、卜骨。“这些礼乐、祭祀物品的发现，昭示着此地曾是这一区域权力的中心地带。”他说。

  这是陕西清涧寨沟遗址寨塬盖夯土建筑群（2025年12月9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 摄

  不止于此，从核心区域到周边山峁的层级布局，更展现出方国都城的雄浑样貌。以寨塬盖为中心，十余座山峁划分为功能明确的礼仪、墓葬、生产区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种建荣说，“多峁一体”的格局，融合了中原营国理念与本土地理环境，构成了方国都城的系统格局。

  各类高等级墓葬遗存的发现，进一步印证了寨沟的方国属性。这里发现了殷商文化圈以外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等级最高的“甲”字形贵族大墓群，最宏大的墓葬土方量达8800多立方米。“墓葬规模的土方量堪比殷墟王陵，甚至高于很多殷墟王陵。”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说。

  这是陕西清涧寨沟遗址寨塬盖夯土建筑群（2025年12月9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 摄

  在殷墟遗址出土的甲骨卜辞中，曾记载商王朝周边方国林立，且多以“某方”相称。它们与中原的殷墟遥遥相望，共同组成了商王朝政治版图，而寨沟遗址的考古发现，则为这幅图景补上了重要的一块“拼图”。

  孙战伟说：“寨沟遗址是商代方国考古的重大突破，揭示出商代晚期陕北地区存在高度发达的方国政权，为解读商代边疆方国政治地理格局提供了核心实证。”

  实证文明交融

  在礼仪制度与物质文化层面，中原影响深远。高等级的“甲”字形大墓形制、青铜礼器等，都与殷墟文化高度契合。鱼塔梁出土的青铜陶范，其雕刻的云雷纹、联珠纹与殷墟如出一辙，这改写了历史认知。“证明陕北并非青铜文明‘输入地’，而是拥有自主铸造能力的‘生产地’。”孙战伟说。这一发现是中原铸造技术与本地生产实践深度融合的明证。

  这是陕西清涧寨沟遗址后刘家塔墓地出土的铜车马器（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同时，遗址也闪耀着适应本土的创新智慧。寨塬盖上宏大的建筑群，其下沉式院落与高耸夯土墙的巧思，体现了对黄土高原环境的卓越适应。在一处门道发现的中国最早木地板实物，完整呈现了当时的建筑技术创新。M3墓葬出土的双辕车，装饰精美，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指出，这将我国双辕车的出现时间上推到了商代晚期，是车辆制造本土发展的重要例证。

  这是陕西清涧寨沟遗址后刘家塔墓地出土的卜甲（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更广阔的交融图景，通过跨越地域的物产交流得以勾勒。遗址中出现的泥蚶、货贝、扬子鳄骨板、花龟等遗存，来自长江、珠江流域甚至南海。“这些跨越山海的生灵与物品，尽显晚商先民对多彩生活的热切向往，也展现了当时远距离贸易与文化交流网络的活跃。”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特聘教授胡松梅说。

  此外，多学科研究揭示了社会生活的细节。对人骨的分析显示，贵族饮食中动物蛋白摄入显著高于平民，反映了社会阶层分化；而人群普遍患有较高比例的骨膜炎，则可能与他们长期在沟壑间劳作行走有关，是黄土高原生活方式的真实写照。

  追问无铭之谜

  尽管收获丰硕，寨沟遗址仍留给考古学界一个巨大的悬疑：这个显然具备雄厚实力的方国，究竟对应甲骨卜辞中的哪一支？其族属为何？

  问题的核心在于铭文的缺席。在经过考古发掘的“甲”字形墓葬中，出土了大量青铜礼器、金玉饰品、彩绘漆器。“这些物品规格之高足以印证墓主身份绝非寻常，但是我们对出土遗物进行逐件检视，却没能找到一处铭文。”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馆员于有光说，没有青铜器上的族徽，没有玉器上的刻字，没有甲骨上的卜辞，仿佛被刻意抹去了所有身份印记。

  这是陕西清涧瓦窑沟墓地出土的雕花象牙器（2025年12月8日摄）。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 摄

  在商代的礼制体系中，铭文是部族的重要标识，殷墟贵族墓葬里，甲骨上的卜辞、青铜器上的铭文比比皆是，或记录族属，或镌刻功绩，或记述祭祀，是判定族群源流、彰显身份的核心依据。孙战伟说：“寨沟的‘甲’字形大墓，规模可与殷墟王陵媲美，却连一件带铭文的器物都没有，这在商代考古中非常少见。”

  对于这一现象，学界存在多种推测。有观点认为，这可能与当地族群特有的文化习俗或丧葬观念有关，即遵循“不铭于物”的理念，有意避免在随葬品上留下文字标识。另一种分析指出，在漫长的历史中，墓葬可能遭遇严重盗扰，带有关键信息的器物或已流失。也有学者从政治角度考虑，认为在商王朝边疆复杂的政治环境下，刻意隐匿明确的族属标志，或许是一种生存策略。

  这是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文物保护实验室拍摄的瓦窑沟墓地M3号墓出土的双辕车（2025年12月12日摄）。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 摄

  “尽管存在谜团，但寨沟遗址的实物遗存本身，已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认知。曾经身影模糊的商王朝北疆，在追问和研究中正一步步变得清晰、生动而具象。” 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孙周勇表示，寨沟遗址的考古发现，是一次对商代北疆方国文明的深度探源，展现出一幅文明交融的生动画卷，不仅填补了商代北疆文明研究的诸多空白，更为世界范围内探讨早期国家与周边地区的互动，提供了来自中国的关键实证。

  文字记者：贺占军、杨一苗、孙丽萍

  视频记者：孙正好、李一博

  海报设计：邱星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