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一群来自巴蜀大地，在日本侵华战争中遭遇无差别轰炸的平民受害者，踏上了跨国诉讼、对日索赔的漫漫征程。从2006年10月案件首次开庭到2019年12月终审判决，共历时13年。

  近日，诉讼原告团成员、成都大轰炸受害者后代杨小清将2015年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此案的一审判决书捐给了成都市档案馆。在判决书中，日本法院以85页的篇幅，认定了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重庆、成都、乐山、自贡、松潘实施轰炸所造成损害事实的暴行，但驳回了原告提出的“谢罪和赔偿”请求。此后，诉讼历经二审、三审（日本是三审终审制），均维持原判。

  历史不容忘却。这场诉讼“马拉松”虽然在日方的法律程序中败诉，但其意义重大：它标志着日本从法律事实上首次正式认定对重庆、成都、乐山、自贡、松潘等地人民犯下的罪行。诉讼中涉及的法律问题的争论，也引发了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国际人权法和人道法的思考。

  回望这场镌刻历史的跨国诉讼，它绝不是终章。它将鼓舞人们，在追寻正义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滔天罪行

  1939年6月11日傍晚，距离成都36公里的四川金堂县，8岁的男孩余勋坦坐在自家院坝的古槐树下，远远看到东边飞来一架架飞机。

  飞机每3架一组，排成“品”字形，一共27架。飞过槐树顶上时天摇地动，随后继续向着西边成都的方向飞去，远远地排成一字。两三分钟后，轰隆隆的巨大声响传来，在金堂都能感到地面的震动。

  多年以后，男孩成为作家流沙河，在晚年的散文集《老成都：芙蓉秋梦》中再次回忆起令他终生难忘的场景。

  那一天，“天府之国”成为人间地狱，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死伤无数。

  东御街铜匠铺的学徒夏官寿，当天通过屋顶的“狮子口”目睹了日机扔下炸弹的全过程。伴随震耳欲聋的轰鸣，烟雾四起，隔壁传来蒋嬷嬷的惨叫声。当他摸着一根撑遮阳棚的木棒回到地面时，才发现左脚穿的草鞋已被鲜血浸透。母亲卖掉了老家的房子，还借了铜匠铺师傅的钱，才保住了他的腿。

  城市另一边，一位年轻的母亲抱着刚出生4个月的儿子吴及义躲在城东郊外，她的丈夫吴荣芬放不下家里经营的客栈，没有和妻儿一起“跑警报”。炸弹将他家和客栈夷为平地，一具烧焦的遗体，一块烧黑的怀表是他留在世上最后的痕迹。

  1941年7月27日，日军实施了又一场惨绝人寰的无差别轰炸。108架日机飞临成都上空，分4批向市区投下炸弹。家住成都金河街的11岁少女安绪鸿被日军轰炸的弹片击中腹部，在母亲的怀里永远闭上了眼睛。弹片擦着她9岁的妹妹安绪清的头顶飞过，姐姐的惨状成为她终身的梦魇。

  成都市档案馆利用编研处处长贾燕妮说，自1938年11月8日，日机首次侵入成都市上空进行试探性轰炸，至1944年12月18日，在6年多的时间里，日机先后对成都进行了30余次空袭。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大轰炸期间，仅在成都就造成市民死亡1700余人、受伤3500余人，80余条街道被炸、1.5万间房屋被毁，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盐市口、大慈寺（今成都太古里所在地）成为一片废墟。

  重庆遭受的轰炸比成都更加惨烈。

  1938年2月18日至1944年12月19日，日军对重庆主城及周边区县狂轰滥炸，投弹1.8万余枚，民众直接伤亡3.2万余人。

  多年研究大轰炸的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退休教授刘世龙说，日军对重庆、成都等地的轰炸，是为了切断四川对前方战场的援助，更是为了摧毁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迫使中国投降。

  “日军对重庆、成都等地的轰炸是日本侵华战争重要的组成部分。日本声称其坚持了所谓‘军事目标主义’，但事实上却对商业区、住宅区、文化区等毫无军事意义的区域进行了大规模的无差别轰炸。”四川大学法学院国际法专家金明说，“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但没有对日机轰炸重庆等地平民的罪行予以起诉，日本屠杀平民的反人道罪行没有得到任何清算。”

  众人拾柴

  金明出生于重庆，儿时家中的保姆是位孤苦无依的人。年纪大些后他才知道，当年的重庆大轰炸中，保姆两个年幼的儿子都被闷死在密不透风、拥挤不堪的防空洞里。

  多年后，金明成为国际法专家。一场跨国诉讼，将他的私人记忆与夏官寿、吴及义、安绪鸿的家族连在了一起。

  2004年4月，在多位大轰炸亲历者、学者以及日本律师的推动下，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原告团成立了。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徐勇、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刘世龙、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四川东方大地律师事务所律师刘琳莹、四川君益律师事务所律师徐斌等人开始在茫茫人海中寻访川渝各地大轰炸受害者，收集关键证据。

  时隔多年，许多亲历者已不在人世。但寻访一旦开始，便如一根拎起的线头串起无数珠子，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

  2006年3月30日，索赔团正式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来自重庆、乐山和自贡的大轰炸受害者及其家属代表合计40名原告，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赔偿。

  2007年1月7日，数十名成都大轰炸受害者也组成了索赔团，与重庆大轰炸索赔团建立起联系。

  2008年7月12日，原告团追加起诉，22名成都大轰炸受害者原告加入诉讼。

  2008年12月3日，原告团再次追加起诉，新增重庆、乐山、自贡及合江的受害者原告45名。

  2009年10月5日，原告团第三次追加起诉，新增重庆、成都、乐山、自贡、松潘的受害者原告81名。

  至此，来自重庆、成都、自贡、乐山、松潘等地的共计188名大轰炸受害者（含亲属）作为原告参与了诉讼。

  跨国索赔诉讼，被告是一个国家，诉讼涉及诸多国际法问题，一濑敬一郎通过刘世龙在四川寻找国际法专家。

  详闻来龙去脉之后，金明教授作为志愿者加入。此后，他围绕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国际法问题开展了大量研究和论证。

  金明精通日语的同事——四川大学法学院曾彤教授也加入进来，她为日方律师担任翻译，随调查团走街串户，留存下大量的证人证言。

  四川大学诉讼法专家伍长康教授则就诉讼涉及的程序问题逐一论证并提出建议……

  由于没有固定的场所，也没有经费，起初成都大轰炸受害者对日索赔团就在成都人民公园的茶社里碰头开会。有时为了省钱干脆就到公园的凉亭里、花台边，或坐或站，后来又转移到大慈寺茶园里相聚议事。

  一濑敬一郎每年数次从日本飞来成都，与大家商讨诉讼事宜，志愿者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川大法学院时任副院长里赞曾将学院会议室协调出来供大家使用。“小小的会议室里最初挤了好几十人，后来不断有人去世，在世的人身体也越来越差，能来的人越来越少……”金明说。

  艰难诉讼

  一审阶段的9年间，东京地方法院开庭31次，其间出现过各种突发状况。

  2008年，案件审理期间，四川发生“5·12”汶川大地震。之后一段时间，徐斌律师的收入大幅度减少，安排受害者前往东京出庭的费用捉襟见肘。

  有一次电台采访徐斌，节目播出后，一位大连的听众给他打来电话，提出资助5000元费用。“那是成都大轰炸诉讼团成立以来收到的第一笔，也是唯一一笔社会捐款，后来用作受害者达朋芳老人2012年赴日出庭的旅费。”他说。

  2011年3月11日，东日本大地震。时年73岁的成都大轰炸受害者原告团团长文仲独自一人奔赴震后东京，参加案件第17次开庭。他说，他是“为两国的友谊和未来而追问历史”。

  在日本，证据收集一度陷入僵局。

  日军空战的战斗详报原本收藏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部，借阅手续烦琐困难，复印费用较一般大学高出许多。对中方提供法律援助的日本律师和各界志愿者不计成本地收集、复印，获取了包括日机轰炸川渝地区的“弹着图”在内的大量一手材料。

  妨碍诉讼的事也常有发生。

  2011年一次出庭后，徐斌和大轰炸受害者廖世华回到东京后乐园宾馆（中日友好会馆）门口时，一伙穿着旧日本军服的右翼分子，开着一辆改装过的宣传车绕着他们打转，车身贴满标语，插着旧时日军的“旭日旗”，并用架在车顶上的高音喇叭用日语对着他们喊口号。

  还有一次，日本右翼分子将点燃的鞭炮扔在刚走出法庭的一濑敬一郎律师身上，大骂他是“混蛋”。

  法庭内的斗争同样激烈。

  2013年秋，法院主审法官单方面认为原告团申请的专家证人没有必要出庭，欲取消这一对原告团有利的诉讼程序。

  为此，原告团与其律师团在日本和中国各地开展了签名征集活动。一时间，近千张签名申请如雪片般送至东京地方法院，无数份传真让法院的传真机陷入瘫痪……同年11月，法院同意选取5名中国学者、4名日本学者、6名原告共计15人作为人证。

  “每次开庭前后，日本律师们和志愿者带着我们在东京街头分发传单、游行，向日本市民揭露这段黑暗的历史。”原告团成员杨小清说。

  杨小清是成都大轰炸死难者安绪鸿的外甥女。诉讼之初，本是她的母亲安绪清作为原告参与诉讼。但在漫长的诉讼程序中，母亲去世，只好由她继续接力……

  2015年2月25日，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宣判：承认日军在1938年2月到1943年8月轰炸重庆和四川省各地造成平民伤亡的加害事实，但以《中日联合声明》中，中方放弃国家战争赔偿、个人无国际法诉讼资格等为由，驳回全部索赔与谢罪请求。

  2017年12月，日本东京高等法院维持原判。

  2019年12月，日本最高法院终审仍维持原判。

  荒谬依据

  虽然程序终了，但多年来，关于这场诉讼的讨论仍未终止，引发的有关战争赔偿问题的讨论也还在继续。

  ——战争受害者个人在国际法层面上有没有索赔权？

  金明说，这个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法实践中已经逐步明确，答案是肯定的。他以联合国大会在关于前南斯拉夫的两项决议（1993年第48届联合国大会第153号决议、第49届联合国大会第196号决议）举例，指出两项决议均承认“‘种族清洗’的受害者有权获得损失的合理赔偿”。他还表示，日本与一系列交战国签署的“和约”中，也都将国家赔偿请求权与国民赔偿请求权分开。

  “从日本的司法实践上看，日本在其作为受害者的原子弹爆炸的诉讼中，是主张国际不法行为受害者能够享有索赔权和资格的。但是面对日本作为加害方的诉讼，日本法官却作出了不同解释，足见是一种‘双标’。”徐斌说。

  ——中国放弃了公民个人对日本的索赔权吗？

  一濑敬一郎、徐斌、金明等多名中日法律界人士认为，《中日联合声明》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的内容，并不代表中国放弃公民个人的索赔权。

  金明说：“从语义上看，中国政府放弃的仅仅是国家或政府的索赔请求权，并没有涉及或放弃国民的索赔请求权。”他还特别强调，这种文字上的解释方法，也是国际法上关于条约解释的通常或首要的方法。

  ——《中日联合声明》确认过《旧金山和约》、所谓“日台和约”有效吗？

  受访专家们一致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日本法院在判决中搬出了《旧金山和约》和所谓“日台和约”。“判决的意思是，《中日联合声明》是对‘日台和约’的‘确认’，既然‘日台和约’放弃了政府和国民的战争索赔请求权，《中日联合声明》当然也就放弃了。这是极其荒唐且缺乏逻辑的。”金明说。

  受访人士指出，回顾《旧金山和约》与所谓“日台和约”签订的过程，自始至终未获中国政府承认。

  “1951年，美国联合47个国家与日本签订了《旧金山和约》。该和约规定，这些国家及国民放弃对日本的赔偿请求权。但遭受战争创伤最巨、时间最长、损失最大的中国，未被邀参加会议，更没有在该和约上签字。1952年，日本慑于美国的压力，也基于本国政治利益、逃避战争赔偿责任的考虑，与当时的台湾蒋介石政权签订了所谓‘日台和约’。该‘和约’沿袭了《旧金山和约》解决战争赔偿问题的框架，签订后即引起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金明说。

  “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签订，日本政府明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按照国际法关于政府承认具有法律溯及力的原则，日本也应当确认当年的所谓‘日台和约’是非法、无效的。日本法院硬把三个文件拉到一起，很荒谬。”他说。

  纵然有万般借口逃避赔偿，但铁证如山的事实不容辩驳。“虽然在日本诉讼中败诉，但判决书中确认了日本军队对重庆、成都等地大轰炸的加害事实，这是用判决书的形式，固定了这一史实，这是我们部分的‘胜利’。”徐斌说。

  不懈追寻

  今天，原告团中的成都籍大轰炸亲历者，只剩88岁的达朋芳和96岁的苏良秀还在人世。

  71岁的杨小清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得到日本政府的道歉，告慰九泉之下的母亲和从未谋面的姨妈。“如果我不在了，我希望我的后代能继续。”

  一濑敬一郎已经78岁，妻子已去世，膝下无儿无女。这位为中国人打了一辈子官司的日本律师，至今依然奔走在四川与东京之间。

  2025年4月和11月，在他的牵线下，大轰炸受害者与731部队细菌战受害者遗属赴日本冲绳交流，向当地民众讲述战争伤害，并在冲绳反战雕刻家金城实帮助下，创作了浮雕“非战与和平”。

  “中国战争受害者所承受的战争伤害，并不仅限于大轰炸或细菌战，还存在多种多样的战争受害形式。对日本军队实施的残酷无差别轰炸，而日本政府至今完全不予道歉这一事实，我怀有强烈的愤怒。”一濑敬一郎说。

  徐斌说，回望一路走来的20年时光，有曾经的战争加害者希望自我救赎成为诉讼团志愿者，也有许多日本的有识之士穷尽自己所能默默支持。“但遗憾的是，日本民间的行动并未影响到日本国家的立场。”他说。

  201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时，杨小清等成都大轰炸受害者后代向成都市政府提交了请求修建大轰炸死难者纪念设施的报告。

  今天，成都大轰炸纪念墙和雕塑静立在人民公园内。纪念墙上密密麻麻镌刻着遇难同胞的名字，却留下了一半的空白——那属于湮没在历史深处、不曾被记录下姓名的遇难者们。

  每年清明，达朋芳、杨小清等人都会来到这里，祭奠，怀念，也是为了鼓励已经风烛残年的自己，继续把讨回公道的路走下去。

  公园的另一角，矗立着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碑座之上，身背大刀、斗笠，扎着绑腿，穿着草鞋的战士，永远保持着手握步枪向前冲锋的姿势。

  风雨如晦的岁月里，铁骨铮铮的巴蜀儿女用鲜血和生命铸就“无川不成军”的英勇。今天，追寻正义的征途上，他们依然在勇毅前行。（记者 吴光于 唐文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