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访谈丨为生活写注脚的人-新华网

　　种三十亩玉米的农民在田垄间写下诗行，守高速冲床的模具工在机器声中落笔成文，擦地板的家政阿姨把半生辛劳化作书页间的墨香……这是新大众文艺浪潮里的生动剪影。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名单公布，“外卖诗人”等素人写作者榜上有名，基层创作再次走入公众视野。

　　这并非个体的偶然闪光。从田间到车间，从乡村到城市，越来越多劳动者正从文学作品里“被描摹的对象”，转变为自我命运的书写者。

　　从西海固的旱塬到东莞的工厂，再到北京的街巷，我们遇见了三位创作者，他们到底在写什么？又为什么打动人？

（一）

　　“纸上有另一处人间/那里不问收成/每个人都吹着快乐的肥皂泡/像人造的五彩天堂”

　　写下这句诗的人，是宁夏彭阳县交岔乡关口村的农民曹兵。

　　山路蜿蜒，黄土连绵，曹兵的三十亩玉米地“麦地岔”就铺在层层梯田之下。他皮肤黝黑，鼻梁上架一副银框眼镜，身后是三间自己盖的瓦房。房后是高高的山坡，风一吹，杨树的叶子哗啦啦响。

　　初中毕业后，曹兵便踏上谋生之路。他守过油井、开过压路机，在工棚的孤寂中，通过网络与诗歌结缘。那时，曹兵偶然栖身于一个QQ群，十来位诗友彻夜谈诗，文字成了漂泊岁月里最温暖的灯火。2019年，为照顾父母，他回到彭阳老家种地，春种秋收之余写诗。

　　来彭阳之前，我读了曹兵2024年出版的诗集《我在田野等风吹过》，里面收录了208首诗歌。读他的诗，仿佛穿行于他不同的人生段落之间。见之前，我一直想知道：他写诗，究竟是如何开始的？

　　“其实这是无意的，诗歌字少，在手机上好打，写上以后，慢慢就喜欢上了。”曹兵和我走在拆完薄膜的玉米地里，分享写诗的心得。曾经也有人问他：“诗里面怎么孔子、老子的思想都出来了，农民咋能这样写？”曹兵笑着回应：“那也没办法，农民是真的，诗也是真的。”

　　他不排斥也不沉溺于“农民诗人”的标签。在他看来，身份标签固然占了“便宜”，但真正能让人记住的，终究是文本本身。写诗和种地道理相通——收割只在顷刻之间，此前却要覆膜、施肥、等雨、看苗；好作品同样需要反复打磨，不能仅凭灵感。

　　写诗九年，曹兵的内心渐趋平静，用他的话说，不再那么“大喜大悲”了，“只有内心平静了，写的诗歌才能不那么情绪化”。诗，为他推开了另一扇表达的窗，窗内有隐忍的悲欢和深沉的感情。他也在纸上默默耕耘出“另一处人间”，安放自己的精神世界。

　　曹兵并非孤例。在曾“苦瘠甲天下”的西海固，一支“庄稼汉作家”队伍早已破土而出。2025年5月，中国作协联合多部门开展新时代西海固文学现象调研。数据显示，仅西吉一县就有1600余人从事文学创作，先后斩获鲁迅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等国家级奖项6次，全国性奖项近40项，西海固作家在公开报刊发表作品超3000万字。文学，早已成为这片土地的名片。

　　麦地岔的土地上，写满了曹兵的诗行。他的纪实选题《麦地岔笔记》入选中国作协2026年度“作家定点深入生活”项目。几天前，曹兵的朋友圈发布了他张罗的村级图书室照片，配文：缺书！有捐赠图书请联系我，还是要试一试的。

　　黄土坡上的诗，是土地里长出的精神庄稼；千里之外的东莞车间里，另一种文字正于钢铁轰鸣中淬炼成行。

（二）

　　“精密的模具没有岔路，只有一条道，那就是抵达产品合格。可是每个人修模的手法不一样，技术的高低，会决定你要经过几条弯路，才能最终抵达合格。”写下这句话的胡云，是东莞长安镇的一名模具钳工。

　　车间里五台高速冲压床，每分钟开合220下。人从机器中间走过，会觉得那些机器不仅在冲压零件，也在冲压耳膜。胡云坐在冲床前，不慌不忙地把一卷卷磷铜从放料机送进去，等着机器一格一格把料带吐出来。

　　修模时，胡云的习惯是先想好对策，手底下跟着动起来，脑袋里腾出的那点空隙，正好用来琢磨小说——开头怎么起，结尾怎么收，偶尔还编个小故事哄自己开心。

　　模具没有岔路，但人有。1999年高考后，胡云离开江西瑞金的农村老家，做过木工，待过鞋厂。那时，他从小镇书店里买了本《水浒传》，在工棚来回翻读。后来，胡云辗转来到东莞落脚，当了模具钳工，一干就是二十多年。说起曾经四处投简历、找工作的经历，他略带笑意，但提到“没能考上本科”时，胡云很严肃，这是他心里绕不开的文学“岔路口”。

　　2012年，胡云偶然间在网上搜到了长安文学会的交流群，便加入了每季的改稿会。参与授课的陈启文老师为学员逐篇改稿、悉心指点，这成了他文学路上的重要台阶。

　　从那以后，胡云一边在工厂修模，一边在办公室的电脑上敲几笔。他开始写散文、小说，写那些藏在钢铁噪音里的心事。他写得慢，一年就一两篇，但每一篇都反复打磨。2025年6月，他的散文《岔路口》获得了第十届东莞荷花文学榜“年度散文奖”。一个月后，他和东莞另外35名素人写作者一起，赴北京鲁迅文学院参加研修班。

　　不过，他的日子并没有因为荣誉变得轻松。他书桌前的墙上写着六个字：“渴望+障碍=冲突”，这是写作的章法，也是生活本身。见到胡云的时候，他刚从老板手里接下小厂，自负盈亏，压力陡增，整天扑在车间里。“以前我跟老板打工，再怎么都能抽出时间写点东西，现在这种状态有点迷茫。”他揉搓着脸，焦虑地说。“但文学绝对不会丢。”对此他很坚定。

　　文字不仅是寄托，也是解药。胡云的童年，有一部分是在胆怯中度过的。被欺负、被围殴……那些记忆缠绕了他二十多年，直到被他写进散文《我胆小如鼠》。轻轻地“割开”自己，才发现伤口开始愈合：“我把自己剖开来写，真实地呈现自己，我觉得这是散文的第一美德。”

　　去年年底，胡云的散文在网络上受到关注，有网友留言：“曾经听遍乡野虫鸣的耳朵里充满了金属的尖叫，但他依然是二十多年前初进东莞时那个怀揣文学梦想的少年。”对胡云来说，模具靠不同的手法抵达合格，人也可以靠文学，抵达自己的彼岸。

　　东莞，“世界工厂”，也是打工文学的重镇。四十多年来，从郑小琼的打工诗歌、王十月的《国家订单》，到丁燕的“工厂三部曲”，一代代劳动者在流水线上写下属于自己的心灵史诗。

　　如今，“新大众文艺丛书”陆续推出，“烧烤诗人”“清洁女工作家”不断涌现。正如《作品》杂志社副主编郑小琼所言：“不同行业、不同身份的人从各自角度叙述‘我在做什么’，它们交汇起来，就是当下中国最丰富、最复杂的时代风景。”

　　从田野到工厂，劳动者们写下真实的生活，获得安顿自己的力量。而在北京，家政工李文丽的文字，则让城市里那些“隐形”的新就业群体被清晰地看见。

（三）

　　在北京798艺术区艺术展二楼的小空间里，李文丽正在给读者签名，她握笔的手，能看出常年劳作的痕迹，落笔却温柔，为读者写下“你像春天一样美丽”。

　　她在书里直白地写家政工的真实处境：遇到严苛的雇主，“我们的需求、情绪与工作时间都是不必在意的”；也写温暖的雇主带来的感动，写农村女性骨子里的坚韧与浪漫，写自己如何把窗户擦出“蓝天白云”。

　　文丽的“孩子缘”特别好，每次试工前，雇主家的孩子总是很快和她熟络起来。“基本上没有孩子不喜欢我。”她略带骄傲地说。我明白，所谓的“孩子缘”其实是源于文丽的热情与真诚。

　　2017年，李文丽离开老家甘肃天水，只身来到北京，成了一名家政工。那是她第一次出远门，在此之前，她种过地，干过啤酒厂搬运工，还开过馒头店。

　　2018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文丽读到家政工范雨素的那篇《我是范雨素》——“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她说，那句话读起来很震撼，“这何尝不是我自己。”

　　从那以后，每周六她都去皮村文学小组上课。路上要骑很久的车，回到家常常已经半夜十二点。“累到站着都要睡着了，但很开心。”在那里，她结识了工友范雨素、施洪丽。一群素不相识的打工者，因为文字聚在了一起。

　　皮村文学小组，这个由众多业界、学界志愿者坚守十余年的公益文学平台，成了很多进城劳动者的精神栖息地：每周一次的文学讲座，不同领域的老师前来授课；工友们互相读稿、彼此鼓励，没人在意学历与职业，只在乎字里行间的那份赤诚。志愿者、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张慧瑜感慨：“大家其实有才华，但需要土壤和空间，让他们被发现。”

　　2018年至2024年，李文丽凭一部手机，在工作间隙完成了近20万字的纪实文学《我在北京做家政》，作品被中国现代文学馆永久收藏。

　　书写最先改变的，是她与身边人的关系。书出版后，儿子打来电话，说着说着就哭了：“我以前不知道你受了这么多苦。”电话这头，李文丽也泪湿眼眶。曾经无法言说的心事与梦想，在文字里得到了理解和共鸣。村里的姐妹说她“写出了大家想说却说不出的话”，这让她更坚定了写作的意义——她不仅讲述了自己，也为一群沉默的人开了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