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题：新华社文化随笔：边疆考古作答“何以中国”

　　新华社记者王子铭

　　初秋的呼伦贝尔，天高云淡、微风拂面。几天前，第八届中国边疆考古学术研讨会在这里刚刚落下帷幕。

　　从内蒙古红山文化的田野新获，到云南先秦两汉时期墓葬的考古解读，与会专家虽关注领域不同，但心底却回荡着同样的追问：当“何以中国”成为深切的文化叩问，边疆考古，正给出怎样的回答？

　　边疆考古，不止于发现。

　　在今年2月揭晓的“2025年中国考古新成果”中，新疆吐鲁番市巴达木东晋唐时期墓群成功入选。墓中，中原之器与西域之物比邻而置，诠释出晋唐时期西域与中原“家国同风”的历史图景。

　　长久以来，人们习惯从中原地区寻找中华文明的答案，但边疆考古则提供了另一种视角。

　　内蒙古吉呼郎图墓群中，汉镜与草原风格的铜镜同出一墓；青海扎陵湖北岸，尕日塘秦刻石现于青藏高原，那是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的印记；云南河泊所遗址出土的封泥和简牍，表明这里既是古滇国都邑，也是汉代益州郡郡治所在。

　　三处边疆地区，三类不同遗存，印证同一个事实：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边疆，不是中原文明的边缘，而是不同文明相遇的驿站、交汇的渡口。

　　正如有学者所言，“何以中国，因有边疆”。边疆考古的独特价值，在于用泥土里的证据，重新审视中华文明如何在一次次交汇中彼此成就，从多元走向一体，一步步走到今天。

　　边疆考古，不止于过去。

　　走进呼伦贝尔历史博物馆，一张拓跋鲜卑南迁路线图吸引着游客的目光。从东汉初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拓跋鲜卑部族从今天的呼伦贝尔启程，一路辗转迁徙。

　　一位来自山西的游客驻足良久，转头对同伴说：“云冈石窟就是鲜卑人建立北魏后开凿的。他们从这儿出发，走了几百年，走到我的老家。”

　　那一刻，游客心头涌现的这份情愫，朴素而真切——边疆的古人曾走向自己的故乡，而自己此刻正站在他们千百年前出发的地方，中华民族大家庭自古血脉相连、命运与共。

　　当岁月掩埋的古代遗迹被重新看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宏大表述便不再是书本里的概念，变得愈发具象化，成为今人与历史相遇时，自发产生的共鸣。

　　边疆考古走出田野，归于人心，它用散落在土地深处的遗存告诉我们，这片土地上的人，迁徙交融，从未走散。

　　边疆考古，不止于考古。

　　中国边疆考古学术研讨会现场，学者们谈论的不只是哪处遗址有了新发现、哪件器物有了新断代。一个更深的议题贯穿始终：当边疆考古积累了如此丰厚的材料，中国学者能否用自己的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去讲好这片土地上的故事？

　　2024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历史上的边疆治理进行集体学习，提出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的使命任务，赋予边疆考古以更加鲜明的时代价值。

　　这意味着，边疆考古研究者们需要从中华民族边疆治理的历史和当代实践中总结经验、探索规律，产出更多原创性、标志性理论成果。

　　从“证史”到“构史”，从“补白”到“立论”，边疆考古正在完成一次学术升级，它的职责已不止于单纯的发掘、记录与讲述，更在系统性文化阐释和理论建构中，向着更好揭示边疆历史本源、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逻辑，探寻边疆治理规律的方向迈进。

　　不止于发现、不止于过去、不止于考古，犹如边疆考古的三重自觉。这是对中华文明的深刻理解，对人心深处的真切触碰，对学术使命的深切担当。

　　边疆考古，为“何以中国”作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