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波里的人民军工｜长空砺剑一架战机的跨代突围-新华网

　　1998年3月23日，成都温江机场。

　　随着一阵撕裂长空的引擎轰鸣，试飞员雷强驾驶歼-10战机昂首刺向蓝天——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三代战斗机，首次飞行取得圆满成功！

　　为了这短短二十多分钟的腾空，中国航空人整整拼搏了十二年。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就在首飞原定日期的前夜，当所有的鲜花、掌声与期待都已就位时，这架万众瞩目的战机却被紧急叫停——原因，仅仅是因为三滴油。

　　一边是苦等十二年的起飞，一边是毫不起眼的几滴油迹。要读懂这次生死攸关的“急刹车”，必须先把时钟拨回十二年前，看看这架中国人自己的“争气机”，究竟是怎么从一张白纸上造出来的。

　　1986年1月，代号“十号工程”的歼-10战机正式立项，宋文骢受命担任总设计师。彼时，国外第三代战斗机早已列装部队，而我国空军主力仍停留在二代机水平。要把跨代追赶的蓝图变成刺向苍穹的利剑，不仅要靠自己的设计团队画出图纸，更要在自己的车间里把飞机造出来。

　　第一道拦路虎，就摆在参与歼-10飞机研制的技术人员钱应璋面前——战机机身内部结构极其复杂的整体框，该怎么加工？钱应璋这样解释当时面临的困难，“一个整体框大概是一到两吨重毛坯，然后双面加工出来可能几十公斤，而且它外形是比较复杂的曲面，我们过去从来没碰到过。”

　　过去造飞机，框梁结构靠的是零件拼装、人工画模线；如今要把一两吨重的金属毛坯，双面精密铣削成只有几十公斤的复杂曲面构件，传统手艺根本无法企及。

　　没有退路，唯有向数字化制造突围！1989年，来自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与工厂技术人员展开协同攻关，一边开发软件，一边直接上工程应用。面对老专家的担忧，钱应璋和团队选择了背水一战。

　　钱应璋回忆道，“一个老专家就跟我说，他说钱应璋你胆子真大，你一边在开发，一边在应用，你们就不怕失败啊？他说哪有软件是这样子的。没办法，逼着你。我那么多大框大梁，我怎么啃得出来啊？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就背水一战了。我们没有白天晚上，没有周末星期天，没有节假日，全部在机房。”

　　机房里熬红的双眼，换来了车间里数控机床的精准运转。当昂贵的毛坯在机床上试切时，现场工长紧张得迟迟不敢按下启动开关。最终，第一件大型复杂整体框成功下线，各项指标全部合格！

　　闯过这一关，中国航空工业收获的绝不只是一件合格的零件，而是彻底打通了数字化设计、制造与管理的任督二脉，让独立自主制造先进战机的核心能力，扎根在中国自己的车间里。

　　1997年，首架歼-10战机终于组装下线，原定首飞日期定在1998年3月12日。

　　3月11日下午，首飞前的最后一次例行检查与发动机试车正在进行。到了晚上近八点，坐镇现场的歼-10研制总指挥刘高倬，迟迟没有等来试车完毕的报告。刘高倬回忆道：“我说都快八点了，怎么还没来告诉我下午开车怎么样？隐隐约约觉得是不是有啥事。”

　　预感成真了。在试车后的检查中，机务大队机械师张凤贵用眼角余光敏锐地捕捉到一点亮光——发动机底部，滴下了三滴油。

　　原因尚未查明，而首飞就在第二天清晨！北京赴现场观摩的专机航班已经排定，十多年的心血只差最后临门一脚。是按原计划冒险起飞，还是立刻叫停？刘高倬当夜拍板。“当时在我脑子里想的，什么叫质量第一？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就不允许万一，这才叫质量第一。大家都围绕说怎么办。我们已经通知北京，取消明天的专机航班，改日再飞。”

　　“改日再飞！”短短四个字，顶住的是如山的压力，守住的是对国家财产和试飞员生命绝对负责的底线。

　　飞机退回厂房，总设计师宋文骢立即带领团队取出发动机，昼夜不停地拆检、分析、反复试车。时任歼-10飞机副总设计师张立新，亲历了那场争分夺秒的排查攻关。张立新说，“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压力非常大，宋总就带着我们一起攻关，最后我们比较快地就找到了这个原因。”

　　隐患彻底排除，每一道工序重新核验归零。当那张象征着放飞许可的首飞会签表，再次递到成飞主任工艺师李凤山面前时，这位老航空人深知笔下千钧的分量。“终于盼到了首飞了。当那个总师办的工作人员，把那个首飞会签表递到我跟前，让我代表总工艺师签字的时候，我当时手觉得都要抖。”回忆当年的情形时，李凤山的声音都在颤抖。

　　1998年3月23日，歼-10战机终于迎来了真正的起飞时刻。在全场研制人员的注视下，首飞试飞员雷强驾机呼啸升空，在蓝天上划出壮美的航迹。安全着陆、走下战机的那一刻，硬汉雷强泪洒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