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期刊是传承人类文明、荟萃科学发现、引领科技发展的重要载体，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科技期刊的高质量发展受到持续关注。

作为中国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建设的重点媒体平台，近年来，《中国科学院院刊》在学术质量、品牌建设、服务能力等方面均取得显著进步。在尚无“科学思想库”类期刊、没有经验可借鉴时，该期刊如何实现从零到一的突破？在编委会与编辑团队建设方面有什么独特经验？《院刊》执行主编杨柳春向新华网记者分享了有关经验。

新华网：《院刊》于2005年转型为智库期刊，转型之初遇到了哪些挑战？又是如何克服的？

杨柳春：《院刊》最初的定位是中国科学院机关刊物，主要刊登本院发布的相关报告文章，受众面非常窄。2005年，中国科学院在实行知识创新期间，提出建设国家科学思想库的战略目标，《院刊》也由此开始改革转型。转型初期，我们遇到多重困难，既缺乏充足的稿源，也没有明确的内容形式定位。因此我们做了大量走访与调研工作，与科学家、经验丰富的管理人员等进行交流，同时查阅大量国外资料，搜集可参考的例子。我们从相关部委的期刊汲取了重要经验，确定《院刊》的定位，即围绕国家战略、中国科学院的战略部署以及和科学共同体的共同关切，从三个层面进行策划、组稿。通过长期摸索探究，《院刊》积累了丰富经验，每期会组织专刊通过结构化专题进行内容呈现和传播，获得了较好反馈。

新华网：《院刊》作为智库期刊，如何既兼顾内容高端化、专业化、研究化的特点，又具有包容性，使受众群体不局限于学术界？

杨柳春：《院刊》作为智库期刊，必须要求所有内容基于深厚系统的研究，而在研究之上，我们的关注重点便是国家政策和战略。因此，我们首先在选题方面重点关注科学与政策的有机结合；其次，我们会通过同行专家、决策层、编辑部三个维度进行综合审稿，全面提升稿件质量，让期刊文章既有科学支撑，又有政策和战略的思考，最大程度地扩大受众面。

新华网：智库期刊对编委会与编辑团队有较高的要求，在编委会与编辑团队建设方面，《院刊》有哪些独到之处？

杨柳春：《院刊》编辑部主要从三个方面提升团队的建设水平：一是建设学习型组织；二是做研究型的编辑；三是做创造性的劳动。同时，为了建设研究型的编辑团队，我们从2018年建立起了“院刊讲堂”，从政策讲解、前沿科学家分享、同行交流三个主要方向邀请嘉宾来为编辑部授课。通过讲堂学习，编辑部成员能够随时了解行业的最新发展成果和方向，为期刊的编辑工作奠定基础。同时，我们也鼓励大家“走出去”，到一线科学家实验室学习，形成研究型的编辑团队。

编委会同样在期刊建设中扮演重要角色。我们主要从两个方面组建编委会，一方面邀请各领域科学家担当编委；另一方面非常关键的是，邀请相关部委领导担任编委，他们在政策和决策层面给予我们非常多的指导，有效促进《院刊》的良性发展。

新华网：在媒体融合的大背景下，《院刊》如何利用新兴媒体，打造新型智库类学术期刊？

杨柳春：从2015年开始，《院刊》就尝试建立传播矩阵，从三个维度积极提升综合传播效果。首先，建立一些核心库，通过邮件推送、微博、微信公众号等线上方式扩大期刊影响力；其次，与主流媒体积极合作，提升传播力影响力；最后，与市场媒体达成合作，不断拓展院刊的受众面。当然，在与新兴媒体融合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内容为王，传播为要，团队为本，只有这三个维度同时发力，才能打造新型智库类学术期刊。

新华网：2019年《院刊》入选“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梯队期刊。该计划为《院刊》发展提供了哪些支撑？未来，对“卓越计划”又有怎样的期待？

杨柳春：“卓越计划”为《院刊》的发展提供了良好平台，加入该计划以来，我们的期刊开始部署国际化发展路径，我们与知网双语、爱思唯尔等平台的合作都取得了较好效果：在知网双语平台中，《院刊》的文章下载总量和引用量高居首位；在爱思唯尔网站上，来自全球177个国家和地区、2000多个机构共下载了《院刊》8万多篇次文章，这些成果都来源于“卓越计划”给予《院刊》的支持。

未来，我们也希望“卓越计划”为中文刊物给予更多支持，《院刊》也将在“卓越计划”的“大家庭”里不断深耕，继续提升期刊决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以及国际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