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 题：红色新闻人的浴血征程
新华社记者李秉宣
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展陈着一张泛黄的报纸残片。它纵23厘米，横44厘米，仅存整张报纸的三分之一。
这是《红色中华》报第264期，1935年1月21日出版，是目前已知的在中央苏区出版的最后一期《红色中华》报。
这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展陈的1935年1月21日在中央苏区出版的第264期《红色中华》报报纸残片（2026年4月28日摄，手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李秉宣 摄
这一天，是列宁逝世11周年纪念日。报纸头版刊登的列宁像和“列宁的教训”五字标题已有些斑驳，以镰刀锤头和中国版图为背景的“红色中华”报头依旧清晰。
4天前的1935年1月17日，遵义会议闭幕。这次会议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然而，距遵义1000多公里，留守中央苏区坚持编辑出版《红色中华》报的红色新闻人，此时并不知道这一重大的历史转折。
处在历史转折点的中央红军不知道，留在中央苏区的红色新闻人依旧以笔为枪，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战斗。
历史的际遇，让人动容——
当历经千难万险的红军抵达陕北后，《红色中华》报在瓦窑堡的窑洞里继续出版，于是出现了第241至264期两套期号重复的报纸。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第27个记者节到来之际，让我们一起走近这群为了新中国浴血战斗的新闻前辈们。
长征前夜
1934年4月，红军9个师在广昌以北与敌11个正规师进行正面作战，伤亡惨重，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失守。
5月18日，《红色中华》报刊发由朱德署名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宣言《武装起来，到红军中去》。
宣言以热情洋溢的文字传达了中革军委“五六七三个月扩大红军五万”的号召，动员赤少队和工农群众“以千百万群众武装上前线的热潮，加入红军去，回答敌人的大举进攻！”
《红色中华》报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发布这一历史性新闻的就是新华社的前身——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通讯社与报纸都以“红色中华”为名，由同一班人马组成。
《红色中华》创刊号《发刊词》开宗明义写道：“发挥中央政府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积极领导作用，达到建立巩固而广大的苏维埃根据地，创造大规模的红军，组织大规模的革命战争，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使革命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以达到全国的胜利。”
这是位于江西瑞金云石山乡丰垅村马道口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旧址（2026年4月27日摄，手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李秉宣 摄
瑞金市史志研究室负责人苏春生介绍说，红中社和《红色中华》报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工作重要的试验田。
此时，担任红中社社长的是从上海抵达中央苏区不久的瞿秋白。他要求《红色中华》报围绕这一中心进行报道。除了发布中央各部委的宣言书、动员令，《红色中华》报还刊登大量来自基层的鲜活报道。
“下肖区七堡乡第三村有一家农民，他们共有弟兄八人，在这次动员中……全体报名加入红军，日前他们已集中到补充师去了。”
1934年5月30日《红色中华》报第三版刊登了一则《八弟兄一齐报名当红军》的消息。如今我们已经无从知晓究竟是谁采写了这条只有100多字的消息，但透过这质朴的文字，我们依然会为当年中央苏区人民全力支援革命战争而深受触动。
翻阅这一时期的《红色中华》报，这样的报道几乎期期都有。红色新闻人以笔为枪，推动苏区掀起参军热潮，为保卫红色政权而战斗。
在9月８日的《红色中华》报上，一篇《募集廿万双草鞋慰劳红军》的文章结尾发出了这样的号召：“为了供给红军的需要，无论如何要在十月十日前完成二十万双草鞋慰劳红军呵！不要使一个红色战士赤足作战！”
在红中社的广泛动员下，中央苏区扩大红军数万人，并募集到大批战备物资，为战略转移做了尽可能充分的准备。
为调动和牵制国民党军，减轻中央苏区反“围剿”的压力，红军主力准备实施战略转移。中革军委于1934年7月命令红七军团作为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8月，又命令红六军团从湘赣根据地突围西征，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先遣探路。
8月1日，《红色中华》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对外宣布：“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不惧一切困难，以最大的决心派遣了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
这一期报纸还在头版刊登了两行通栏大标题：“拥护红军北上抗日，全中国的民众总动员起来！为驱除日本帝国主义解放中国而战！”
1934年9月，敌军继续向苏区腹地推进，石城、宁都、长汀告急。
9月29日，《红色中华》报刊登张闻天署名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指出红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比如大踏步突击到国民党军后方作战等形式，来粉碎国民党军的五次“围剿”，隐含了中央红军主力即将突围转移的信息。
10月3日，《红色中华》报发表中共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联合发布的《为发展群众的游击战争告全苏区民众》，号召苏区群众拿起武器，组织起来，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保卫自己的土地和家园。
这是《红色中华》报第240期，也是红军主力长征前在瑞金出版的最后一期。7天后，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也由瑞金出发，向集结地域开进。
这是1934年10月3日在中央苏区出版的第240期《红色中华》报版面（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生死坚守
主力红军转移后，中共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在今瑞金市云石山乡丰垅村马道口梁氏祠厅成立。项英任分局书记，陈毅任办事处主任，领导苏区军民坚持斗争。瞿秋白任分局宣传部部长，主持《红色中华》报继续出版。
“中央机关多数主要领导人全部都随主力红军走了，但这件事是保密的，不能让国民党知道，所以在外表上还要保持现状，以便迷惑敌人。这样，《红色中华》报还要继续出版。”《红色中华》报编委韩进曾这样回忆道，“编委会就只留下瞿秋白和我两人了，继续坚持出版《红色中华》报，表示中央还在这里。”
如今，梁氏祠厅还有一间复原的分局宣传部办公室。光线透过窗户照亮了屋内简单的陈设。90多年前，瞿秋白也许就是在那扇窗前伏案编辑《红色中华》报的。
为了保守红军撤离苏区的秘密，《红色中华》报仍接续长征前的期码，不报道长征红军的行动情况，内容仍以扩红、征粮、动员群众坚壁清野、开展游击斗争、保卫苏区等为主，号召苏区人民同敌人进行浴血奋战。
这场“舆论空城计”显然收到了效果。长征开始后，国民党军一直未敢大踏步进军，直到近一个月后，才于11月10日进占瑞金城。彼时，中央红军已经在湘粤边境连续突破了敌人设置的两道封锁线。
这张薄薄的报纸，在那个特殊的时期成为了迟滞敌军进攻、稳定苏区人心的特殊防线。
主力转移后，留守的他们究竟是在怎样的环境下坚持战斗的？记者沿着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的转移足迹一路追寻。
于都县城往东约30公里，群山像一道收紧的缰绳，把井塘村勒在一片丘陵谷地中。1934年12月，中共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机关迁到此处。
这是位于江西于都黄麟乡井塘村新屋组的井塘中共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旧址（2026年4月29日摄，手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李秉宣 摄
今年72岁的钟福林祖祖辈辈生活在井塘村。“父亲曾讲过，红军中有一个戴眼镜、书生模样的人，他身体不好，常常带着个药罐子。”钟福林说。
于都县党史办专家曾懿华告诉记者，红军长征后，中央分局经常转移，此时的瞿秋白身体不好，每到宿营地，大家都休息了，他还要带病审稿、写稿。
“瑞金城通讯：国民党白匪占领瑞金城以后，对工农群众施行残（惨）无人道的屠杀……以前逃跑出去的地主豪绅，都跟着白匪回来……”
这是1935年1月21日《红色中华》报第264期《瑞金城群众开展反国民党斗争》中的一段文字，也是今天我们能找到的中央苏区出版的《红色中华》报最后的报道。很难想象当年留在苏区的红色新闻人是在怎样险恶的环境下坚持斗争，又是以怎样的心情写下这些文字。
这是1936年3月23日在陕北出版的第264期《红色中华》报版面（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1935年2月5日，中央分局在危急关头接到中央发来的“万万火急”电报，依据指示组织突围。《红色中华》报的工作人员将印刷机等疏散埋藏，停止了出版工作。
新华社研究院高级编辑万京华介绍说：“瞿秋白领导留守中央苏区的红中社工作人员坚持出版《红色中华》约4个月，发行至少24期，发挥了掩护红军主力转移突围和激励苏区广大军民的作用。”
突围前，瞿秋白在井塘村主持了中央苏区的最后一场文艺演出，史称“井塘会演”。随后，瞿秋白等人从井塘村出发，拟由广东经香港转往上海。2月24日，行至福建省长汀县水口附近时，他们被国民党民团发现，激战中何叔衡牺牲，邓子恢突围，瞿秋白等被捕。
这是位于福建长汀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旧址内的瞿秋白关押处（2026年4月28日摄，手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李秉宣 摄
在狱中，瞿秋白与敌人展开了机智的斗争。后因叛徒出卖，他的身份暴露，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瞿秋白始终没有屈服，保持了一名共产党员的气节。6月18日，瞿秋白沿途唱着《国际歌》和红军军歌，在福建长汀西门外从容就义，年仅36岁。
瞿秋白牺牲的这一天，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红一方面军主力已经翻过夹金雪山，到达懋功地区，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两大主力已经实现会师。
红中社工作人员中牺牲的不仅瞿秋白一人。1935年2月，年仅23岁的红中社秘书长徐名正也在突围中被捕，随后英勇牺牲。中央苏区时期曾先后担任红中社负责人的周以栗在转移突围中牺牲、梁柏台被捕就义。
薪火相传
薪火不会因为牺牲而熄灭，而是为这份浴火的报纸埋下了重生的火种。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在瓦窑堡成立。曾任《红色中华》报秘书长的任质斌，随红九军团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任西北办事处秘书长。
据任质斌回忆：“我担任了西北办事处的秘书长并继续编《红色中华》报。其他部门也都相继建立起来。”
在任质斌的主持下，1935年11月25日，红中社在瓦窑堡恢复新闻文字广播，《红色中华》同日复刊。
由于当时尚不知道瞿秋白等在苏区继续编辑出版《红色中华》的情况，因而复刊号接续长征前的期码，为第241期。这一期的《红色中华》报以《一片欢迎中央红军声 不只举行庆祝北上大会 还有衣服食物等慰劳品》为题刊登了两则陕北群众热烈欢迎中央红军胜利北上的报道。虽然未提“长征”二字，但这实际是《红色中华》报关于长征最早的报道。
当瓦窑堡的油墨再次印下“第264期”这几个字，时空的回响跨越千里，跨越生死——
1936年3月23日，当天的《红色中华》报第一版最醒目的位置刊发消息《陕北苏区与神府苏区已取得联系 红二十八军与神府红军会合了》。
同一期号的两份报纸，在中央苏区编印的第264期记载的是浴血战斗的悲壮，而复刊后记载的已是红军会合的欢庆。前一张报纸，是困难中的坚守；后一张报纸，是走向胜利的足音。
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标志着伟大长征胜利结束。红中社与《红色中华》报及时发布捷报、通电与专题报道，向全国传递胜利喜讯。
当年那些在桐油灯下编稿的年轻人，那些在农舍里抄收电讯的报务员，那些在艰苦条件下用铅字排版的印刷工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看到陕北的复刊号，没有听到会师的欢呼声。但他们用生命守护的《红色中华》，最终在黄土高原上重新响起了呼号。
如今，在江西叶坪“红色中华通讯社旧址”的展厅里，墙上展列着《红色中华》报负责人、工作人员的照片。
黑白照片上是一张张年轻的、朝气蓬勃的面庞：周以栗、王观澜、李伯钊、钱希均、李一氓、杨尚昆、沙可夫、韩进、任质斌、瞿秋白、向仲华、廖承志……
这是位于福建长汀的瞿秋白同志就义处和瞿秋白烈士纪念碑（2026年4月28日摄，手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李秉宣 摄